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九十年代經濟開始衰退時就率先高唱「中國經濟威脅論」。

　　外國對中國的擔憂很大程度上源於中國的「大」。

　　中國沒有，也不可能強迫那麽多外資流入中國。

　　外國用「有形之手」指責「無形之手」主要是戰略考慮。

　　　　　　　　　　　　　　　　　　——饒美蛟


　　近年有關「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言論可以説是甚囂塵上，二○○一年九月份第一期的《新聞週刊》封面，就將中國圖示爲一個貪婪地四處伸手的大章魚，封面主題就是指稱中國公司摧毁了亞洲的競争對手，文中也比較詳細地列舉了許多中國公司、産品對美國、日本以及東南亞同行形成的衝擊。而二○○一年八月十九日《國際先驅論壇報》的文章，更是認爲中國的崛起可能隱藏着一種危機，會壓制鄰國的經濟增長。還有東南亞國家的一些領導人，也紛紛針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和競争力的加强發表言論及思考對策。

　　那麽，中國的發展是否就等於威脅了其他國家的發展？中國應該如何對待這種輿論？記者就此問題訪問了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管理學家饒美蛟教授。

　　日本早就有「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觀點

　　記者：有關「中國威脅論」已經講了很多年，以前主要是指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而最近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之下，「中國經濟威脅論」真可謂高唱入雲。那麽，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饒教授：其實「中國經濟威脅論」也不是新的説法，九○年代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時候，日本就出現了這個觀點。李光耀也是在十年前就表示，中國一定會超過日本。

　　多年來，亞洲經濟發展被用「雁行理論」來描述，其中日本是領頭雁，其後是「四小龍」、「四小虎」等，都是在日本的帶動下獲得了經濟發展。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並没有完全走「四小虎」、「四小龍」的老路，而是迅速地在諸多方面快速發展，打亂了原有的「雁行」排序，現在已經隱然與日本並駕齊驅。至少，以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加上日本經濟難以調整的結構性問題，未來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從國際戰略的角度看，當一個後起强國的實力直逼位列其前的老牌强國時，産生相互的排斥是很自然的；同樣，當一個後發經濟體的綜合實力直追先發經濟體時，先發經濟體産生憂慮乃至排斥後發經濟體也是自然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對待這種憂慮和排斥。

　　目前全球經濟整體放緩的趨勢比較明顯，但是中國經濟保持了非常强勁的增長勢頭，其經濟增長率有可能超過今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的兩倍；在歐洲經濟景氣不佳、美國經濟有衰退跡象、日本經濟尚未好轉的情勢下，「中國經濟威脅論」就更加容易得到回應。

　　但是必須説明的是，李光耀並没有説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威脅亞洲其他國家的發展。

　　東南亞的擔憂起於經濟達於軍事與政治

　　記者：《國際先驅論壇報》的那篇文章説中國正在迅速取代「四小龍」和日本用十五年或更長時間建立起來的工業，且佔用了海外在亞洲投資的百分之七十，而九十年代是東南亞國家佔外來投資的百分之七十。據知今年五月在曼谷的一個有諸多東南亞國家參加的有關海洋問題的國際會議上，兩位日本的前海軍高級將領就特别强調了中國將海外投資從東南亞大量吸走的觀點，令人比較擔心這是否又是針對中國的一個陰謀，即試圖挑起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不滿？

　　饒教授：對於佔用外來投資比例的變化，新加坡總理吴作棟也在其國慶演辭中講過，就是以前東盟佔用外来投資約百分之五十，中國佔百分之三十；而現在已經是東盟百分之三十，中國百分之五十。

　　我認爲，東南亞國家對此不一定直接表現出不滿，但是肯定有所擔憂。因爲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是密切相關的，中國經濟發展，軍事實力也會相應提高。東南亞國家中半數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有不同見解乃至争端，中國軍事力量增强，就會使這些與中國有領海、領土争端的國家處於下風。其實這裏面憂心最重的應該是越南，因爲東盟國家中祗有越南真正與中國發生過軍事衝突，而且無論海上還是陸地的軍事衝突，越南都吃了不小的苦頭。應該説，這種擔憂是由經濟引發的，但是涉及到軍事和政治的層面。

　　就日本而言，由於其過去是亞洲的龍頭、經濟發展的引擎，當然不希望被中國趕上，更不要説超過，它當然不願讓出自己的領先地位。

　　上述的擔憂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中國的「大」——地大、人口數量大、經濟規模大、内需市場大、軍事力量大等等。我與黄枝連教授在很多年前就强調，學界不宜使用「大中華經濟圈」的概念，而用「中華經濟區」或者「中華經濟協作系統」的概念就比較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華人衆多的東盟國家可能對這個「大中華」比較敏感，會導致他們的擔憂。因爲「大」就容易使人聯想到擴張，特别是日本當年以「大東亞共榮圈」爲名四處侵略，更加讓人對「大、圈」不放心。但是很多瞭解中國的人還是知道中國没有擴張的意思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就説過，中國傳統上不是一個喜歡擴張的國家。成吉思汗曾經派兵攻打中亞國家及部分歐洲地區，但這不是中原政權所爲。而明朝鄭和下西洋，目的也不在佔領其他國家，與西方的殖民主義不同。

　　中國經濟的發展並非僅僅依靠外資

　　記者：將大部分外資從東南亞吸走，是「中國經濟威脅論」的一個重要依據，也的確引起了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擔憂，您認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饒教授：中國經濟的活力與快速發展，並非僅僅在於對外資的吸納，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本身，有著巨大的内需市場，否則就不能解釋爲何在全球經濟放緩、外部市場萎縮的情况下，中國經濟依舊可以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

　　其實新加坡對待中國的經濟成長是比較理智的，該國政府並没有説中國的經濟發展威脅了新加坡，而是積極地要求新加坡人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鼓勵新加坡人到中國創業，搭上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順風車。新加坡很早就在蘇州興建大規模的工業園，其目的就是擴大新加坡發展的腹地。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則坦率地承認，不能與十三億願意接受低工資的勤勞、熱情的工人進行競争，因此，馬來西亞必須爲自己尋找一個適當的位置；並表示這就是爲甚麽馬來西亞政府推展多媒體走廊的原因，其目的是爲了使馬來西亞擁有稍勝中國的優勢。

　　市場經濟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原則，追求利潤是商業投資的基本目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外來資金大量轉向中國大陸，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市場的增值能力；如果他們賺不到錢，就不會長久地將錢留在中國大陸。我想，中國没有，也不可能强迫那麽多的外資被動地流入大陸。應該説，市場經濟的無形之手將外來投資大部分推給了中國大陸，其他國家也同樣需要創造條件，讓這個無形之手爲其調配資源。

　　再有，中國因爲地大人多，雖然GDP總量已經達到一萬一千億美元，但是人均GDP還不足一千美元，不要説在世界，就是在亞洲的經濟體之中，也是比較低的。如果不是金融風暴的話，泰國、菲律賓的人均GDP都在中國之上，更不要説香港、臺灣、韓國。如今日本的GDP總量接近五萬億美元，人均GDP遠遠超過中國大陸，中國超越日本的可能性的確有，但是也需要相當的努力和一定的時間，而美國更是世界第一的經濟强國；他們説「中國經濟威脅論」，更主要的是出於戰略的考慮，未必是真的具有了實質的威脅。但是這是試圖策略地運用「有形之手」去指責「無形之手」，與市場經濟的原則不符。

　　不必解釋但還要「韜光養晦」

　　記者：既然「中國經濟威脅論」引起了東南亞國家的擔憂，中國是否應該作一些相關的解釋，或者説如何處理這種輿論呢？

　　饒教授：中國不需要解釋，也沒有辦法解釋。消除這種威脅論的唯一辦法，祗有中國不發展，但是中國大陸也不可能爲了這種輿論而放棄經濟上的努力。況且，這種「威脅」是美、日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認爲如此」，中國並沒有主動地去「威脅」别人。

　　但是，在這種情勢下處理與東盟國家的關係，還是需要比較慎重的。因爲南海是一個巨大的火藥庫，未來海洋經濟的發展，特别是對海底資源的利用，可能會强化中國與這些相關國家的矛盾。

　　經濟全球化是一種趨勢，加上WTO，世界各國在這個環境中遵循共同的規範進行競爭，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威脅其他國家的生存。

　　如果説有甚麼對策的話，我認爲中國還是應該繼續韜光養晦，繼續以經濟發展爲中心。要讓世界各國特别是東南亞國家知道，中國經濟發展並不平衡，還有很多貧窮落後的地區，農村人口的生活質素還是很低，中國爲了人民的生存必須追求自身的經濟發展。

　　香港必須認清形勢

　　積極利用內地優勢

　　記者：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十分關注中國大陸的經濟態勢，希望能夠搭上「順風車」，新加坡還有意利用大陸擴大腹地。但是作爲中國的特區，香港政府似乎對如何利用這個其他國家夢寐以求的腹地，缺乏足夠的積極性，對此您如何看？

　　饒教授：很明顯，特區政府官員的魄力不夠。就「一國兩制」的政治層面來説，把握得很好。董特首也看到了内地經濟發展的機遇，提出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但是目前來看，中國内地好，香港卻不一定好，因爲成就不是等來的。香港現在經濟衰退，如果不是中國内地經濟的支撐，香港受的傷一定更重。

　　香港在與内地的經濟發展與合作方面一直不積極，兩地高官組成的粵港經濟聯席會議成立了好幾年，如今還在紙上談兵，一直處於「講」的階段，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措。香港政府官員應該對這種合作進行比較積極的推動。

　　我的意思並非要徹底改變香港歷來奉行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因爲這保證了香港的經濟自由度。但是，現在特區政府的一些做法過於拘泥經濟上的「教條主義」，死抱一些過時的教條不放。由於自由市場有時會失靈，因此政府需要對某些事情加以適當的推動，比如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在政策層面加以協助，以便廠家順利發展。

　　香港本身的政策是有些問題的，我很早就提出，香港的人力資源政策很有問題，與新加坡相比可以説相形見絀。新加坡歷來十分關注人力資源的提高，從全球吸納人才，特别是華裔人才包括很多大陸到國外留學的人才，政府制定了相關政策鼓動這些人才留在新加坡。但是，香港對大陸的這種人才，卻限制很多。還有，特區成立後的頭兩份施政報告，都説要將香港辦成區域教育中心，但是這個不能祗是講，需要實實在在地做。要成爲區域敎育中心，首要條件就是放寬對各地學生來港深造的限制，特别是對東南亞及大陸地區。現在特區的教育政策太過於「保護主義」。説香港本地的學生不好，但是非本地生原來祗有百分之二，近幾年來才稍微放寬到百分之四但是並不滿額。不用説，新加坡的大學的外地生員比例，比香港高很多。新加坡大量吸收了來自馬來西亞、印尼及大陸的優秀大學生和中學生。

　　目前特區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看來是一籌莫展。政府官員對於過去的成功有心理依賴，因此就不願改變，反映在政策制定上就是反應太慢。要集聚社會共識，要採納好的建議，政策需要靈活，但是香港回歸後成立的「策略發展委員會」及「特設國際顧問委員會」似乎作用不大。

　　整體看，香港未來還是離不開珠江三角洲，目前需要突破粤港兩地經濟合作的瓶頸，香港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加以配合，不能總是這麼被動。過去擔心「粤港一體化」對香港有不利影響，但是現在看來，香港如果不能成功利用珠江三角洲的資源，長遠將更加不利。

　　饒美蛟小檔案：

　　現任香港嶺南大學常務副校長，兼香港商學研究所所長、管理學講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講座教授、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組織與管理學系主任等。華僑，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優異）；後留學加拿大，獲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西蒙佛喇瑟大學哲學博士，並任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一年。已出版中英文著作十餘本，過百篇學術論文。專長為企業策略及合資企業管理。

　　（原載《中國評論》2001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