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太高，將香港經濟搞死了，往往是自己造成的。

　　公務員不能讓別人勒緊褲帶自己還要過以前的好日子。

　　香港祗保障公務員利益，卻不保障營商成本。

　　錢多享受海鮮，錢少喫大排檔，大丈夫就應該能屈能伸。

　　　　　　　　　　　　　　　　　——蔣震


　　香港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持續低迷，社會各界對前景皆有憂慮，人們似乎都無法預測香港經濟在諸多利益團體和個人的紛爭之中會「爛」到甚麼地步。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在香港白手起家、日前剛剛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頒授國際傑出成就獎校長勳章的資深工業家蔣震博士，請他為香港經濟的現狀和前景把脈。 

　　成本是經濟低迷之主因

　　香港人現在不應作繭自縛 

　　記者：香港經濟持續低迷的癥結在哪裡？您如何看待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 

　　蔣震：香港經濟持續低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不能改變這種狀況，香港就難以擺脫目前的困境。可以說，是成本太高，將香港經濟搞死了。 

　　顯然，在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香港的薪金應該下調，租金和交通費都應該下調。比如在香港僱用一個男工，基本上要八千到一萬，而在內地僱用一個同樣素質的工人祇要八百到一千。這種十倍的差距讓廠商如何選擇呢？ 

　　我不久前到新世界商場，幾萬呎的大商場僅有客人三兩位！而以前是川流不息的。沒有客人，沒有內需，沒有消費信心，香港經濟怎麼能好呢？ 

　　香港人必須理性地看待當前的經濟狀況，不能盲目地衹是講香港以前怎麼樣，也不能被譁眾取寵、不負責任的言論誤導。香港的一個一百呎的鋪頭要五千或一萬租金，而深圳衹要這個價格的幾分之一，所以深圳百業興旺。現在很多香港人到深圳買東西，往往是滿載而歸，還是成本的原因嘛。 

　　香港的成本高，往往是香港人自己造成的。比如菲傭的最低薪金定在三千六百多港元，而這些菲傭在他們本國的收入祇有三百多港元，相差十倍多；新加坡的國民收入並不比香港低，但是菲傭在新加坡的價錢也不過千元港幣，並不像香港這麼昂貴。人道當然是應該講的，但關鍵還是要看自己的經濟狀況。如果自己的經濟都搞不定了，香港人自己都沒有甚麼最低工資，有些人還要慷他人之慨表現自已的「人道」，對香港的未來是不是缺乏責任呢？對香港人的未來是不是缺乏「人道」呢？市場經濟，是不應規定最低工資的。  

　　成本祇要一降下去，我相信香港經濟很快就有轉機。即使因為歷史的原因，香港的成本要相對高一些，但是絕對不能高出深圳太多。香港人必須適應變化了的環境。 

　　「量入為出」是最基本原則

　　死守既得利益將一無所有 

　　記者：香港連年出現龐大財赤，財赤現在佔香港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大大高出其他國家百分之三的水平，已經達到很高的風險水平。但是，社會各個利益團體以及一些個人，一部分是堅持自己的利益，一部分則是藉此「為民請願」以便爭取選票。這樣紛爭下去，香港會怎麼樣？ 

　　蔣震：香港經濟的衰退，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現在的香港需要的不僅是要找出原因，更在於要敢於面對、敢於承擔。 

　　《基本法》已經定明，「量入為出」是香港經濟的最基本原則，其他原則不應高於這個原則，否則香港會坐吃山空。 

　　香港政府應該要向全社會充分解釋，《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是必須堅持的大原則；在經濟不好的狀況下，大家就必然要減薪，這是不可避免的，否則就會嚴重影響香港的未來。 

　　香港必須對此高度關注，時間拖得越久，香港經濟復甦的困難越大。公務員的薪金和福利，在香港經濟持續不景的狀況下，需要大幅下降，這是符合「量入為出」的大原則的。就像一個大家庭，不能大家現在個個都很困難了，還必須個個拿出錢來專供某個成員過以前的好日子。這也不公平嘛。 

　　我認為，如果一些人衹是一味堅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最終將會一無所有。 

　　我曾經向董特首建議，應該讓公務員擴大自己的眼界。以往香港公務員衹是到英國一個地方受訓，但是在回歸之後、世界向資訊時代發展的今天，香港的公務員應該到三個地方受訓：要保持香港以往的體系和運作，需要到英國受訓；要學習當今的先進科技及經濟運作，要到美國受訓；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亦應該到中國大陸去深刻認識中國，同時也要瞭解臺灣的發展。 

　　所謂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見多才可以識廣。公務員如果不能主動觀察和學習外界，就會故步自封，就難以為香港的長遠發展提供優良的服務。 

　　港商優惠政策需要穩定性

　　否則會造就「流動企業家」

　　記者：您是最早到內地投資的著名香港企業家，現在香港已經明確提出要與珠江三角洲經濟進行融合，您認為在融合過程中應該注意些甚麼？ 

　　蔣震：香港人一向奉公守法，不太願意與官場打交道。因此，香港政府與內地政府應該進行廣泛而細緻的協商，支持港商在內地的發展。港商在內地發展好了，對兩邊的政府和港商，是一個三贏的局面。 

　　比如有關稅收的問題就需要調整，可以由香港收一部分，內地收一部分；如果兩邊都收，港商就吃不消了。 

　　還有一點必須重視，就是內地應該制定長期而穩定的港商優惠政策，衹有這樣才能讓港商在一個地方固定下來並不斷增加投資。 

　　比如，現在中國內地很多地方都是對外商實行「五免五減半」的優惠，就是減免各項稅費。但是當一個已經投資了十年的廠商，在遇到一個新來的生產同類產品的廠商的時候，人家有「五免」，我要交增值稅、利得稅、入口稅等很多費用，產品價格怎麼同人家競爭呢？那麼或者註冊新廠，或者祇好關閉老廠到另外一個地方再建一個享受「五免五減半」的廠子。這無論對當地經濟還是港商，都有損失。所以，我認為內地應該考慮設立比較長遠的優惠政策，比如將減半作為長久的政策，鼓勵港商在一個地方長久地發展，不要讓港商變成一批「流動企業家」。 

　　信心需要實在的基礎 

　　記者：幾年來，香港經濟不斷下滑，信心被認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以您白手起家的人生經歷，您認為重建信心應該注重那些方面？ 

　　蔣震：信心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自己的不足。比如香港政府應堅持「量入為出」，大家要改變公務員的心態。公務員薪金問題卡住了，香港經濟就卡死了。 

　　信心不是空談的，需要實實在在的經濟基礎。香港就是因為成本太高，廠家才會北上。成本降下去了，投資者才有信心；打工的收入穩定了，失業率下降了，經濟變好了，市民自然會有信心。 

　　香港號稱是一個世界的商業大都會，但是現在香港祇保障公務員的利益，卻不保障商家的營商環境、營商成本。其實，香港的商業死了，依靠稅收、賣地等政府收入發薪水的公務員能獨自生存嗎？ 

　　香港的商業活動進入大陸是必然的，大陸的人力資源成本還是很有吸引力的。港商通過進入內地降低成本，增加競爭力，也可以增加信心。香港目前的成本這麼高，廠家怎麼會對自己的產品銷路有信心呢？ 

　　香港社會各方應該多一些認真的溝通，而不是衹為自己爭取「民意」而信口開河，應當共同負責任地拿出一個可行的解決辦法。這樣爭執下去，絕非香港之福。 

　　為政治而增加商業成本非智者所為 

　　記者：您是對兩岸都頗多瞭解的資深企業家，您如何評價兩岸三通問題及其對香港經濟的長遠影響？ 

　　蔣震：其實兩岸三通祇有「直航」一項沒有實現，其他早已經做了。 

　　不能儘快實現三通，當然對臺商不利。即使臺灣現在不願意通，繞道沖繩，路程也可以近一半。當然，這樣還是增加了成本。其實，為政治而增加商業成本，非智者所為。 

　　三通當然最好是直通。我在臺灣也有投資，生產的產品與在大陸生產的沒有太多區別，但是薪金成本就高很多；如果能夠實現直航，當然對於降低成本有利。對於絕大多數臺商，實際上都存在這個問題。 

　　兩岸的政府，不應過多地拘泥於政治，而要重視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採取靈活的方式來處理三通問題。 

　　大丈夫應該能屈能伸 

　　記者：香港由於經濟下滑，引出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信心問題。您在香港白手起家，對目前港人的心態有甚麼忠告？ 

　　蔣震：錢多的時候，你可以享受海鮮；錢少的時候，也可以喫大排檔。大丈夫就應該能屈能伸。 

　　蔣震小檔案：

　　一九二三年出生，原籍山東菏澤。一九四九年隻身到香港，認真學習機械維修技藝，一九五八年以二百元創業。刻苦鑽研，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僅僅受過四年正規教育的他，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發明全球第一部十安士螺絲直射注塑機。目前他創立的震雄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注塑機生産商。他獲得多個榮譽博士稱號，並被多個大學聘為名譽教授。一九九○年捐出他名下所有震雄集團的股份，成立「蔣震工業慈善基金」，一力推動大中華工業的發展。他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頒發代表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

　　（原載《中國評論》2003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