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是岭南杰出的女诗人、学者、文献专家和文物鉴藏家，曾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她的一生功昭学林，著作颇丰，被世人美誉为“不栉进士”、“岭南才女”，是一位颇具民族气节的爱国学者。宋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此话评价冼玉清的一生，是十分贴切的。

　　博学笃行  学术人生

　　冼玉清原籍广东南海西樵简村,1895年1月出生于澳门,八岁开蒙入私塾,九岁转入较开明的启明学校，十二岁时按父亲的意愿入读澳门比较有名气的灌根学塾（也叫子褒学校），从此师从著名的改良教育家陈子褒先生长达六年之久。她聪明勤奋，颇有文名，深受陈氏救国救民的爱国精神及教育思想的熏陶，从青少年起就发愿终生献身教育事业。诚如她后来在《自传》中所说：“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家室，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褒师的教诲成了影响冼玉清一生立身行事的转折点。对这位事业上的带路人，她直至晚年仍怀着深深的眷念和感激之情，并与褒师弟子区朗若、陈德芸编校了《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并出版，以慰褒师在天之灵。

　　1918年，冼玉清随父母第一次到广州，参观了林茂草绿、曲径通幽的岭南大学，觉得此如世外桃源，乃藏身研读之所，于是转读岭大附中，而后升入岭大文学院，她虽出身富有却无丝毫富家小姐之习气，且乐于半工半读，兼任岭大附中的历史、国文教员，并开了女老师教中学男生之始。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当时便是她的学生，星海留法还得到过她的资助；师生情谊甚笃。

　　1924年，冼玉清毕业于岭南大学，并获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留校在国文系任教，从此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至教育部鉴定为甲级正教授，声誉日隆，为人钦佩。

　　天生良马，必遇伯乐。1929年，冼玉清在岭南大学讲授诗词期间，由前清翰林江孔殷和岭大国文系主任杨寿昌介绍，在澳门拜见了景仰已久，被誉为“南国诗宗”的黄晦闻老先生，以其不凡的诗艺和才学，颇得黄老的赞许，并相约重见于旧京。是年十月，冼玉清北上，于北京“蒹葭楼”再一次拜见黄老，此后书信往还，成为忘年之交。值得一提的是，黄老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令冼玉清高山仰止，时时受到激励！

　　从1929年秋至1930年夏，冼玉清北游，饱览旧京风情，这是她一段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时绘《旧京春色图》，名人文士纷纷题咏，传为文坛佳话。其间，她应邀参加燕京大学落成典礼，结识了大批名流硕学，如曾任驻藏大臣、驻英法公使的张荫棠，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大藏书家伦哲如等，不仅眼界为之大开，学识也为之广博。后写成《万里孤征录》6卷稿，自谓“阅之可使人增益见闻不浅。”可惜这一手稿于抗战期间全部遗失。

　　由于冼玉清的学识涵养日益深厚，更决心扎根岭大，服务桑梓。岭大校长钟荣光特拨“九家村”一幢房子给她专用，是为“琅玕馆”。从此，冼玉清便在这里沉迷典籍，勤力耕耘，著书立说。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她撰编了大量学术和艺术论著，其中《元赵松雪之书画》、《元管仲姬之书画》、《梁廷柟著述录要》、《粤东印谱考》、《苏轼居儋之友生》、《招子庸研究》、《苏轼与海南动物》、《陈白沙碧玉考》、《何维柏与天山草堂》、《唐张萱石桥图》、《杨孚与杨子宅》、《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等重要论文，先后刊于《岭南学报》。这些著述在书画研究，尤其在广东乡邦文献的考证方面每有创见，学术价值甚高，深为同辈学人所折服，后来她将有关论文辑成《广东文献丛考》一书。此外，她的自传体作品《更生记》于1936年出版，书中缕述自己病情之险境及经历之凄苦，妙笔生花，跃然于纸，堪称佳作。1941年，她编撰的《广东女子艺文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搜集近百名粤籍包括外省在粤的名媛闺秀之著作、诗篇，并予以评介，这是第一本有关广东女性艺文的专辑。

　　冼玉清教学研究之余，还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东文献馆委员、广东文物编纂委员、广东丛书编纂委员、国史馆协修等职务；分别编撰了《广东艺文志》稿本20卷、《文史丛书》1种、《广东文物集》10卷、《广东丛书》3集及粤人传记多篇等。为此，她奔波于各图书馆、藏书楼，曾于著名藏书家徐信符之“南州书楼”潜研累月，并辑有《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刊于广州大学的《图书馆季刊》，为搜集、挖掘、整理广东乡邦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冼玉清学术上的高深造诣离不开她深厚的国学基础。上自十三经和廿四史，以至宋元学家，历代古诗文辞，均广为涉猎熟研。她尤酷爱古典文学，并擅长诗词，诗词伴随着她的生命历程。她于研史有诗，病中有诗，省亲有诗，参观访问有诗；她以诗言志，以诗述怀，以诗寄思，以诗抒发爱国之热情。于是有了《碧琅玕馆诗集》甲、乙、丙三卷、《琅玕馆近诗》一集、《琅玕馆词钞》以及抗战期间写的《流离百咏》——这是冼玉清的力作，形象动人地记述了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之经历，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读后叹为：“一代闺门好女子，百篇诗卷怨流离”；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更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

　　冼玉清不仅博学，亦著才名，于金石书画造诣较深。少嗜丹青，曾从名画家李凤公学绘事，颇得画之“三昧”。她善工笔，多用绢本绘画，设色清淡雅致，笔意于宋人之法。现今见到的存世作品有《旧京春色图》（1930年），上绘牡丹、海棠各一帧，生动展现了北游时的旧京春色。另有《九如图》（1921年）、《水仙图》（1936年），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她亦善书法，精帖学，书体娟秀淡雅，笔笔不拘，有书卷气。她还结识了一大批书画名流学者，如叶恭绰、柳亚子、商衍鎏、岑学吕、容庚、沈尹默、王福庵、吴湖帆等，相互切磋书画艺术、倚声酬唱，于是艺事与日俱增，并辅助于研究工作。由是不辞劳苦，凡所见所藏之书画碑帖，其可考者，皆备录于册，详为考据，集成论著，故有《广东丛帖叙录》等专著面世。早年撰的《粤东印谱考》一文，后增补成《广东印谱考》专著近十万字，并存有《琅玕馆印谱》本。

　　冼玉清喜爱文物，精于鉴藏，1927年起被岭南大学委任校博物馆馆长达廿五年之久。她于治学之暇，十分留心收集书画、碑帖、陶瓷等古代文物，每遇佳品，甚而倾囊以购。至于广东文物的分布散落情况，她更了如指掌。及至解放后，国家文物局每派员南来，局长郑振铎先生必嘱其向她讨教，足见她在文物学上也同样知名于世。

　　赤胆忠心  爱国情怀

　　冼玉清虽毕其一生专心教学，潜心研究，热心艺事，但她却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之人。特别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存亡之秋，她毅然奋起笔杆，写下许多借古讽今，鼓舞士气、谴责投降的文章，如《民族英雄冼夫人》、《读宋史岳飞传》、《读宋史李纲传》、《宋代大学生之士气》、《朱九江对外之正义感》、《黄遵宪之中日战争史诗》及《述东战场之真相》等，她还曾放下教鞭，为前方将士募捐衣服，并在市政府发表了《妇女对于募制寒衣之责任》的播音演说。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冼玉清随岭南大学迁往香港。她北望中原，有“青山忍道非吾土”之句，把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化作丹青，寄于《海天踯躅图》，自谓：“忍泪构此，用写癙忧，宁作寻常丹粉看耶！”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敌手。时日寇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侦知冼玉清在港，便要她与前清翰林张学华牵头，但遭到她的拒绝。旋即冒着生命危险，化名经广州湾、柳州、桂林等地，辗转回到广东曲江仙人庙岭南大学。先生这种凛凛大节，浩浩正气，真是难能可贵！

　　抗战八年，冼玉清于流离转徙中，写的不少诗词和文章，表现了她的崇高民族气节，除《流离百咏》外，还先后发表了“抗战八记”即《危城逃难记》、《香港罹灾记》、《故国归途记》、《曲江疏散记》、《连州三月记》、《黄坑避难记》、《仁化避难记》、《胜利归舟记》等。在粤北之连州，还写了不少关于地方风物和乡邦掌故的文章，脍炙人口。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冼玉清不但没有因此而离开祖国，而且怀着满腔热情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正如她经常所说：“有一事我认为做得正确的，就是我肯跟着共产党走，解放初期，岭南大学许多名教授都已经或赴美国或去香港了。当时前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在香港办了一间崇基学院，想我去做招牌。我总不肯去，我认为我应该支持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及至她在中山大学退休，朋友学生都希望她去香港任教，家里人更希望她告老归家，但均为之谢绝，而仍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学术园地上。其间，她编辑了近百万字的《近代广东文钞》。同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多次赴省内各地视察，写下了不少反映人民群众新生活的诗篇。

　　195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任命冼玉清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继续发挥她的专长。年逾花甲的冼玉清，此时迸发出更旺盛的创作热情，进入了学术上的一个新的丰收期。她于香港《大公报》、广州《羊城晚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辑成《广东文献丛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并发表了论文《粤讴与晚清政治》、《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和最后完成了凝结着多年心血的《广东释道著述考》、《广东艺文志题解》、《漱珠岗志》等专著。

　　1965年1月，冼玉清病入广州肿瘤医院。她十分感激党和政府对她的关怀和爱护，毅然决定把自己多年积蓄存于香港的10万港元调回广州，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还将一生珍藏的图书和文物分别赠给中山大学、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民间艺术馆等单位。10月2日，冼玉清因癌症医治无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0岁。广东省文史馆、中山大学等有关单位为这位岭南一代才女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惊悉噩耗，十分悲痛，为她写下了挽诗：“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友廿五春。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斯人已逝，人颂其德。冼玉清的人生是“学术人生”，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学者“殉学”的人生，即使从事社会活动，也不离学术研究，采取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式去工作。孔子云：“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清人亦云：“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清·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冼子一生求索之道，正是育才强国之道。她将满腔爱国振邦的情怀完全融入钻研学问，传道授业解惑之中。她的学术研究，不是干瘪的文字和枯燥的说教，而是饱含人文关怀，以超越世事的精神研究世事，即知即行，用“道”来改变社会，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充分体现出的典型的人格写照。

　　立足传统  扎实治学

　　第一，扎实的文献研究，精博的国学基础。冼玉清以地方史志文献研究为主，力图为研究者夯实广东文史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文献收集、整理、考释，耗时，耗力，但颇显功底，研究者需兼备德、才、识，且专注于此，假以时日，方收宏效，即使在文史研究领域，亦被视为“苦旅”。冼子一生痴迷于乡邦文献研究，“完全生活在古籍堆中”，年轻时即立志委身教育，风华正茂之年，又不惜牺牲个人幸福来换取学术研究的“全神贯注”。其力作《广东释道著述考》，十年磨一剑，是冼子执着于学术，忘我工作的精华。冼玉清重文献、重考据的治学方法，浓缩了近代中国一大批著名学者踏踏实实、一丝不苟的治学风范。冼子文化素养深厚，精研乡邦文献、古典文学、绘画、文物鉴藏等等，乃国粹研究之“通儒”。近代中国，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以材料为重，以渊博为善，讲求扎实的学术研究和丰富、完备的材料支撑，“渊博”本身即是时人的治学理念之一。探究民国初年治学之术，又可溯于清中叶经史考据。自乾嘉以来，学术界所推崇的严谨、质朴的治学之风薪火相传，直接影响到清末民初学术氛围。冼玉清恰是此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者与守护神。

　　第二，立足传统，学贯中西。晚清以来，一大批学人鉴于西方之船坚炮利、器物文明，乃至学术先进、政治修明，学习西方文明的价值倾向较为突出。先有魏源、龚自珍等之“师夷长技”，后有王韬、冯桂芬等之“中体西用”，再有陈序经、胡适等之“全盘西化”，西学东渐之风甚盛。然而，古老厚重的中国文化自有内在的价值理路和学术取向，完全割裂传统的文化脉络，盲目逐新趋时，实难合其学术轨迹、人文要义。20世纪30年代，因有“本位文化”之说，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渐涨。

　　其间，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冼玉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确有值得吸纳之处，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文化渊源自有其道，外来思想、方法需要暗合中国之传统学术方可用之于研究中国的问题。诚如陈寅恪箴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实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冼玉清受过良好的中西方文化熏陶，谙熟各国掌故。玉清之师陈子褒“烂熟全史，而能融会贯通，鞭辟入里”，亦深研西学。他认为：“愈深于中文者愈深于西文；而中文之深必根于训诂，……欲通学西学者必通中学。” 冼玉清受其师影响颇深，在治学方面，亦以中学为本。其在《改进瓷器制造》一文中称：中国瓷器当下与外国瓷器竞争的唯一出路，在于派有经验心得之人，入英法德日诸国瓷厂学习其法，学成回国后，“一仿古，学我国之古式。一用今，仿欧美之杂器，二者兼备，然后日求精工。则以我本有之能力而胜之必可复胜于万国。”冼玉清的学术体认，反映了清末民初，中西文化交汇激荡之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充分钻研、吸纳西方文化之后，仍然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以西学的营养完善、振兴国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亲历亲为，笃行求实。冼子治学，躬耕践行，举凡文献收集、群书检阅，必至“上穷碧落下黄泉”；历史遗存必亲历其境，回到“历史现场”，以达了解之同情；传授生徒，必引之以学术正途，慧语点拨，倾囊相授。“非因袭无以创获。”冼子的学术著述传承了岭南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夯实学术基础，坚持学术实践，创建学术新说，兼容并蓄，独树一格。

　　涵养学林  人格高尚

　　冼玉清是中国传统文化忠实的守护者和传承者，爱学术胜于爱自己生命的学者。冼玉清卧病之时，依旧神游学术之中。“抵手术室，……时余仰卧榻上，思潮疾迅起伏……生命一日存在，则仔肩一日不释。……然而著作多未完稿本，降帐有前列生徒。宋元书本，校雠未竟。乡邦文献，正待编辑。……褒师遗集，尚未编成，何以尽弟子之责耶？”（冼玉清《更生记》）在“旧学渐荒新不进”的时代，冼玉清以扎实的研究、精详的考订和一个文化守护者对文化的忠贞，体现出“维系文化精神于不坠”的不朽精神。

　　冼玉清更是博大精深、涵养学林的江河，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需要帮助的学人以及社会文化事业。一位知名教授，其门下必有千百个业有所成的学生；一位著名学者，其必定以自己深邃的思想影响着学界的其他学人。冼玉清一生资助过的学人众多，都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竭尽所能，助人为善，与之同甘苦，共患难，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保存了人才实力，在知识分子的融通、互助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冼玉清学术积累靠的是自身“苦行僧似的修炼”，然而她积累学术所借助的书籍、字画、文物等等，却在身后毫无保留地捐赠给了各个文化单位，使史迹继续与学人对话，史迹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滋养后学之士。

　　冼玉清是胸怀民族大义，大智大勇的女中豪杰。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仅拘泥于对学术的虔诚，更彰显于“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耳”的誓言之中。割舍个人幸福，以兴邦立业为大志，以施教育才为己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从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她在学识上，更在人格上，塑造、培育更多的强国兴邦之才，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方式，将赤诚的爱国精神融入毕生的学术生涯中。冼玉清的人格魅力更直接体现在她于民族存亡之际，能毅然坚守知识分子的节操，大力支持前方将士，坚决卫国御敌，以一个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方式，在文学作品中，凝聚了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之情，在精神上，给时人以最大的鼓励和信心，并以实际行动树立起中国人民智慧与坚贞的、不容侵犯的伟大形象。

　　夯实基础  再创辉煌

　　即使在今天，这位世纪学人身上所折射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对广东的文化大省建设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大省建设的根基是踏踏实实的学术和文化积累工作。冼玉清毕生所为均与岭南文化的研究与建构息息相关，都是非常具体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工作。“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潜存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人们往往因熟识而忽视。以冼玉清为代表的众多默默耕耘的学者，从中挖掘出传统文化价值，使隐性变为显性，对社会生活方式起到潜移默化的指导作用。“更化则可善治”，政治建设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经济建设、思想建设亦当如此，别无终南捷径可循，只有坚持长期的沉潜研究，踏踏实实做好学术积累工作，才能取得扎实的成绩。

　　文化建设的立命之本在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以冼玉清为代表的一批近代中国学者，早年所受教育都源自于此。陈寅恪先生曾强调“在史中求史识”，从历史中获取当前处境的启示，即“通识古今”。中国人必须挖掘自己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既成的价值系统，即使在传统文化发生变化之时，这种改变也不能完全脱离民族文化原有的轨道。只有这样，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国人才会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各个学科的优秀学者，可被视为该学科文化气质的体现。以冼玉清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洁品格，是历史留给广东文化大省建设的宝贵财富。诚如有专家指出，人文学科的价值评判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以该学科最优秀学者的生活、工作的经验为标杆、为准绳，每个时代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就是通过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人格魅力体现出来的。他们的治学态度，正是一个文化守护者对待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承的态度，是激励后学的巨大精神力量。纪念冼玉清先生，学有所本，学有所成，学有所得。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大力推进文化大省建设，夯实文化建设的基础，为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周義　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