很多法國人對中國的印象受了大媒体的誤導。

　　臺灣問題對多數法國人來説難以理解。

　　香港九七後沒有轉向務實而是繼續把自己當作一種「神話」。

　　美國利用戰爭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可能順手損及歐洲。

　　　　　　　　　　　　　　　——貝齊爾


　　歐洲人跑到亞洲來出版一本內容嚴肅、曲高和寡的英文刊物，不僅亞洲人會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他們，就是他們的同胞也會奇怪地問：「你們到亞洲去幹甚麼？」

　　貝齊爾正是以香港為基地，出版了這麼一本不是以大眾傳播為目的的雜誌《亞洲事務》。他對本刊記者說，他當初就是想給歐美讀者建立一個瞭解亞洲的平臺，通過亞洲國家的領導者和專家學者的獨特觀點，使歐美人士免除瞭解亞洲的困難，避免歐美人士在瞭解過程中的誤解或者曲解。

　　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受到一定誤導

　　記者：總體上，法國人對中國是如何看待的？是否還是有些神秘或者異類？

　　貝齊爾：法國人對中國的瞭解主要是通過大眾媒體，但恰恰是法國的大報，對中國多持有反對的基調；其根源在於反對共產主義，而這與斯大林時代的神秘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現在這個問題有所沉澱，但是人們往往會不加思索地據此而加以評論中國。

　　當然，現在有很多人通過到中國旅遊，改善了很多以往對中國的印象，並感到自己以往在中國的問題上受了媒體的騙。

　　對臺灣問題的概念搞不清

　　記者：法國人對臺灣問題瞭解嗎？

　　貝齊爾：臺灣問題很複雜，多數法國民眾對臺灣的歷史並不瞭解。法國的政客特別是新一代的政客，他們沒有經歷過二戰，其政治觀點、傾向還往往停留在五十年代的大背景之下，錯過了有關臺灣問題生成的那一段歷史，因此對臺灣問題也是很不瞭解。

　　此中存在著一個帶有危險性的理解誤區：很多法國人遠遠看去，一個巨大的共產主義統治的中國大陆，旁邊是一個小小的實行民主政制的臺灣，他們往往從以往的歷史推論臺灣和中國大陸：臺灣是資本主義，中國大陸如同以往的東歐一樣。由此可以發現普通法國人理解政治、歷史問題的基礎，但是在他們確定政治、歷史的角度問題上，卻祗是吸收了部分媒體的觀點。

　　這裡有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認為臺灣屬於自由世界的地區，而且很弱小，在心理上就加以認同：這個臺灣屬於西方陣營，我們必須保護。不僅法國，整個西歐都可以說是如此膚淺地來認識臺灣問題的。第二，是概念上無法理解：中國是國家，臺灣是地區，其中在主權問題上有關國家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主權與治權不同等等的爭辯，對法國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因為在歐洲沒有這樣的情況，沒有這種爭議。

　　香港需要擺脫虛假「神话」回歸務實

　　記者：作為一個在香港定居了十五年左右的外國人，您對於香港這些年來印象最深刻的是甚麼？

　　貝齊爾：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香港給自己在國際社會所塑造的形象與其實質之間，相差太遠。十五年來香港總是在向國際社會講自己的不同凡響，展示自己的「神話」，但是對自己真正的社會問題或者說是很多不足，卻沒有真正告訴公眾。我原來以為，到了九七之後，香港的這種表演會停止，而轉向比較務實。但是九七之後，香港並沒有完全擺脫虛假的外殼，繼續把自己當作一種「神話」。現在外界已經開始懷疑事實並非如此，令人奇怪的是，為甚麼九七之後香港沒有恢復常態。

　　九七之前，港英政府的宣傳基本是講香港人第一，第二是講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就造成了香港人的不安。港英政府一方面強調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另一方面強調中國是香港的最大威脅。但是這些在九七之後很快消失了，首先是英國人走了，第二就是香港人認識到以往宣傳中的那個「怪物」的威脅原來並不存在，第三是認識到以往的偏差因此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總的感覺，香港人現在已經意識到自己現在面對的政治理念、經濟問題等等，未來就是如何行動的問題了。

　　中國恢復了鴉片戰爭以前的信心

　　自主創新乃是成功關鍵

　　記者：您在香港已經十五年，而且是專注於亞洲事務，那麼您認為十五年來，中國大陸令您最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甚麼？

　　貝齊爾：與香港相比，中國大陸從八六年到現在發展很快，在經濟方面比香港更加有活力，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經落後了。

　　其中的一個因素是，中國大陸具有很好的自我組織和安排的能力，在機制和體制的改革方面做得很好。這其中，有著對自己的獨特思想文化的繼承，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這與香港有著很大的區別：很多東西是中國大陸自己發明和創造的，但香港基本上都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雖然可以發揮，但總不是自己的。

　　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個很有意思的階段，恢復了十九世紀前半葉以前的信心，從經濟上、文化上消除了一百五十年來的恥辱。這是一種再生、復興或者說崛起，這完全歸功於自己，關鍵是不再祗是模仿他人或者剽竊；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是將古老的一套東西用新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出現了很好的政經發展趨勢。

　　多極化在形成之中但是沒有成形

　　記者：冷戰之後，多極化和單極世界的問題爭論不休，科索沃戰爭撇開聯合國安理會，打破了戰後的制約機制或者說平衡框架，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聯合國是不是已經過時了？

　　貝齊爾：冷戰結束以來，新型的國際政治關係出現。以前在兩極時代，任何爭端包括戰爭都是公開的，打仗的人就是自己的仲裁，雙方都是服從於自己的目標，是霸權的世界、強權政治。當時祗是有好的理念，但是沒有超越的現實。

　　而在多極化世界中，要不要一個協調人，是主要的問題。

　　一九八九年之前和之後，可以將國際政治的歷史劃分為兩部分。前一個部分甚至可以上溯到古羅馬時代，從那時直到一九八九年之前，兩千年來都是一個強國和多數弱國；手段和目的都是相同的，目的都是為了資源、財富，武力是共同的手段。到二十世紀，手段有所變化，加上了一些口號作為借口，作為一種達到目的的「橋樑」，但是目的還是一樣的。

　　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概念變化了，出現了多極化的概念。此前的世界沒有經歷過多極化，因此我們需要首先確定概念，然後才能將這個新的政治架構管理得比較好。就是說，搞清多極化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科索沃事件的爆發本身，就說明多極化沒有成形，因為戰爭使世界一下子又回到了冷戰的解決方式。美國聲稱南斯拉夫的米羅舍維奇很壞，而我們是好的，這是冷戰的思維。對於每次爭端的出現，如果我們總是感到要有一個嬴者或者輸者的話，總是要有一個落後的、醜惡的角色的話，就表明我們目前並非處在多極化的階段－－多極化世界的問題解決方式不應該是這樣的。

　　嚴格一點說，我們目前處在多極化的發展過程之中。

　　一個反證的例子就是，人權這個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被接受的觀點，現在往往被強加上一個模式。就如同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教主告訴人們，要想進入天堂，就必須先入我的教，這就是模式：不入教就無法進入天堂。

　　對於人權，我們往往將人權作為多極化時代公認的標準，也是強加給他人。這不是多極化，而是相反，等於回到了以前的思維或者狀態。

　　多極化，就在於不同體系共存的可能性。

　　這是一個邏輯問題，目前我們還沒有擺脫單極世界的歷史階段。

　　歐盟實施抗衡美國的政策

　　記者：亞歐會議不久前召開，撇開了心有不甘的美國。這是否意味著，歐盟未來將會主動而且堅定地強化自身的獨立性，排除美國的主導？

　　貝齊爾：歐洲已經開始實施完全對抗美國的政策，當然這種話您在外交官那裡是聽不到的，但是從很多小的例子可以看出來。

　　很長時期以來，歐洲的政府和企業都在有意識地擺脫壟斷和霸權，在很多行業包括飛機、運載火箭、通訊、化工等方面，歐洲都有足以與美國抗衡的技術，很多方面是有意識地開始較勁。

　　歐元的誕生，可以說是一個抗衡美國的最好表現。伊拉克表示要求收歐元而不要美元，這對於美元無疑是一種打擊。一定意義上說，美國在二戰之後通過美元在全球金融體系中建立的獨特地位，因此產生了動搖。

　　歐盟對美國的抗衡實際上有著兩個不同的層面：一部分大陸國家（英國除外），希望建立並保護自己的架構，不再吃美國那一套。但是在另外一面，歐洲人又不能不把自己當作人權的發源地——歐洲是人權發源地，但是被美國拿去當作發動戰爭的口號和借口——因此歐盟時不時提出人權問題，強調自己對歐洲發明的人權的支持，希望擺脫美國控制的印象；但是，當聲音發出來的時候，與美國的往往又重合了。

　　美國順勢利用戰爭獲利損人

　　記者：美國很不愿意看到出現一個能夠與美元抗衡的歐元，科索沃戰爭一定程度上拖累了歐洲經濟的復甦，那麼，這場戰爭是一些專家所講的那樣，美國是有預謀地打壓歐元嗎？

　　貝齊爾：對於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是否具有抑制歐元的意图這種「陰謀論」，我認為這裡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設想阻止歐元出籠，二是利用一個現存的問題來進行假設並推理。

　　顯然，戰爭從長遠來說，從一開始就有不好的影響，會導致經濟蕭條，如意大利、希臘新出現一些問題。但是要是因此就說美國的五角大樓決心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為了阻止歐元，是不容易令人信服的。

　　戰爭本身就是金錢的消耗，因此在發動戰爭的時候就需要考慮戰爭對自己的經濟利益有甚麼影響。

　　就科索沃戰爭而言，對美國經濟來說是越長越好。九三、九四年的波希尼亞戰爭，德國和法國要撤退，但是美國似乎不愿太快解決，那麼美國會不會有您假設的這種類似的考慮呢？

　　美國是不是科索沃全方位的贏家？戰爭時間太長了，對全歐洲都不好；但是如果解決了問題，一切都會變得順利。因此應該這樣說，美國的確利用了現成的形勢，最大限度地從中獲取利益；並在自己獲利的時候，可能順手損害了歐洲的利益。

　　貝齊爾小檔案：

　　《亞洲事務》總編輯兼東方方略研究總裁，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法律（商法、國際法專業）碩士。曾經擔任法國交通部特別顧問、法國石油開發公司多個地區的部主任。曾經寫過多部關於中國歷史文化以及有關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專著。

　　（原載《中國評論》2001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