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大概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代那样，历史的大局尚未完结，而对刚刚过去的人与事的追寻，已充满了文化意义上的悬念与魅力。这或许因为在不足一百七十年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中国被迫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以现代广东文化学者冼玉清为例，五十年未满，昔日曾有幸得瞻冼氏丰姿的后学，今天仍健在者不在少数，但冼氏的风华，今人重温已恍如隔世，冼氏的气类已若绝响。现代中国巨变之局，于此可见。是故，追溯冼玉清学术人生的轨迹，稽考一代卓越学者的文化承命之脉，对当代的岭南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一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95年1月10日），冼玉清出生于岭南珠海之滨澳门一个殷实的经商家庭。〔1〕 这是一种烙印。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在大部分都留下史迹的各类不凡人物中，俱可见这种烙印。因为“殷实”，决定了他们自降生之日起的人生起点，也影响了他们日后重要的人生抉择。

　　冼玉清诞生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劫奇变年代。具体到这位数十年后成为岭南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这种判断并不虚泛。在冼氏出生前的三、四年，已在中国政坛与学界渐得大名的康有为，正在岭南羊城主讲“万木草堂”。康有为一生曲折传奇，大起大落，故其人生屡屡呈现不同的多种面目。但“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显然极具晚清时期少数优秀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纯然学术中求创变之新，于深邃思考中寄满腔忧愤。就历史文化轨迹而言，光绪十九年前后的康氏人格可谓辐射广远。就是在该年，日后在澳门教育史上创下重要史绩的陈荣衮（子褒）即投身于“万木草堂”门下。陈荣衮一生平和忠厚，据其自述，在“八股时代，入校二十年，教学三年，后复从康南海先生游。此后一便教一便学。所谓惟敩学半。其收效殊不少。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2〕 陈荣衮隐去了这样的“荣光事”，在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1893），陈、康同中该科，陈氏名列第五，康氏居八，陈入“五经魁”。据同辈人、也为近代广东教育的一个活跃人物杨寿昌追忆云，“考君乡举时，已积学能文”；“光绪癸巳举于乡，名列康南海前，卒入万木草堂受业为弟子，其服善向上，有宋儒吕荥阳在大学师小程子之风”。〔3〕 据陈氏最得意的弟子冼玉清所记，其师“光绪四年戊寅，年十六入泮，奕奕有文名。庚寅廿八岁讲学广州，设馆于六榕寺花塔后之友石斋及芥隐堂，学生六七十人，皆年长应科举者。癸巳举于乡，选五经魁，名列南海康有为先生前。读其文自谓不及，往谒大服。即执贽万木草堂称弟子，其新思想新智识即孕育于此。”〔4〕 据同为康门弟子的卢湘父所述，“陈子褒者，与予有戚谊，且为同谱。癸巳恩科中式，与康师为同年。康师第八名，子褒第五，为五经魁之一。榜发后，同年大会，子褒与康师会晤，一见倾倒，即执贽为弟子。”〔5〕 

　　陈氏比康氏仅少四岁，光绪癸巳康有为三十六岁，陈荣衮三十二岁。据梁启超回忆，初期康有为讲学长兴里，“徒侣不满二十人，齿率在十五六乃至十八九之间，其弱冠以上者裁二三人耳，皆天真烂漫，而志气踸踔向上，相爱若昆弟，而先生视之犹子。”〔6〕 陈荣衮以稳重之年，一见倾倒，自愿追随康有为左右，不以年辈为屈，甘厕身于后辈中，陈荣衮一生服膺真理，平等待人，为人笃厚忠纯的品格显见。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可不旁及的话题。在岭南近代文化史上，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历史意义远未被认识透彻。光绪二十八年（1902），满三十岁的梁启超蛰居东瀛，在叹息“笔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的感伤中，写下《三十自述》一文，其中叙述“万木草堂”岁月时如是云：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7〕

　　这是一篇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文，人皆耳熟能详，但今天仍值得辨析！“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这是一段宝贵的心灵实录。梁启超录下了一段永不磨去的思想巨变，同时不意间也直录下康有为三十多岁时真切的“历史形态”：作为一个先知先觉者，康氏具有无可抵挡的吸引力；作为一个以天下为重任的思想者，中年康有为散发着圣人般的魅力。〔8〕 万木草堂另一位性情纯和的弟子卢湘父，另有气质截然不同的回忆：“子褒与任公为友，任公先从康师游，时述师训，子褒已心仪之矣。至是子褒以予有求学之志，乃致书引与共砚。予犹豫未决，还问康师何如。子褒复书曰：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康先生尽之矣。” 〔9〕这是最为传神也是最为简洁的一语。卢氏与陈子褒同为气类，亦终身以育人为乐事，所谓“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一语将其时康有为立乎“千仞之壁”的姿态道破。一句话，这种在混沌的世变中甚罕见的感染力，已与中年康有为累年积蓄的深厚学养、百折不挠的意志、高远的历史目光融化在一起，而衍化为一种可感可亲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世局的奇变，俱使几年后被目为“保皇党”的康有为很快沦为“小丑”，故近百年来康门弟子关于“万木草堂”、“戊戌变法”的回忆多被看轻，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文风也总被视作“文人之言”。但证之史实，“康有为与万木草堂”所衍化出的独特人格魅力，并未随着转瞬即逝的纷乱世像消失，相反却影响深远，至少足足投射到两三代热血士人的身上。1927年，康有为满七十，年亦进五十五岁的梁启超撰《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文。当此之际，历经世变，师生之情已无复当年之纯，可梁氏仍怀此数十年不易“天真烂漫”之态，动情述云：

　　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既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沕乎，不知所终极。先生在则拱默以听，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噫嘻！〔10〕 

　　这是很动人的人生一幕！今天将各种史料比照，可知梁氏“寿言”绝非应酬之语。康有为晚年天游学院的弟子任启圣追忆，暮年康氏讲学，“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词，则滔滔不休。”〔11〕 这是一段同样传神的追述。任氏侍师仅年余师即辞世，数十年后任氏的回忆，满纸通篇有康氏暮年“常有盛气”、“志大言大”之慨，可见康氏一生不衰之“精气元神”对后学牢笼之深。康有为半生以“圣人”自视，一直遭后起的“革命者”肆意嘲讽。实际康氏以经年积学，将历代前贤理学经史诸家学说之精华，汇总为一种新式的人格塑造：

　　必通天人之故，昭旷无翳，超出万类。故人貌而天心，犹恐血气未能融液，将死生患难，体验在身；在有如无，视危如安。至于临深崖，足二分垂在外，从容谈笑，其庶几乎！死生不知，则毁誉谤讪如蚊虻之过耳，岂复省识？故行吾心之安，学天下谤之而不顾，然后，可以当大任也。〔12〕

　　其中最体现康氏意志的是这八字“昭旷无翳，超出万类。”此类的表述，在康氏的一生中比比皆是。这是康氏提炼人生之本，也是其“作狮子吼”振作人才之本。百年追溯，康氏最大的贡献是培育了一代新型的人格，实起有清二百年之衰。

　　上引梁氏追忆康门“论难”的情景，数年后几乎原封不动，移于八百里外晚清政局的另一重镇湖南长沙上。光绪二十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盛邀时已得大名的梁启超赴长沙开办“时务学堂”。该年初冬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康门弟子抵湘，首招学生四十人。梁启超亲拟下日后闻名天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立规十条，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等十约为生员范。“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几乎就是“万木草堂学记”的翻版。最为关键的是，万木草堂的弟子将羊城“康党”的流风在长沙翻演。据当年亲历者唐才质在数十年后回忆，“回想当年同堂诸生，为学求益，事迹至多，其最大者约有如下数端：时务学堂成立，师生情谊融洽无间，诸生有事求教，可往教习室个别谈话，听取训诲；”“忆梁先生初至主讲，甚为振奋，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学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诸生入堂，一面讲学，一面论政，意志非常兴奋”。〔13〕 梁启超晚年对此有两次重要的追忆：“（时务学堂）学科视今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14〕“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15〕“群起琦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16〕 哄动一时的湖南时务学堂实存仅年余，梁氏亦自谓“学科视今殊简陋”，但就是这一座尚未成熟的学堂，“堂内空气日日激变，”遂激发了在近代史上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今日重检“顽固保守”的湖湘宿老恶攻“康党”的言论，也可获得与“康党”的回忆互为引证的历史真相。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王先谦、刘凤苞、叶德辉等人上呈巡抚衙门《湘绅公呈》云：“（梁启超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17〕 这里“乘风扬波，肆其簧鼓”；“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四语，与康门弟子追述入万木草堂之门，便志气豪迈，往往公然“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无虚日”；〔18〕 “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上栖鸦拍拍起”之意，实如出一辙。

　　“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精神确实广被幽远。近代湖湘的“革命精神”由来有自，可是依然很难略去这样的痕迹：相识仅三年，浏阳谭嗣同便与小自己八岁的梁启超成刎颈交；“戊戌政变”，谭氏力促梁启超等同党急走避难，自己却从容坐等捕吏。两年后唐才常决意在汉口武装起事，不幸事败被擒。同与唐氏壮烈殉义者有多人，其中即有“时务学堂”生员四人。

　　即以处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万木草堂弟子而言，其勇于献身、友爱精诚的秉性，在生死之际，一一得到了展现。“戊戌政变”时康、梁家眷如何脱险，向所言之者不甚多，1916年陈子褒有《戊戌旅沪记》文，于此记之甚详，内中康门弟子危急关头如何沉着应对，使“康梁”在沪、穗家眷卒脱罗网的经历，状之如在眼前，今特录其要点为之彰显：

　　……（八月）初六，郑陶斋翁到译局，据称盛杏荪得宫内电，太后垂簾，严拿康某云。后一日，即接卓如君电“叔被擒，世尊已出京，设法救护”等语。初八，余与韩树园君（案：即韩文举）、陈侣笙君，同往金利源码头，雇一小划子以待邮船之至。（中略）初九早，郑希顾君告余等云，先生由重庆邮船平安到步，英领事保护，已入领事署去。行李一皮箧耳。树园君曰：“不得其帅，将及其卒”。遂决意再迁。因先往大同译书局晤狄楚青君，以电告先生家属商之。楚青君曰：“昨与麦孺博君熟商，此事宜守秘密，万勿电，盖初八晚孺博君与梁莲涧伯已附邮船回粤矣。”余谓树园君曰：“电亦何害，姑为之。”电报局云，广东已封电。乃商诸“广永亨”黄巽卿翁，即由法国电局电至“广州兴隆大街公善堂。”此堂乃余与何易一先生及区谦之翁创办者。电文云“易谦速往芳偕云衢往澳”，共十字。是年先生家属迁寓芳村，“云衢”则先生阖族试馆也。谦之翁于二鼓回堂，适得是电，即到先生府上，促师母等行。师母游移未决，叩以故，谦之翁哭以劝而不详之。遂检点行装作来澳计。翌日适星期，乃雇一紫洞艇浮江上，行李则寄顿米埠亲属处，十一日乃来澳，住何穗田翁家。

　　初九夜，濒行时，适五鼓，先生家属犹从容暇豫，摘杨桃一大筐赠与何家也。十一日早饭后，差役到先生府上，捕阍人阿康去。余与树园君贷赀于黄巽卿翁，亦于是日东渡矣。（中略。按：文长不尽录）初六至十一，七日内事如蝟毛，演之可成小说一巨帙。今录其切要者，某事属某日，容有记不了了，然大略如此。区谦之翁哭而不言，乃先生到港时为余称之，闻先生赠五百金以谢之云。〔19〕

　　忠厚的陈子褒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与康门另一大弟子韩文举“仓皇东渡”日本。〔20〕 陈氏显然不算康门在“维新”一役中“最有力焉”的大将，故在各式记载“康梁变法”的公私史乘中，“陈荣衮”三字皆寂然不彰。但若以深得近代中国变法精神而言，陈荣衮则可算是万木草堂弟子中的另类佼佼者。从而在“戊戌政变”此人生分水岭骤临之时，陈氏以其“爱生”的天性，选择了另一种“变法之途”。

　　陈荣衮戊戌八月赴日，该年十二月十七日（1899年1月28日）归国，总计四月有余，旋即在澳门从事开创性的“妇孺之教”。陈氏赴日，由日本神户《东亚报纸》主任、曾与陈氏为同学的韩云台安排，日本名诗人桥本海关作向导，全程考察日本小学教育规制。一看下，陈荣衮大服，许多年后陈氏回顾是次考察，仍屡屡以“五体投地”、“窃叹曰美矣备矣”等言感慨之。回望苦难的中国，碧血犹鲜的惊心“变法”，陈荣衮慨然彻悟“救国在教育耳”。而教育之根本，全系于妇孺。〔21〕 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陈荣衮即在澳门试验他的“妇孺之教”，先后开设蒙学书塾、灌根草堂、子褒学校等，悉废旧学而导以自创的柔合中西教育优长的教学法，十数年间在香港、澳门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声名鹊起。

　　四月余的日本考察，改变了陈子褒的后半生，它同时也改变了陈氏观察中国社会的视角。这种改变带来前所未有的反思，这在“康党”中很异类；作为终身与同门师弟维系深厚情谊者，陈氏却对“维新变法”有着十分深刻的议论，其中清醒的批判意识，在快意恩仇与党派利益相缠而使“革命”变得沙泥俱下的晚清政治角斗场上，极显超前的识鉴。比如在“戊戌喋血”的第二年，陈氏即借“报纸应以浅白语体开启民智”的争论，一吐胸臆：“若维新诸君，纵横议论，一言及秦始皇、明太祖，则怒发冲冠，肆口漫骂，几欲埋之于黑暗屎尿地狱而心始安者。此何故耶？为此二君者，以愚民为定盘针耳。其愚民之旨，务使国民不识不知耳。然试问斥愚民之君主者诸君也，何以自作论说又专用国民不晓之语，而甘作愚民之文字乎？”〔22〕 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陈氏从此割断了他与“康有为与万木草堂”的血脉之连。相反“万木草堂”的灵魂，已如影随形融入到他的血脉之中，引领着他的人生历程。还是在“戊戌喋血”的第二年，决定另辟救国之途的陈子褒写下《教育学会缘起》一文，劈首即云：

　　一国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中国教育古法，唐宋以后，日即泯没。有明以来，以八股取士，于是垂髫之子，入学就傅，即讽读深奥文字。例以古人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由分而合，由浑而画之教法，概乎未有闻焉。衮心焉非之久矣。去岁漫游日本，获晤彼都人士，求所谓师范校长小学校教员者，叩以教育宗旨，与夫一切条理。愈恍然于中国教育既失其本，复遗其末，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濬淪国民之智慧。且读书十年，毫无级数，汩没性灵，虚度日晷，莫此为甚。中国地处温带，国民脑慧，不让外人，而竟湮郁于野蛮教法之中，遂成今日不痛不痒世界。识微见远之士，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23〕

　　词锋寒芒，语势跌宕，尽显万木草堂弟子的英气。此种“虹光剑气”，在这位此后数十年咸称其为“妇孺之仆”的仁慈教育家的灵魂中，一直潜伏不弃。

　　光绪二十五年冼玉清五岁。光绪二十九年（1903）冼玉清正式开蒙，从这一年起她先后入读澳门林老虎私塾、启明学校等。〔24〕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岁的冼玉清转读陈子褒的“灌根学塾”。该年陈子褒四十六岁。是年，陈氏在澳门试验的新式教育已经成熟。从陈氏该年所撰《论初等小学读本》一文分析，他一直摸索的按学童年龄分级教授的新编教科书，体制已经成型。许多年后冼玉清为该文写下如是按语：“教育家多高谈理论而不肯编辑小学教科书，故小学教科书而能适合小学生程度者实不易得。惟先生为通儒而兼教育家，编一书必经数年实地试验然后刊行。故当时学生读其书者，声入心通，日日进步，真有如游琉璃世界之妙。”〔25〕 此仅其一。陈氏这位曾深受晚清激进思潮沐浴的先驱者，在其晚年却将最传统的基础之学“小学训诂”形象地称为“解字”，依程度列为七级，并视此为“子褒教育”的精髓。陈氏“解字法”的现实背景是——“今学西文之风气开矣，人情汹汹，趋之若鹜”，所谓旧学，趋新之人弃如粪土 ；但实际上要一新国民教育，“欲学童速成，莫若引之观书；欲引之观书，莫若使之多识字。”“故欲通西学者必通中学，欲通中学者必通训诂。世人动谓三千字便足用者，不过为浅人言之耳。若欲于经学史学涉其藩篱，极少亦须五千字。”〔26〕也即学童教育，“识字愈多愈妙”， 而舍训诂别无他途。〔27〕 据陈子褒的大弟子区朗若追忆，陈氏积二十年的试验，至民国初年，“陈式解字课”七级规制初告完备。〔28〕 此课表面看无甚奇异，实寓意深焉。陈氏对此有言简意赅的论述：

　　夫十三经不二字，不过六千七百有奇耳。即使偏读十三经，所识不过此数，而况近日之课本？字数几何，每日读字数几何，以一年核算之，所识新字，恐落落如晨星也。有士、农、工、商通行之字焉，是第四级字；有学人通行之字焉，是第五级字；有经史通行之字焉，是第六级字；有经史不通行之字焉，是第七级字。如其注重解字也，则十五岁之学童，必可以识第五级字。（中略）循途而施之，每日不过数字，每年一千有奇，及至十五六岁时，可以解经，可以读全史，可以作词章，可以读周秦诸子，而此后专意西文，覃精科学，何患其不深于中文也。〔29〕

　　冼玉清十二岁归陈子褒帐下，前后共八年；〔30〕 冼氏少女求学的史迹今阙如，不过上引陈氏“七级解字”的形制，却能够清晰还原冼从一个少女到一个初入学术门槛学人的成长过程。清末民初的澳门非以“人文”称盛，可一个文化史上的奇女子就在这里平静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步入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殿堂。即使冼玉清初投陈门，从“第一级字”课学起，以年计“千字有奇”，则八年光阴下来，冼玉清所识之“字”，已达陈子褒认为很理想的地步。〔31〕 据区朗若所述，陈“平生所注之心血，用于字课者为最多，亦最精”；“所讲授之经史子集以及骈散文诗词，甚而所批改之文章，所发问之策文题目，无不以字课为骨，所以生徒之获益者，每有长足进步”。陈门另一大弟子陈德芸又谓：“先生教育方法，最特别者惟字课，最收效者惟字课，最难索解人者亦惟字课”。〔32〕总此，冼玉清八年陈门受业，所得的重要学养与功力之一，即为陈子褒这“只此一家”的特殊训诂训练。陈氏临终之年尝自豪谓：“在澳(门)时完全听受七级字者,惟小女翘学及女生冼玉清。玉清从余游八年，得不称为老友乎？”〔33〕

　　更为重要的是，陈子褒非一寻常学究，不惟经学可窥堂奥，尤精史籍，“烂塾全史，而能融会贯通，鞭辟入里”（冼玉清语）。回视吾国近现代文化史，那些大梦先觉的优秀者，几无不精熟全史。有此，渗透于“陈氏教育”中的灵魂，尤重古今贯通，于史窥今。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广东，有多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改良书塾，陈子褒能留下他的口碑，无他，“陈氏教育”融汇了一个授业者目光如炬的史识与开阔的人文视界。在这点上说，陈氏是以殊途同归之径，得其师之精髓，光其师之遗绪。光绪二十五年，陈子褒作文有语谓：“师者，吾所遵而行者也。然苟无突过吾师之思想议论，而默守吾师之指授，困缚于牢圈中，则学殖颓落；”“亚氏曰：‘吾非不爱吾师敬吾师，然爱敬公理更甚于爱敬吾师’”；“中国士人，不知此义，恒有谦让未遑之意影留于脑质中……终其世在古人圈套内。”〔34〕光绪三十四年，陈氏因“笔舌狂骂”世像有感作一文，有语云“尔来维新志士，号称文明，然而操言论自由之权，作旁观笑骂之派，以口舌为硝弹，以笔札为戈矛，偶宗旨之不同，遂咆哮而大肆，（略）以子骂父，犹云大义灭亲。以弟骂师，辄曰吾爱公理。抑至此乎，不忍言矣。是宜换彼浇风，变其恶德。”〔35〕

　　陈子褒的卓越处就在他的历史判断力，使他超越了康门弟子身份的局限，在“人生的现场”已对现实的纷攘作出了独立的判断。冼玉清回忆，陈子褒此文题“为当日堂课题目，而先生自撰此篇与诸生切磨观摩，其不惮烦如此”。〔36〕 民国三年（1914），陈子褒应钟荣光之邀为复刊的《岭南学生报》作序言，首句即谓“欲新中国，必培养未死之人心；欲培养未死之人心，必由学校。未死之人心者何，少年也；”“故培养未死之人心，舍新教育之学校莫由；”“鄙人于岭南学堂称观止矣。道德，根干也；学校，枝叶也；勃勃有生气，是之谓材。”〔37〕 终其一生，这位万木草堂的弟子，教学、研史、做文章，时代感极强，历史感同样极强。这既是时代使然，也更应说是“康有为与万木草堂”历史精神的使然。唯一打上陈氏印记的是，此“历史感”既包含有澄清天下之慨，更包含远溢于事功之上的文化之真义。二十年后，此精神在冼玉清身上有淋漓尽致的展现。

　　四十年后，冼玉清在一种类若“剖白书”的回顾书写中，极见真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陈子褒）他认为要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

　　我自己认为，一有家室，则家庭事务琐碎，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好教师，亦难免失贤妻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立志决意独身不嫁。 〔38〕

　　我入学第二年即蒙先师免费，先师曾给我一信，极赞我勤勉兼聪敏，谓之两者兼而有之稀有。我深受感动。我平日极慕先师那种极负责任，与学童同甘苦数十年而不倦的精神。便立志终身从事教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我向往“贤人君子”的人格，我讲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讲话常引经据典，强调每国都有其民族特点、文化背景与历史遗传，如毁弃自己的文化，其祸害不啻于亡国。 〔39〕

　　写下此等文字时，冼玉清分别是五十七岁与六十三岁，距陈子褒之逝，足三十载。年不可谓短，也不可谓长，然世变已数“代”矣。

　　二

　　民国四年（1915），二十岁的冼玉清结束了子褒学校的学业；民国五年，冼玉清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了两年英文”。〔40〕 陈子褒在民国三年写的《岭南学生报序》中，曾盛赞广州的岭南学堂是“办学通病，岭南无之，故材特多，……制造不死之人心者，岭南学堂也”。从以上两史实，可推测二十岁的冼玉清已存游学“岭南”之念。〔41〕

　　冼玉清在晚年这样回忆，“1916年父亲又送我到香港读书。香港终是花花世界，与我的性情不相宜。有一次父母带我去广州玩，参观岭大，我觉得这地方远离市尘，真是藏修之所。于是转入岭大附中，一读读了两年中学，四年大学；”“这里远离城市，隔绝尘嚣，花影鸟声，长林衰草，都是令人留恋的。而且图书馆藏书不少，借书研究很方便。”〔42〕 

　　冼玉清在民国七年（1918）入读岭南学校附中，恰好该年四月刊行的学生读物《岭南学校提要》首页首句即云：“本校作始于三十年以前，成功将在今三十年以后。其宗旨在以最新之学识，最正之道德，以栽培吾华之青年。使出可为国家社会健全之人民，入可为家庭善良之子弟。”〔43〕 在六年前，《岭南学堂中学规则》“总纲”部分首段即谓：“本校知各生来学于此者，其宗旨莫不欲得受完全之教育，以成其高尚之人格，……惟欲为高尚之人，不可无以下诸要素：曰勤敏，曰循谨，曰恭敬，曰忠厚，曰仁爱。”〔44〕 人的一生何其漫漫，但又何其短暂，上引岭南学校所明示的教育宗旨，已经将冼玉清一生的文化轨迹涵概尽矣。三、四十年后冼玉清如是云：“我教书治学于其间，正合士大夫闲逸的口味。况且我是一个独身女子，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久居这块远离尘世的地方，过着书本的生活，恍如‘世外桃源’”。〔45〕 从现在仍可看到的多帧民国五、六年间的“岭南”校园风景照片观察：西式校舍错落有致耸立于山水间，草坪如茵映衬着天高云闲；照片中的学生着装整齐、精神饱满。九十年后的今天面对此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景象，仍足有令人怦然心动者。〔46〕

　　民国七年前后的岭南学校，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期。民国四年，学校标志性的建筑“怀士堂”建成。民国五年，学校正式成为“文理科大学”；同年，在岭南地区学校中独一无二的“游泳池”落成。民国七年，大学首次对毕业生授予学位。民国八年，学校护养院落成，多座师生员工宿舍也建起；美国哈佛、耶鲁等近十所名校“承认本校有同等程度本校毕业生得直接入研究科”。〔47〕 也是在此前后，陈门大弟子陈德芸主持岭南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的采购管理工作，据民国八年陈氏的一份馆务报告所述，此时学校图书馆共有中文图书6319册，英文图书约8600本（另由一西人管理）。〔48〕 陈德芸勤于问学，尤好古籍版本，此六千余册中文书籍大部分为线装书。冼玉清看到了一个蓬勃向上的新型学校，觅到了天然亲近的一处栖息地，随着她身心的逐渐融入，此“世外桃源”终成她的一生所系。现可找到冼玉清最早刊布的一组“碧琅玕馆诗钞”，是写于1928年以前，其中《采菊》一首头四句如是云：“高秋纷落叶，东篱色独佳。采此隐逸花，悠然豁我怀”。〔49〕若未知其人，诗显得平常兼未脱模仿之迹；然若知世知人，则此四句诗传达了一个青年女子在其而立之年的精神状态，所谓“以学校为家庭”者，有着很丰富的“家园”含义。

　　民国后的中国已处在一个军阀横行、战祸频仍的分裂局面。此时广州是这种局势的一个影子。西南各军阀势力在广州的此消彼长，孙中山最后十年在广州的几起几落，对中国政局有相当的影响，也影响着广东文化的走向。当冼玉清感慨“久居这块远离尘世的地方，过着书本的生活，恍如‘世外桃源’”时，当溢满了时代之感与身世之怜。

　　民国九年（1920），冼玉清附中毕业直升岭南大学国文系。民国十三年（1924）冼氏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此间，从民国十年至十四年，冼氏一直在学校附中兼任“历史国文教员”。〔50〕至民国十四年（1925）新学期，冼玉清被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专任助教，时年刚好三十。由此，冼玉清正式踏上艰辛的学术之途。

　　“岭大”为教会学校，中文学科向非重点，对此冼玉清耿耿于怀三十年。〔51〕但就是这么一个甚易惹人“生愁”的幽栖地，无形影响了冼玉清未来的学术取向。在此必须提到两位不可不说的“岭南人”。

　　首者为时已成为“岭大”名副其实“精神领袖”的校长钟荣光。钟氏又号惺可，广东香山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光绪十年（1884），十九岁的钟氏进广州著名学馆“陈石吴馆”受业。“陈石吴”者，即陈石樵、石星巢、吴道镕三氏，皆为其时粤省大馆名师。光绪十五年钟氏中秀才，光绪二十年中举人。钟荣光显然具备了中国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者的质素：“精于八股，粹于经文”，然又熟知世界潮流，以开放心态接受欧风美雨。光绪二十二年钟氏主持广州《博闻报》，因报纸发了篇有损基督声誉的文章，遭到在穗传教士的攻击。在处理此事件时，钟荣光反意外赢得教会长老左斗山等西人的好感，这“是为先生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之始。”〔52〕 光绪二十四年，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招生，钟荣光报名入学，这位其时在广州已大有“名堂”的举人，时年已三十二岁了。〔53〕 光绪二十五年，钟氏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钟荣光的与众不同，使他很快就在这所基督学校有所作为。光绪二十六年，尚为学生的钟荣光被委为学校的汉文总教习，既有“教、学相兼”之趣，复也播下了日后华人治校的种因。钟荣光娴熟的国学，开放的中西文化视野，从一开始就为岭南学堂打下了独立不迁、西学既重、中学亦保留的格局。该年，书院学生史坚如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事后被擒，书院与教会营救无效，史坚如捐躯。恰逢此际北方“义和拳”浪潮开始震撼全国，凡事涉教会者成众矢之的。钟荣光急建议书院即迁澳门避难，并改名为“岭南学堂”，地址即设在澳门荷兰园张家花园。很巧，陈子褒的“蒙学书塾”就在邻街，两个曾在羊城教坛各有声名的举人就这样“旧雨相逢，奠下合作之基础”。钟荣光“每于暑期，特延陈（子褒）老师来校教授国文讲习班。所用国文师资，亦多由陈老师举荐，得以深资臂助。”〔54〕 而陈子褒也“聘先生为体操教员，以一曾吸鸦片之科举中人而教体操，当时引为佳话也。”〔55〕这是一段不可忽略的轶事。晚清广州一群各有名师指点、并有文名的青年举子，相互结成了特殊的社会关系，渐渐形成一股足可左右社会时尚的新型力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季广东文化思想的活跃与影响力。而且无论从渊源或师承，这一群领风气者，都“规范”了未来二十世纪广东文化的走向。此点，随着以后的论述，将可更清晰地看出。

　　钟荣光长久保持了他与陈子褒的交情，十数年间学校的国文教育基本由毕业于子褒学校的优秀者主持。即使陈子褒死后，此传统仍未中止。〔56〕三十岁才出头的冼玉清得以晋身于这所薪水与学术待遇之优渥，在广东高等院校中无出其右的“贵族学校”，〔57〕很显然，冼玉清延续着钟、陈两人的“传统与交情”。〔58〕在冼玉清试尝与岭南大学磨合的头几年，钟荣光对冼氏多有关爱。民国十六年，钟荣光邀三十二岁的冼玉清长“岭大”博物馆一事，在当时已成为谈资，然个中深意恐仅钟氏知。冼玉清以“国文教员”进校资历甚低，聘以“博物馆馆长”一职，职级马上改观。故近十年间“岭大”称谓冼氏身份，首推“馆长”一职。〔59〕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观：年轻的国文教员历年均列席学校高层的“校务会议”，这些会议大到审定学校的各项工作，小到有关人事的任免。〔60〕就是这么一个有级别的职位，除“馆长”外，编制却仅有“书记”一名。〔61〕钟荣光用心可谓良苦！〔62〕 从这事可看出，像钟荣光这类新型的“通者”，尽管已是为西教所化之人，但人生底色终归仍是“中国文化”，此点最意味深长。陈子褒所谓：“愈深于中文者愈深于西文；而中文之深必根于训诂，……故欲通西学者必通中学”云云，证之陈、钟两氏的一生，陈氏所发，岂独仅指“训诂教育”而已！

　　次者，民国十五年（1926），“岭大”新聘时年已六十一岁的教坛名宿杨寿昌主持学校的古文教育。杨寿昌，字果庵，广东惠阳县人，生于同治五年（1866），光绪甲午科（1894）举人。据杨氏自述，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初识陈子褒于万木草堂，“康门英俊，大抵多踔厉风发，俯视一切；君独恳诚愿朴，有戆直古风。其于师门，崇信备至，然不苟同。尝告我曰：‘康先生之经学，应用的经学也；若陈东塾先生，乃为纯粹的正统经学’。呜呼，此君之所以能闇然敛抑，与学童共甘苦至数十年欤？”〔63〕 杨寿昌早年即为广东名人梁鼎芬（节庵）的入室弟子，从惠州丰湖书院一直追随至肇庆端溪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广雅书院，聘梁氏主持，杨寿昌遂复为“广雅”员生。〔64〕此后杨氏清末民初除有过极短时间的从政经历外，主要在两湖书院分校、两广高等学堂、两广陆军学校、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等七、八所新式学校任教。杨寿昌的背景，岂止生徒遍粤省官衙，且与清末民初岭南士大夫流多为同调。正是后一点，使在羊城毫无“背景”的深闺女子冼玉清，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荐引入岭南宿老的文化圈子中，从而一生的学术趣味由是定矣。

　　杨寿昌对冼玉清的影响有今人所不知者。在杨氏主持“岭大”国学教育的十二年间，系里师资少时不过三、四人，多者也不过五、六位，〔65〕十二年间教学位置恒久不变者惟杨、冼二人。〔66〕杨寿昌的特别处就在深于传统、精于理学而对剧变的世风一取平和之态。既无康门弟子的“踔厉风发”，也无“保守者”对新时代的冥顽不灵。这是新旧之际另一种类型的士人，受新变局的推动，亦接受浩荡的潮流，然骨子里一生所钟，仍是传统之学。杨氏服膺朱子家法，居敬穷理，蔼然一可敬之儒师。杨氏五十年挚友、近代岭南名宿桂坫（南屏）在杨氏死后曾有挽诗哀之，有句云：“不染埃尘清似水，独甘淡泊直如绳。”在民国年间的广东教育界，老辈中坚守“信念”者不在少数，“清似水”者却罕睹。杨氏一生多述少作，传世文字不多，故杨氏是以学行笺释着“儒学”这部书。“气节、道德”成为苟存新旧之际、连接古今最为可恋的精神信仰。再因百变的乱局，日坏的人心，使得“圣贤之说” 历千百载从未像当世那样犹显生气，平生之志终得检验。“一生所学不余欺”，这是学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那些一生恪守“大节”精神寄托的学者，他们或许人生之初雄心万丈，暮年高自标置自感老而无成；又或许一生蹉跎，心愿未遂；但在体验此“最高境界”上，他们无疑都不同程度获得过满足感！

　　杨寿昌以花甲之年能长年执掌名校一系，除了他在广东士林有很深的关系外，现在看来，杨氏还是有些过人的处世之道。据冼玉清晚年回忆，“抗战以前，‘岭大’中文系主任杨寿昌先生，是一位理学名儒，道德文章为社会敬仰，他对我极好。凡有开会，他必偕陈德芸教授来接我，会毕必送我返宿舍。”〔67〕杨年长冼近三十岁，是冼当之无愧的师长，就是这么一位前贤，对冼尊敬有加，待之如师友。“不苟作诗”的杨寿昌曾有五言古诗赠冼，内有句谓：“我昔读君文，击节叹清奇。骈四复俪六，光怪蟠陆离。今我闻君言，‘文士非心仪。人生有大业，此乃节与枝。上焉尽性命，中亦救一时。’……吁嗟黄浑流，砥柱谁与期。珍重念君言，书之当我师”。〔68〕今天已很难细寻十二年杨、冼孤守“岭大”国学教坛的寂寂事，〔69〕惟杨寿昌诗中一联：“吁嗟黄浑流，砥柱谁与期”，将道义守望者愤世而不张狂，独立不党而精神相濡以沫的高古情怀一语道尽。当然经年的世变之痛，也一语道尽矣。“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这是杨为冼写序时借古贤之语作起兴，它未尝不是杨氏的心声，这同样可看作是杨、冼的相期许。“岭南素重西学，先生未尝展所长，余尝譬慰之，以为凡事只尽其在我，尽吾力之所能，行吾心之所安，便无愧于天地。布衣穷巷之士，有坎壈白首，而泰然自得，其气充夫天地之间者，为道存也。能导青年使归于正，我辈可告无憾矣”。〔70〕

　　在这个剧变的时代，在一群传统之学精深的“遗老”呵赏与怜惜下，天性幽清的冼玉清，在她步入而立之年后，她向所孤芳自怜的“闺怨”，积年渐次化为自屈骚以来贤人志士每哀世道混浊、感恨素志不遂的悲吟。从上文所论冼氏前半生的历痕看，这似乎是一种性格与命运的“水到渠成”，但深究一层，积近三、四十年的动荡与酝酿，近代广东的人文精神在经历了大浪淘沙的冲积筛选后，新一代的承命人呼之欲出。它终于要拣选新一代的承命之人。

　　一些人与文、生与死的大事在这个时期出现，显现了文化潜流中冥冥的必然。民国二十四年（1935）一月，近代广东学者兼诗人黄节(晦闻)病逝北平，全国学林有反响。二月，冼玉清撰《忆黄晦闻先生》一文。黄节政坛、文坛俱为名士，相识满天下，冼氏悼文自是人微言轻。但冼文录下了一个“后学者”的一段心路历程，也录下了一个“承继者”的一次重要的精神净化，兹摘其要者引述如下：

　　民国十八年春，余主岭南大学诗学讲席。江霞庵、杨果庵两前辈拟介余晤晦闻先生，谓此南国诗宗，可资启导。余迟迟未答。盖先生时长教育厅，自维淡宕之人，不惯周旋当道。纵先生不以当道接我，顾攀援标榜之风，末流为盛。履贞饬躬，君子所当介介自守也。是年夏，先生去教厅职，税居澳门塔石，余曰“今可以问业矣。”（案：后文接述冼首次拜谒黄氏过程。文长不录。以下摘录之旨同此例。）

　　九月，余抵北平。（中略）一日相与讨论今日学风之坏。余谓学校教育，不能培植人材，盖学校利学生之多，以丰其进款，故不惜以贾竖手段，百计招徕。而学生则交学费进学校，敷衍塞责，志在毕业取文凭，而非有志于从师问道。为师者亦循例到课室口讲指划，志在领薪水而无意于传道授业解惑。此学术所以日微而学风所以日坏也。“欲真正为国家作育人材，惟有自立讲学院，远如鹅湖白鹿，近如九江朱氏之礼山草堂，南海康氏之万木草堂，顺德简氏之读书草堂。乃能自伸学说以学救世。”先生深韪余言，而未尝不怜吾道之孤也。

　　南旋后，（中略）先生复信云：“学风之坏在无学术以纠正之。学术二字，今亦无人解得。仆老矣！昔年在粤，拟设讲学院于图书馆侧，未能如愿，此天不与我也。女士当为惜之。”

　　廿二年二月，先生来书云：“足下孝思读礼，求之今日，可称人瑞。又复不忘老朽，殷殷讯问，此旷世所仅有也。北乱已极，仆无计南归。衣冠涂炭，诗书灰烬，此其时矣！仆独能免乎？秋后已辍詠，今岁说变雅，志颇见于斯。附引言一篇，如晤对。”

　　十一月来书云：“奉手教，知南园凭吊，思及鄙人，至为感念。盖鄙人亦行将与古人同归矣。辍詠已一年。国已亡了，尚有何事何为托詠？足下何以教之！”

　　回忆余以诗识先生，顾十年来读书讲学，为日不足，只以余事为之。世变日殷，又非从事讴吟之候！方欲大声疾呼，藉教育以闻明正道，为将亡之国家挽回一线元气。而同道已稀，老成又弱，既辜奖掖之厚情，又怅典型之安仰也。〔71〕 

　　冼文长近三千，堪可圈点的倒不是黄、冼二人世所罕知的“老少诗情”，〔72〕而是在世道、人心、道德等方面的“呦呦鹿鸣”。黄节中岁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所云“时长教育厅”者，指的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黄氏应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之邀，回粤任省教育厅长；任职仅年余，卒因政局糜烂，书生无能为役，不得不饮恨辞职。检该年四月黄氏回穗密商任职引起轰动的新闻报道，有一则专题访问如是谓：

　　（前略）记者继叩以对于现在教育，作何感想，先生则反复伸说道德教育之重要，以为道德沦丧之人，其学问越优，则其作恶之程度与能力越大，而社会之受其害者，将更不可胜言。现在政治污浊，社会纷乱，天下汹汹，其症结胥在于道德教育之不讲求，其流弊将至于斗争攘夺而莫能救，言下不胜感慨。……

　　记者按，黄先生为海内名宿，道德文章，久为世所宗仰，无待记者之介绍，先生注重道德教育之主张，尤为现在教育界对症下药之至理名言。记者敢为武断之结论曰：现在中国教育，已至山穷水尽，若非改弦更张，注重道德教育及人格教育，以挽颓风，而戢浮嚣之习，则教育势将破产，先生所言，深中时弊，真令记者五体投地。〔73〕

　　《广州民国日报》的这篇报道很特别，不似出于一般记者手。其他不论，即以黄节言，一生之出处几已括之。黄氏写诗论诗，力主“诗教之义”，所谓“诗教之大，关乎国之兴微”；在这个“诗教寝微”的时代，“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黄氏的“诗义”，即“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人之情时藉诗以伸其义，义寄于诗，而俗行于国”。〔74〕 以黄氏的愤世嫉俗看，黄氏“诗教”最紧要的落脚点即在“而俗行于国”五字上。很不幸，黄氏生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他从未看到过“诗义”淳正、光大发扬“而俗行于国”的理想社会。相反他一生所瞩满目疮夷，“当大乱之后，民生凋敝，风俗人心，迁流坏乱，不知所终。……四千年来，人心之变，有甚于此时者乎？”〔75〕 黄氏后半生的郁郁不得志，由“诗教”发而为对举世道德沉伦、“人类将至灭绝”的悲愤。如是，“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耶”俱似一一对应落实。〔76〕 对于一个孤守道义、心怀天下的学者而言，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他生存的时代全部印证了他的所忧与所伤。在这一点上，分属两代人的黄、冼二氏，在感觉上有惊人的相似。冼悼黄文，几乎是后者晚年论时代悲剧的进一步伸说。而无论从时间先后、还是从功力及见解的深刻上说，阅世极深的黄节在精神的滋养上予冼玉清多矣。在民国十八年的第二次晋谒中，大诗人在冼氏递呈的《碧琅玕馆诗钞》上，毫不客气写下“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数语，〔77〕一个“真”字，透露了此老成与文名未籍的闺阁女子交谊的基础。自然，已坠落的世运，反衬此“真”的纯洁无瑕；人性与道德之“诗义”，其传承与复生，也因之似重燃希望。晚年的黄节，愤世嫉俗，屡有“康成没，颂声寝；王泽竭，诗不作”的啸叫，其附和同声者，也几全为“遗老”，其诗之义益显凋零。黄氏大概根本意想不到，能将他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哀音积化为上接千古、下启胸襟的浑厚正气者，竟是一位非门人弟子的弱质女流。〔78〕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作为一个承命者，冼玉清一直在“育气”。因“诗”而感两心清澈如沐甘泉的一介女子，在此垂老诗人的身上明显领悟了永不枯死的生命激情，这是在众多耆旧中最见黄节标记的一个“恩泽”。黄氏品格之高，确然不拔。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个行己有耻、行为世范的学者所必备的大气，在冼玉清身上就这样隐然孕育。         

　　同年五月，在写下“忆黄节”一文不出四月，冼玉清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学期末，冼感身体不适，缠绵病榻旬月。问症于粤港诸名医，仍时好时坏。眼看沉疴难起，药石无灵，竟有报章刊出死讯。在此生无趣味，死留遗憾之际，巡诊世界的美国名医米勒尔路过广州，确诊冼患上甲状腺肿瘤，谓宜立刻开刀割治。此前冼已悉有数位友人先后死于此症手术。在这千钧一发关头，冼玉清独自决意即上米氏手术台。翌日，术后的冼玉清在半梦半醒的时刻，获得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心灵遐思与精神漫游。

　　痊愈后，冼玉清写下在文化圈中传颂一时的《更生记》一篇。“更生”者，重生也。冼玉清以凄清之笔调、多感之文思，记述了自病发到重获新生的全过程。当年文坛多以“生花妙笔”评品书中“闺阁丽人”的春愁秋恨，事实上《更生记》是一个守道者“勘破生死”的一次灵魂独语与精神梳理，它凝聚了冼玉清在此阶段人生之思与历史之思所臻之境，深深打上了一个承命者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的思想印痕，读之宛如一篇文化心灵史。兹摘引数节如下：

　　玉清一介弱女，未识绮罗，不谙世故，徒欲不负所学，为社会稍尽绵力。而岭南大学之执政者，亦不以其不才，既聘为文史科教授，复委为博馆主任。殷斯勤斯，以期无负职责者，十二年矣。无奈魂虽强而魄则弱，食既少而事偏繁。积日累劳，遂为二竖所妒。一病几死，七日乃苏。自夏徂秋，缠绵累月，精神虽复，调养仍殷。正拟告退节劳，以让贤智，而“南大”之执政者亦以为为玉清个人计，则宜从事将息；为学校大局计，又当减政节流。因公及私，莫如将所任各职，与以解脱。（中略）“南大”贤才，斗量车载。玉清何人，而足轻重？以言国粹，当俟诸天下升平；以言人才，无需此不栉进士。此知难之宜退一也。近年以来，金融恐慌，影响及于学务。既不能为源之开，又安可不为流之节？节流无法，惟有裁员。校中各系，既无员之肯裁，先生（按：指杨寿昌）所主之国文系，遂不得不为之倡。而玉清则逢其会矣。在先生虽不我遐弃，在玉清亦素非尸位。况嗜好与俗，既殊酸咸。去就之间，尤征品格。与其若即若离，曷若独来独往。天下无道，卷怀大有其人！国家将亡，气节乃在女子！此知止者不殆又一也！〔79〕

　　抵手术室，当中置割症床，（略）时余仰卧榻上，思潮疾迅起伏，（略）自念幼从陈子褒先生诵习文史者六年，继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专习英文二年。在岭南大学研究文学及教育学者六年。毕业后读书讲学，刻苦辛勤，以迄今日。生命一日存在，则仔肩一日不释。欲释重负，惟有死日。倘不幸而陨命，则撒手人天，于一己未尝不为得。倘苍翁以为责任未了，延其时期，则亦安命委心，听之而已！然而著作多未完稿本，绛帐有前列生徒。宋元书本，校雠未竟。乡邦文献，正待编辑。（略）褒师遗集，尚未编成，何以尽弟子之责耶？国难方殷，人心待挽；今竟赍志以殁，不能大声疾呼，尽匹士之责耶？继而转念：余自束发受书，即有志于学。从无丝毫个人乐利之心。练衣布裙，菜羹粝饭。所以刻苦自励，焭独自甘者，欲牺牲个人幸福，以为人群谋幸福耳！一灵未泯，九死不悔！天非梦梦，或未许余如是而止而终无成就也。〔80〕

　　《更生记》全文悲凉之气引而未尽发，“生存的危机”〔81〕将积年“余生而孤冷，不能趋势利，不能随时俗俯仰，亦不能标新立异”（文中语）的内心平衡陡然打破，但孤守者终身追慕的“临大节而不夺”的磨砺，再次使其回归历炼后的内心宁静——“一灵未泯，九死不悔”！相比于黄节的“盖鄙人亦行将与古人同归矣。辍咏已一年。国已亡了，尚有何事何为”，冼玉清所云“藉教育以闻明正道，为将亡之国家挽回一线元气，”显示着新老两代学人，在欲断犹连的文化之链上各自的人生面貌：老辈将含恨隐去，后起者正在长成，在承袭此不绝如缕的忧愤声中，开始这一代新的历程。

　　三

　　近代广东学术可谓源远流长。

　　无庸讳言，岭南向被视作荒蛮之地。最典型的例子，直到北宋之季，开明如苏东坡，在其暮年的流放诗文中，屡以“南荒”称指整个岭南地区。苏氏如此行文时，他正被这里真诚热情的士民所深深感染。历史就是这样奇怪，岭南人文向来历史悠久，所谓“被化”者至少千载。只要在此域感受过风俗人情，莫不认同这是“淳厚之邦”。但就是这样一块土地，却长久背负着“蛮荒”的恶名。历史上为岭南人文抱不平者肯定多有，而影响近世广东学术与人文精神走向的，当推发韧于明代中叶的“白沙、甘泉之学”与稍后的黄佐及其弟子。其中可拈出重审的是明以后渐被遗忘的岭南人物黄佐。黄佐，字才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明弘治三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黄氏正德年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又改外任。黄氏在朝数起数落，然于学对广东贡献独多。黄氏三代“累世儒宗”，至佐更益著。黄氏治学勤奋，以博约为宗，兼且高寿，一生著述繁富。〔82〕但对于本论文来说，在黄氏琳琅满目的著述中，堪可注意的是《广州人物传》一书。该书共二十四卷，搜采上始汉代，下至本朝凡一千余年事关广州的贤人先正事迹为之作传。该书《岭南遗书》翻刻本未见作者自序，但在“广州人物传凡例”说明中，黄佐的抱负昭然可见：“先哲凡德业文章有闻者，无论隐显，皆为立传。语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吴陆胤所撰《广州先贤传》多苍梧、交趾人，殊不可晓。今皆附书。”〔83〕 据同时代人翰林院国史修撰姚涞在“序言”中云：“广之先贤传，自吴陆胤始，近世以来纪录几于熄矣。夫广，岭表名都也。灵秀所钟，发为隽异，衣冠之族聚焉，艺文之籍兴焉。如是而使之日沦以泯，岂有志者所忍恣邪！太史黄子才伯惧先正之久而湮也，乃为传以表之，……是故风节可仰而思也，德业可考而法也，论议可诵而服也。先正之遗烈，固赖是以显；而后贤继兴，将亦藉声光以自壮矣。表南海者，其在于兹录乎。”〔84〕 五百年后回首，姚涞所说不仅褒奖了黄佐的贡献，而且也预言了明清以后广东人文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翼：即伦以训所说的“吾邦自秦汉以来几二千载，其文献之录，”“皆缺有间矣”，“荒脱而不核”，“叛涣而无统”；黄佐的筚路蓝缕之功，在于“搜遗言，绎坠绪，溯流而导其归，剪秕而茹其实”；“发明其用心，以警偷俗，激颓风”。〔85〕 

　　四百年后，现代藏书家徐绍棨（信符）作《广东藏书记略》一文，入题即谓“吾粤文化，莫盛于明，藏书亦以明为盛，……明代藏书，当以邱（濬）黄（佐）二公为最著”。〔86〕 徐氏不愧以学而藏，提纲挈领，深得为学个中三昧。黄佐对广东文献的着意彰显，实开数百年后之风。明末清初顾亭林感慨“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实此之谓也。清嘉道间因应天时地利，以及督粤之阮元带来一股新风，广东学术在沉寂百年后风气为之一变，刻书与藏书之风大盛，其中“刻”与“藏”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即为保留“吾粤邦文献”，此思潮所淹，延至百年后。

　　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徐信符的本意或仅专注于“岭南藏书”的轨迹，他或许未意识到“记略”却从另一个角度勾勒出近四百年来广东文化学术的发展轨迹。 故此足可将徐氏《广东藏书记略》作特别的“广东学术史”视之。惜六十年来，新学众趋，旧学如敝屣，不特“民国以来，世变剧烈，庸夫俗子，每视古籍如土苴”（徐氏语），至如刻书藏书等史料更等而下之。徐氏此文六十年来少为学术界注意，其蕴含的已超出“藏书”领域的文化价值自是向未被揭示，现特为之发覆。〔87〕

　　至清末民初，历上百年的积淀，也因满清铁腕统治日渐消解乃至被推翻，明末清初岭南一群反清复明志士久被刻意销毁的史迹重新被揭知，“广东文献整理与挖掘”的学术思潮出现了新一轮的飞跃。在这里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潮流绝非“横空出世”，而是渊源有自。从明代黄佐对广东文物的表彰，延至黄门弟子欧大任辈对“百越先贤”事迹的着意，下逮明末清初屈翁山《广东新语》、《广东文选》之播，百年间流风未竭。无可置疑，屈大均对广东文物阐扬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屈氏以文士之才为此“非研精覃思不可”之业，有诸多疏漏与不合规范，在清中后叶已屡遭饱学之士非议，〔88〕但有清二百年间，屈氏的精魂，即使在长达数十年的“文字狱”案中，都从未在广东的文化精神领域消失。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精神之沾溉有如此者，两百年来仅此一人！至嘉道年间，大儒阮元督粤，创办学海堂，蓄势已久的岭南文化终于藉此再开一新局。在岭南赢得大名的阮元是很幸运的，可喻为“四两拨千斤”。阮氏固是带来了治学的新观念，有开创之功，但他在粤也仅九年，以其后七、八十年间粤地人文英才辈出、文化积累达一新潮而言，吾粤文化在此百年间获此烂灿成果，首因应推粤地已有数百年人文之积。事实上早在乾、嘉间，顺德人温汝能即以长年之功，遍“求乡先哲遗文”，“悉采辑而论次之”，先后汇总成广东文献两大巨著《粤东文海》与《粤东诗海》。温氏在《文海》序文中有数言极具历史意志，可视为历史的心声：“粤东濒大海，宅南离，山禽水物，奇花异果，如荔枝、木棉、珊瑚、玳瑁、孔翠、仙蝶之属，莫不秉炎精，发奇采。而民生其间者，亦往往有瑰奇雄伟之气，蟠郁胸次，发于文章，吐芬扬烈。或为入告之嘉猷，或为谈道之粹论。自汉迄今二千余年，寖昌寖炽，诚辑而编之。可以黼黻朝廷，炳烺宇宙。伟哉！岭海之奇观也。”〔89〕几乎是与此同时，另一顺德人罗学鹏亦编《广东文献》。这就是在嘉、道年间影响甚巨的广东文献三大巨著。温、罗诸氏的辛勤采辑，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个人的喜好与趣味，而体现的是一种必然的文化意志。温氏《诗海》的序言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时代之声：“余已论次桑梓之文，复遍征诗词。自甲子迄庚午，凡七阅寒暑，四方缄寄者千余家，与二三同志稍加裁择，咸使雅驯，共得诗一百卷，补遗六卷。上自公卿，下征谣谚，旁及僧道，幽索鬼神，无体不有，无奇不备。书成名之曰《粤东诗海》，其亦庶几人文之渊薮矣。”〔90〕短短七年，“四方缄寄者千余家”，一呼百应，无论是温氏等人函征抑或藏家、诗家闻讯响应，提供文献史料，所谓人心所向，均显示清乾隆后广东文献的追溯与总结的学术潮流已然勃动。此后数十年间，炳耀近代广东文化的学术诸家联翩而起，其中惠泽后世的佼佼者当推伍崇曜与谭莹。伍、谭均为南海人，分别生于嘉庆年间。伍氏家族累世经营广州“十三行”的怡和行，为国际瞩目的海内巨富。正因此，伍氏在其短暂的五十四年人生中，留下了出巨资刊刻《岭南遗书》、《楚庭耆旧遗诗》等等存吾粤邦珍稀文献的伟绩。伍氏的身份及其早逝，百多年来使伍、谭两氏在近代广东文献整理上的巨大贡献以及卓越的学术精神，向未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而事实是伍、谭的人文情怀，即使在名家林立的近代广东，也可算卓尔不群。伍崇曜死后，谭莹作“墓志铭”，中有数语如是谓：“犹忆命酒春明之宅，征歌野史之亭，相与推求本原，是正得失，搜寻异本，购访原书，咨嗟三箧之亡，珍重一瓻一借。误仍思读，缺亦传钞。编摩卅年，审定各部。抱残守匮，提要钩元。最乐萧间还往，宛开吟社；总持风雅，后先同付手民。”〔91〕  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人生。即在当时世以为伍崇曜以富豪之财，行此风雅之事，有钓誉之嫌，〔92〕 谭莹以此数语真实描述了伍、谭二氏春花秋月下两素心人痴迷秘籍、“好古心同”的情景。实在也很难想象，伍氏光是恃财，就能使一个自视极高的学者，甘心俯首三十年为此“作嫁衣裳”之业。当然，这同样可看作是谭莹的夫子自道。谭莹，字兆仁，又别字玉生，少有文名，二十余岁为学海堂学生，四十四岁中举人；四十岁前后入伍氏之堂，为其刻古籍而主其事。前后三十年间伍氏刻书达二百多种，共两千多卷，谭氏“皆手自校刊”。谭氏通览群籍，博大深精，以其辑刊《岭南遗书》五十九种为例，遍搜历代岭南散逸湮没之轶籍编次刊行。最见谭氏功力的是每书之后以“伍崇曜”名义所作跋文，区区三四百字即将该书内容的历史源流、作者的发明、乃至跋文者的评价精辟出之。《岭南遗书》所收书遍及“经史子集”，仅以经部而言，众跋文中的诸多论断，已反映出谭氏要精读多少典籍方可出此精粹之语！清末民初吴道镕氏编《广东文征》巨帙，于《作者考》中的“谭莹条”下作如是评语：“（谭氏）生平精力略尽于此矣”。但吴氏未必真懂谭氏，《广东文征》收谭氏文六篇，而“赋、记”等体裁竟占去四篇，谭氏元神未得尽发。谭莹追踪岭南人文的思路与意识，极博的视野，以及孤高的学术品味，可谓有清自屈大均以来仅此一人。潜而默化，近现代广东文献整理的学术路径，无出此樊篱。

　　文化就是如此奇妙，近代广东向被视作“新思潮”与“革命”的策源地。对“传统社会”的批判，恐无过此省者。但正是在广东，对“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守护，与社会的变革却并行不悖。这既可视作近世广东人文精神已演化至具有兼容、思想自由的一面，更可视作四百年来从黄佐、屈大均，到温汝能、阮元，乃至伍、谭诸辈十数代人，将一直孕育于天地间，忠义则发为文、浩气则吟为诗的“广东之风，”〔93〕不断发扬光大的一场历史人文进程。此进程四百年间使广东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品格。

　　至二十世纪前期，两部甚有代表性的广东文献著作编纂而成，一为吴道镕二百四十卷的《广东文征》，十二卷的《广东文征作者考》；一为汪兆镛十二卷的《岭南画征略》。《广东文征》在《粤东文海》的基础上新增历代名家达四百余人，“较《文海》所增逾倍”（张学华序中语）。汪氏之作为广东第一部画史，千载之下，岭南画事源流故道，往辙遗痕，俱一一在案。汪兆镛原具史才，人物生平考释、史料选择铺陈，极之精审。故《岭南画征略》不惟画史，同样可以一部特别的岭南文化史视之。此中有两点尤值得伸说：一是吴道镕与汪兆镛俱为清季学海堂的师长与学生。吴氏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后回粤任学海堂学长；汪氏为光绪十年学海堂专课生。从阮元算起，延至曾钊、吴兰修、张维屏、谭莹、梁廷枏、陈澧、朱次琦等等对广东文献的整理有过巨大贡献的众名家，〔94〕逮及吴、汪两氏，已整整相隔了至少三代人，文化的源流与继承又一次借助吴、汪之辈突显了它的生命力。〔95〕二是清末民初，传统之学崩溃，新说蜂立，传统之士只好寄情于史迹文献，此时期广东文献领域人才济济，吴、汪二氏不过是其中的脱颖而出者。这一群受恩于旧朝、看不惯新局的“志士兼隐士”，多发故国风雨之思，故其所从事之业世人每感有“遗老气味”。这也是此业在现当代为追新之辈唾弃的最大原因。实际上此邦江山永远是此邦子民之江山，变局从来不足以阻断文化的前行。今日重审近代广东文化的轨迹，曾喧嚣一时的“新旧之争”已如落叶般消去，文化的精神却再次突现。吴、汪之述作，固是典型的传统之学，然承继与创新之功使其在广东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位置，完全可视作此时期广东学人研究广东文献的一个代表。

　　民国二十二年（1933），三十八岁的冼玉清首次在纯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元赵松雪之书画》。该文显然赢得叫好声，冼氏次年再续余绪撰《元管仲姬之书画》。〔96〕赵、管为元代知名夫妇，五六百年间论议赵氏夫妇的文字不知凡几。冼氏两文合共五万余字，不计史料搜集，光凭作者曾亲睹多幅赵、管书画真迹与赝品的经历，即可判断此两文为冼玉清经年积累之作。两文透露了青年冼玉清一段学术上的摸索期。早岁冼玉清走的是传统才女的模式，既读“经史诗文”，复又下过苦功学绘画。三十岁后冼氏曾师从李凤廷、江孔殷等羊城名流学“宋元画”。青年时代的冼玉清“绘事”显然有画外名声，三十年代初冼玉清曾绘《旧京春色图》一幅，数年间竟可邀得陈燮龙、刘承干、冒广生、张其淦、陈诗、黄慈博、黎季裴等一群骚客为之题跋。但此“奇女子”显然很快“迷途知返”。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一篇痛悼恩公杨寿昌的文章中，冼玉清借杨氏之口，向学界表达了她的心声，也欲澄清一些误解，从而宣示她此生立世所本。文云“先生相识遍南服，其友生有托转求余书画者。先生语之曰：‘世人以冼君为画家为文人，皆不知冼君者也。我国女士之能文章者不少，而未有终身寝馈于学问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理学安身立命者，有之惟冼君；未有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者，有之惟冼君。今乃于书画求之耶？’其友生每为余述先生言，余为惶竦涕零不胜知己之感，且不敢不益自奋励也。”〔97〕今天细味冼玉清这段文字，仅仅几年工夫，冼氏已经感慨“前尘往事”，更有“悔其绘事名”之味在焉。〔98〕

　　民国二十三年（1934）前后，冼玉清极有可能藉杨寿昌之力，得登广州著名的古籍藏家徐信符的“南州书楼”，一窥徐氏长年收集的善本珍籍。〔99〕 冼氏登楼阅世间稀见书的过程恐已湮没。以徐信符的识见与所藏广东文献之巨，必定予冼玉清深刻的启发与冲击，这是完全可以推测的。〔100〕 冼玉清在此一向秘不示人的书楼阅书月余，最后成《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一文，〔101〕 记录所见广东历代文献共四百余种。该文记述简略尚粗，故日后有“未精”之议。但徐信符向承传统藏书家之习，秘本珍刻罕示外人；〔102〕 以徐氏的学识，数十年间此大家竟然未有一份完整的“藏书目录”存世，“南州书楼”到底藏过多少可珍之籍一直成谜；由此，冼玉清的《南州书楼所藏广东书目》已成该书楼曾聚广东文献的一份特别记录，其意义已不可与一般“书目”视之。历代文化承续者向所敬畏的“天命”确很玄妙，冼玉清一步入“乡邦文献”的学术殿堂，即留下了不灭的历史痕辙。这种起点，非人力可为！

　　也正是在此时期，现代史上激进与保守、新时尚与旧传统并存的广州，在学术史上对“广东文物”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少有的活跃期。以可称为广东学术重镇的刊物《岭南学报》为例，从民国二十年（1931）起，有关岭南文化研究的论文与文献开始出现，且逐年增多，并最终形成该刊物风格的一个大特色。民国二十三年（1934）至二十四年（1935），《岭南学报》以两期的篇幅先后刊布“广东专号”上、下两辑，集中刊发十三篇关于“广东文献”的研究论文。风气下新一代研究广东文化的年轻学者崛起，其中有终身对“岭南文化研究”情有独钟者多人，如冼玉清、饶宗颐、汪宗衍、罗香林、容肇祖、何格恩等。汪宗衍的成名作《陈东塾先生年谱》、饶宗颐补订的《潮州艺文志》、容肇祖的《学海堂考》等就是刊发在《岭南学报》上。文化演进史上“代与代”之间的承传与续命，远有其他社会变迁现象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冼、汪、饶、罗诸氏在以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对广东文献的学术研究可说开一代新风，牢牢笼罩了几十年。他们对乡邦文献的情感，他们的学术功力，他们曾拥有或过眼的文献材料，在当代无有出此辈之右者。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续命之人，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绝响者。

　　民国二十四年，冼玉清《梁廷枏著述录要》一文刊发在《岭南学报》“广东专号（下）”特辑上。梁廷枏，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又号“藤花亭主人”。梁氏生于嘉庆元年，曾为学海堂学长，学问淹贯，著述宏博。冼文起首段落有句谓：“余以乡邦先达，流风在人，故搜其遗书，为撰概要。而散佚至不易睹，《四梦》惟北平图书馆有之，《藤花亭十种》则番禺汪兆镛先生所藏，其余则见于番禺徐绍棨先生之‘南州书楼’，香山黄佛颐先生之‘种福草堂’，及岭南大学图书馆”云。〔103〕 汪、徐两氏前文已述，黄佛颐(慈博)则是民国年间广州又一岭南文献学者与收藏家，“种福草堂”也是知名的藏书斋。这段话很重要，盖可见开始潜入“广东文献”学海的冼玉清，她所续命的精神引领与她将继承的文献资源何所而来！

　　该年冼玉清四十岁，正处在一个学者即将步入“人生黄金期”的前夕。

　　民国廿五年（1936）七月，冼玉清成名作《粤东印谱考》刊布，起首即云：“吾粤代有文人，而印章一道，则瞠乎其后。道光《阮通志·艺文略》，艺术类只谢云隐《汉印分韵》一书，而绝无印谱之著录。光绪《广州府志·艺文略》，艺术类著录篆刻书五种，而印谱独朱未史《印略》。民十九东莞容氏辑《金石书目》，吾粤仅得字书二种，印谱二种。民二十二年罗福颐辑《印谱考》，粤谱仅得八种。则信乎其俭也。……讲授之暇，刻意求书。成《粤东印谱考》，得篆刻字书类凡九种，集印谱一十八种，自镌印谱一十四种，共四十一种。其书以眼见者为准，其未见者则以经方志著录为据。至未论定成集者，尚逾十种，概不收入，以示郑重。僻处海澨，见书不多，海内宏达，匡其不逮，有厚望焉。”〔104〕此语散发历史信息甚丰，其一，冼玉清为学不随人后，眼界独远，喜发潜德之幽光；其二，冼氏一生以“笃实”厉行，投射到治学上，群书必亲检，史迹必亲睹，渊流必深索。此两点追随了冼玉清治学的一生，也构成了冼氏学术的最大特点。以冼氏问学之柢原不在艺事，而有勇气跋涉其间，必有很大的冲动与耳濡目染的熏陶，方有此填补吾粤印谱著录“俭也”之动力。〔105〕此篇考释之丰，过眼材料之广，连同作者夹杂其中的评语，作者少女时代得益于陈子褒的训诂训练、青中年时能得天独厚与一群宿老文人画士经年接游而得陶冶的传统文化素养，几在篇中俱体现矣。〔106〕

　　民国二十七年(1938)冬，冼玉清成《广东女子艺文考》一书，收录粤省女子所撰书籍“一百零六种，作者凡百家”；因“吾国女子，素尚早婚”，“婚前尚为童稚，学业无成功之可言”；“（婚后）尽妇道者，鞠躬尽瘁于家事且日不暇给，何暇钻研学艺哉？”〔107〕  故书中钩稽之百家，洵为粤土妇女之难得者。该书的意义尚不尽在此，“德言”之立，一种汇聚着历史精神的人格也由是标举。该书收录八位粤籍名士为冼著所作的序言与题词，其中黄佛颐与徐信符的序言“历史与人生”的遗痕著录最多。黄序有语云：

　　(玉清)女子生长名门，修学好古，不囿于时，主讲岭南大学，以扶世翼教为任。其所著论，岭南耆宿咸推服之。余家略有藏书，辄匝月借读不厌。尝以吾粤女子撰述，传者寥寥，因孴集志乘，旁稽载籍，考定存佚，分别部居，一本诸史艺文及各家书录题解之例。其有功于吾粤文献固多，而于吾国女学激励为尤巨也。（中略）而女子表章搜录之功，将同垂不朽，岂直备一方掌故已哉？

　　徐序云： 

　　专辑宫闺撰述者，实未前闻。（中略）玉清女士夙擅词章，鞫稽载籍，对于乡土遗著，搜採尤勤。年来纂修省志，浏览妇女专集，爰有《广东女子艺文考》之著。观其义例，详晰谨严，循四部之次序，或存或佚，朗若列眉；又仿朱竹垞经义考例，节录序跋，可知著述者之大概。斯著也，举刘向之“列女传”，班固之“艺文志”兼而备之。一披阅间，而知天南文苑，固不仅俊髦多士而已也。〔108〕

　　众宿旧俱以“阐发女德之幽潜，以光巾帼”之誉美言，实际上薄薄一册岭南女子艺文考，冼玉清最着意阐发的是“女子之气节”。此气节在心为“正气”，在表抒为“为文正道”，“人生之感”。千百年来彰妇女之节者，不出抗辱殉节一途。《广东女子艺文考》起自清康雍间，下及清末民初，二百余年尚称苟安，百家女子少见死节者，但全书读来感回肠荡气。冼氏以积郁已久的浩然之气，发此不彰之幽光，人以书名，书也因“人之气”而得永恒。细考该书，冼玉清基本以《广东名媛诗选》、《粤东诗海》、《闺秀正始集》、《岭海诗钞》等文献作基础工具书，两相比勘，冼书中所摘引的“女子诗文”，诚为该作者存世篇什中最精妙之品。冼氏阅书之多与感悟之深，洵为当世岭南女子无有出其右者。

　　这样，即使不算上一直在进行的《广东艺文志考》等费时费力的编撰项目，仅以民国二十二年发表《元赵松雪之书画》起计，至二十七年止，五年的时间，冼玉清共刊布学术论文四篇，回忆录《更生记》一篇，连同已完稿等待成书的《广东女子艺文考》一篇，冼玉清至少写下十二万以上的文字。〔109〕又因大部分的文字是考据、笺释，言之必有据，则成文所费的心力比写寻常文字翻几倍。在此近两千个平淡的日子里，深闺女子冼玉清是如何度过盖可想见。就是在这段时期，冼玉清无意间为后人追慕此如寒梅般洁净的精神世界留下了一段苦吟。在一首题为《朗若谓我拼命著书，写此答之》的“五言诗”中，冼氏吟云：

　　树人千载事，岂为稻梁余。

　　直道难为悦，穷愁遂著书。

　　侧身天地窄，荡气酒杯虚。

　　后世吾何敢，桓谭倘起余。

　　深情与不平之气充盈胸间，化而为诗，极之沉甸。桓谭，东汉人，“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当王莽居摄篡杀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110〕 光武光复，信谶之风日炽，桓谭因屡谏“谶之非经”，频犯天威，终客死贬所道中。区朗若柬冼之诗今未发见，桓谭这个两千多年前“违时而失”的悲剧人物能激起冼玉清的无限感慨，当在“直道难为悦”这种古今同悲的命运上。冼以一娴雅端正之女儿身誓言不嫁，且才华出众，在其青中年时期已为蜚短流长所困所伤。〔111〕更兼道不同不相谋，冼氏献身学术在生前已不为人理解。故“穷愁遂著书”，非文人狡狯之词，乃心灵实录。此“穷愁”即精神之压抑。爱之愈深，伤之也愈切。在此人生际遇、国仇家恨百感丛生之际，一个学人的学术情感就这样获得了升华，冼玉清的学术气质由是形成：矢志不移、用情极深、激浊扬清。在近现代，涉猎“广东文献研究”的学人不知凡几，诸氏或各有优长，互有发明，或悟性与功力同样并不逊色；但冼玉清从始到终在这个领域里有他人不可企及的魅力，乃是因为冼氏已将生命所感，化为人格化的文化情思，融入到学术中，每每呈现蕴藉深厚的历史精神与独有的人格感染力。

　　四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日本在华北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爆发。在该年的八月三十一日，华南广州首次遭到日机的轰炸，穗人死伤惨重。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时刻到来。截止至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冼玉清先后发表《国难随笔》、《读宋史李纲传》、《宋代太学生之士气》、《民族女英雄冼夫人》、《国难文学》、《读宋史岳飞传》等多篇弘扬民族不死精神的“抗战文章”。〔112〕其中《读宋史岳飞传》一文最具代表性，可见一个士人在国难当头的生死气节。该文在爬梳抗金名将岳飞的事迹及宋室的昏庸后有如是结语：

　　天下之奇耻大辱，莫有甚于败战丧师，土地沦胥于异族者。天下之痛心疾首，莫有甚于家破国亡，人民鞭策于夷虏者。丁此艰危，所当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者也。乃政和汴京，酣嬉如故。绍兴和议论功行赏，有识者知宋室必以苟安取亡矣！独岳飞矢勇矢忠，力排和议。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西河，唾手燕云，指日可待。而中遭奸沮，功败垂成。宋室自亡其国，非天之作孽也。独惜飞以高世之绩，贯天之忠而饮恨以死耳。今日国难，其严重不亚于赵宋。而上下之苟且偷安，顾私利而不顾公义，且有百十倍于赵宋者。吾不禁惴惴危惧。安得起岳飞于九原相与同声一哭也。悲夫！〔113〕

　　孰谓深闺女子仅有脂粉气，冼氏评论跌宕奇壮，有铿锵金石声。它体现了吾民族千百年来一直潜行不彰却代有传承的“气节乃在女子”的精神一脉，它还体现了一个不世出的女学者的过人史识，——冼氏痛叹今日苟且偷安，百倍于赵宋，不计全国大局，即以岭南为例，半年后日军在广州湾登陆，世人都以为广州地区至少可抗敌旬月以上，绝难料仅数天敌寇铁骑即轻松践踏广州。这是一次惊人准确的预见。〔114〕 

　　抑有更进一层者，藉此兵燹弥天、玉石俱焚之际，一个学者        的灵魂，就这样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精神之托，获得了更深厚的依归。学术研究之于冼玉清，已有“为天地立心”、为民族精神续命之使命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十月十六日，经四昼夜艰辛，冼玉清在日军陷穗前夕逃抵澳门。二十五日冼氏作《万苦千辛离危城》文。这是广州陷敌前夜一段逃亡经历的记录，足可当信史读之。〔115〕同年十一月十四日，迁至香港的岭南大学借香港大学校舍复课，〔116〕冼氏赴港归校。锋火骤临，生死一瞬。在此不足一月间，冼玉清多位友朋命丧乱世。其中刺激最深者为杨寿昌于十一月十七日客死广东连县走难中。

　　“二战”前期畸型的政治格局，使远东明珠香港成为仍见繁荣的逍遥地。内地一批绅商、名流先后涌进此仍存浓郁岭南风俗的弹丸之地，“广东文献”的研究意外获得了一次很大的提升机会。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对岭南文化来说甚为重要的人物，他就是时近六十岁的名士叶恭绰。叶氏民国二十六年冬在沪为避日人纠缠仓皇迁港，二十八年与简又文、陆丹林、许地山、伍伯就、陈仿林等三十余人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协进会”。〔117〕该会成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为此叶恭绰写下当时已感动许多人的《征集出品缘起》一文，内有语谓：“广东文化见于史籍者，虽较中原为略后，然比年地下之发掘，实物之参稽，已证明此邦文化之进程，具有深长特殊之历史”；“其间端人烈士，名将通儒，艺者逸民，高僧烈女，云兴雾涌，璧合珠联。任举一长，每堪千古。故都乔木，南海明珠，言念风流，蔚为大国。高山仰止，景行维贤，剩馥残膏，都成馨逸矣”；“凡先民手泽之所留，皆民族精神之所寄，允宜及时采集，共策保存，一以表文献之菁华，一以动群伦之观感。”〔118〕叶氏所抒，几涵尽几千年粤邦文化演进之感慨。历四月余努力，由一百五十人提供的共两千余件“出品（文物）”组成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二月二十二日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开幕。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广东文化的大展示。空前者，“值祖国风烟、乡邦残破之日”，“广州失陷年余，省内各境备受蹂躏的今天”，涵具广东精神、时跨数千年的两千文物，在五天的展期中〔119〕全被赋予了“民族精神的表现”、“百粤衣冠之气”的悲壮气息。文物自身所透现的“特立独行之精神，”“岭表才华，学问文章，巍然千古”；抚古伤今，广东文化从未像此时此刻令人感到可仰可宗可亲！〔120〕绝后者，两千文物，数天间匆匆聚首一楼，譬若时间沧海之一粟，转眼又星散，大部分宝物此后匿迹云亡！仅以徐信符藏书为例，徐氏为展览会提供广东古籍善本达百余种，一时无两。但徐氏在滞港期间已先后向公私藏家售其珍本一批；此后二十余年间，“南州书楼”的古籍精华已渐次消散殆尽。文化精神之庇荫何其绵远，但文化命脉之延续又何其脆弱！不独徐氏藏书为然。六十年间，是次“展览会”所刊的文献资料，日后虽间有被学者征引，但这个展览会在广东文化史上所具“空前绝后”的历史意义却少有被揭示；粤人因这千年难逢的“盛会”而激发对“广东精神”的探索，更因时处乱世，生死浮沉，俯仰间顿成陈迹，渺如隔世遗痕。即以同年为此会而组织撰写的论文集而言，〔121〕若干年后集内相当部分的作者俱已作古；而十数、二十年后仍孜孜不倦奋力于“广东文献”的研究者，仅余冼玉清等极少数人。〔122〕文化之传，拣择何其艰难，文化续命人之考验，何其漫长；而担当者对此文化所抱之情感，又何其深厚，实有常人所难以想象者！

　　“广东文物展览会”是一个里程碑，它开一新局。很快一些参与其事的耆旧名宿谢世，他们完成了人生最后的使命，其精神遗绪却长久植入活着者的心田。在此兵革抢攘、豺虎纵横之世，家国之恨使一个学者的学术情思化为在颠沛流离中顽强活着的意志。在此意志下潜隐着的是积蓄待发的学术创造力，它在等待着时机“冲冠”而起。民国三十年（1941）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沦陷，岭南大学停课。第二年六月，冼玉清潜回尚维持中立地位的澳门。稍微“安稳”的日子仅月余，已搬迁到广东韶关地区准备复课的“岭大”使人邀冼氏归校。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冼玉清义无反顾重上艰险之途抵达韶关曲江。〔123〕此后四年，冼氏随校流徙于贫困的粤北地区。图书稀缺，生活艰辛，朝夕数惊，俱使著述成空。此四年惟浩然之气深养，冼氏亲身实践了向所追慕的“临难见节”的君子之道；〔124〕还切身体验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城春草木”每见壮士泪溅的历史精神的长啸。正是后一点，冼氏一生之出处、所接历史之源与其大半生的轨迹，涣然贯通，并由此决定了她中年以后的学术气象。所谓诗言志，兴观群怨，此四年人生之践，发而为诗。所历所叹，俱汇为《流离百咏》一集。这是冼氏此四年最大的文字收获。有此背景，这百首绝句，已不可以当作“文人咏事”视之。

　　民国三十四年（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岭南大学重新回到广州，历劫重生，新兴之象骤现。学术创造的喷涌终于到来。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冼玉清在牧师招观海及画家梅与天的相伴下，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南海横沙，追寻《粤讴》作者招子庸故乡的历史遗痕以及孕此奇才的天地间之正气。〔125〕民国三十六年秋冬，时年五十二岁的冼玉清终于以久郁未抒之慨，一朝决而滚滚长奔之势，写下肆意汪洋的长篇论文《招子庸研究》。“粤讴”是清中叶后流行于珠江三角洲的一种粤调演唱，它初始以世俗男欢女爱内容入曲，随后扩展为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皆可即时吟唱。近代广东内患外忧，风起云涌，这些都在曾风靡一时的粤讴中有所反映。招子庸是第一个以“粤讴”文词成书的作者。招子庸一生狂傲不羁，其《粤讴》中多男女欢场之销魂词曲，世俗向以“风流招郎”视之；且百年未过，可考其生平之文献已难征，近代广东一个伟大的作家就此长年被庸俗不堪的传言淹没。〔126〕《招子庸研究》一文，独辟蹊径，挖掘此含冤沉埋百年悲剧人物的人生真相，慷慨抒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自古为然，不独一子庸。而国家之所以偾事者，在于‘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余悲子庸罢黜之冤抑，亦为亘古忠臣义士悲也”〔127〕的最高研究之旨。这是一百五十年来“招子庸与粤讴”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一篇学术论文。冼论一出，长久沉隐的在招子庸身上体现的“广东精神”昭然于天下。

　　冼玉清的贡献远不止此。该文从招子庸的家庭出身、时代背景、师友戚朋、仕历经过、人生遭逢、书画艺术、粤讴风格、流传逸事、国外对粤讴的翻译，乃至版本刊行等等方面，大范围钩稽史实，牢牢包围，如剥笋般层层辨析，最后历史本质一揭即出。这是一篇在学术方法上很有启迪意义的经典之作。冼玉清的考据视野已远远超越了她的前辈，举凡一丝一缕的人生历痕，有可见人生之风貌者，皆依据为之发覆。一个学者“通才”式的才华在这里获得了最为自然抒畅的发挥。招子庸诗、书、画俱佳，其书画生前已极难求。而冼玉清诗、书、画向有造诣，虽中年后此三者已被她视作人生之“余事”，不过正是此中深厚的素养，使她在艰深的考释中如鱼得水。这种古今心意有相通解语者，洵为可遇不可求。其中最突出的是她将中国传统学术“以诗证史”之法运用到精熟，招氏“粤讴”近百年虽在粤东地区几达凡市集处皆可闻曲声的地步，但正如所有民俗文化的命运一样，招子庸更多的是一个只活于口口相传中的人物。同治《南海县志》记载招子庸著有《松山房诗集》，即以冼玉清所处去晚清未远的民国、所接触的一群向醉心于乡邦文献搜集的耆旧长老，冼玉清对此传说中的诗集一直未能证实，则招子庸生平文献之乏非虚语。冼玉清的功力就在于，她通过广搜招氏父辈、师长、友朋等重要关系者的诗作，以及辑录招氏存世的零散篇什，基本周详地揭示了招氏始“负绝世聪明”，无奈屡举进士不第，遂发此狂态，为世俗所骇，终在县宰任上，因“正直清高之士，不肯苟合取悦，必不为浊世所容”而致可哀可泣的一生。冼氏在两万多字的论文中，引各种诗词集二十余种，诗篇一百多首，征引之繁，叹为观止。这不仅仅说明冼氏早已长年积聚，蓄势待发，它犹说明冼氏对诗歌有着非凡的感悟力与理解力。冼氏征引的诗词集，作者大多功名不显，向不为人注意，但就是这些寂寂文士，他们的诗篇都却隐伏着历史的真精神，冼玉清拈之、辩之。其中最有开创性的“发皇心曲”即为冼氏对招父招茂章《橘天园诗钞》的解读。招父一生功名不就，性淡逸，谨言行，有高节；以实学廉耻课子，宗恒守有持。故其诗文纯任自然，真性随意，不为陈规所束，而追平和会心之旨。所以招子庸之“粤讴”，能“脱尽古诗羁绊，决尽古诗藩篱，一以流易自然，写口头之语气，达心中之感情，为文艺界开一新面目，实受乃父之影响”（冼玉清语）。至于招父“其最豪胆之主张，则为废去诗韵，但求顺口。近人所不惮提倡者，不知已嚆矢于百年前矣”（同上）。则冼玉清所发，又岂止招父予子之影响，实亦揭晚清广东诗界所谓“革命”之潮，其实也有所本，由来有自矣。

　　在廿世纪中期，我国一流的历史学者陈寅恪初以“元白诗”证唐史，复以弹词、明末清初群子诗文等集部之材再证陈端生、柳如是等巾帼奇姝一生行藏与家国命运、个人之天才终为不幸之际遇所毁的心灵痛史，将 “以诗证史”之法赋予了新的学术理念与新的生命力。而同在此时期，岭南的冼玉清同样以此法写出了崭新的历史内容。从时间上看，陈、冼两氏分别在有千里之遥的各自居住地为文 ；〔128〕从出处看，陈、冼两氏于诗学浸润皆达数十年之久，两氏之文可谓人意所感、天意所授，精诚所至，水到渠成，实可当吾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型范意义的代表作。民国三十五年冼玉清已辑成《流离百咏》一稿，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陈寅恪携妻女南下抵岭南大学校园；同年秋，《流离百咏》在广州刊行。〔129〕正是在广州，陈寅恪为冼氏此“流离百绝句”写下如此感慨语：“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取资可无疑也。”〔13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编撰的一部南宋高宗朝编年体史书。李心传广采公私史乘、百家记载，细加辨识，去芜存精，一一著录，得此二百卷史籍，宋高宗一朝，乃至金朝史事由是详备可观，李书向有宋之良史之誉。陈寅恪晚岁学术之趣，喜从诗文小说证史，故叠见以“文人狡狯”一词揶揄传统文士虚饰之风。表面看李心传与冼玉清并无相似处，也乏可比性，但陈氏李、冼并举，既非标新，也非“文人狡狯”，最大的可能是冼氏在此时期“以诗证史”之妙深获陈氏心会，感为同调。有此一层，冼玉清的“流离百咏”，自然当得起未来研求“国破流离史”可供採撷的史料。陈寅恪此评语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陈氏之思，确有远超常人之想象者。

　　这是冼玉清一生中最为宝贵的学术黄金期。积二十余年的厚蓄，人近晚年对历史、人生、学术的感悟，俱使冼玉清的学术文字散发着一种甚具感染力的通透，隐隐可感文字中的学术灵魂适意翻飞翱翔。思想的从容体现着学术的从容。五十余岁的冼玉清面对着的是更多的“历史废墟”，这很令人伤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流连于废墟间，她中年时的慷慨激昂，已不再外溢，而转为更深沉的精神故迹的追寻、徘徊。一如她每天面对东流入海的珠水，无日无夜长逝，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学术文化的常态。而她从心灵汨汨倾泻而出的“吾粤正气所钟，不可不纪也”的书写，粤地之灵，粤人之魂，也如此水，静静流淌，永远给此区宇以灵魂。

　　从民国三十五年起，在约五、六年的时间里，冼玉清先后写下《苏轼居儋之友生》、《招子庸研究》、《苏轼与海南动物》、《陈白沙碧玉考》、《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何维柏与天山草堂》、《杨孚与杨子宅》等七篇专门纪吾粤邦人文遗痕，考我岭南先贤往迹的学术论文。其中《招子庸研究》、《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何维柏与天山草堂》、《杨孚与杨子宅》等篇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寄寓着甚深的历史忧思情怀，屡有前不见古人之伤。今天回首，在此身世哀感艳顽的岁月，在冼玉清的精神历程上出现了一些有特别意味的意象，她的众前辈正陆续辞世。比如：陈德芸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十一月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徐信符于民国三十七年病逝，终年七十岁。其中陈德芸生平尤值一说。陈氏终身以书为伍，早期岭南学校图书馆初设，陈氏专任其事，馆设“格兰堂一楼东厢，先生蛰处其间，凡购书登记编目，皆躬任之。”陈氏早年丧妻，无子，七十岁时仍乐于担任广东文献馆顾问兼干事，“独处馆中，插架千函，顾盼甚乐”；“今文献馆所聚藏书，先生之力为巨。”〔131〕 “蛰处其间、独处馆中”，此八字真切描述了陈氏的一生，极具传统文化苦守者孤凄守护的典型意象。陈、冼意气相投，身世略似。〔132〕 陈、徐侪辈一代之逝，象征着“文化苦守”的承传之绪，已无可选择落于冼玉清身上。茫然四顾，老成凋谢；斯辈一去，大树飘零。藉此时刻，承命续绪的意味极之浓郁。冼氏之伤，既为前人，也必触及现实，感同身受，发此“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涕下”之哀。这样从万木草堂“康梁”徒侣辈慷慨悲壮、勇于任事、坚于执守；到陈氏德芸之流以人格道德相抵砺，兀兀穷年，以身殉此文化；延及后起的冼玉清，一条绵绵不绝的历史之链就这样一直延伸。而作为此中的承命者，冼氏以独特之姿阐发历代积郁的人文精神，也由是正式确立了冼氏自己独有的学术地位。

　　在这里，冼玉清的学术已达很高的境界。明清以来，传统之学渐演化为“考据、义理、词章”之说，它概括出为学为文之道崇实摒虚，旨有所归，文被风华这样的境界。冼氏生当剧变之世、身处新旧杂陈之时，她既秉承她的前辈“考必有据”的义法，复感新时代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熏染。比前，作为文化续命人，冼氏较之她的众前辈，创下了属于时代、也属于她自己的新贡献；衡后，作为新旧之际的承传者，冼氏所学所观所蓄，对于后来者而言恐也成绝响矣。

　　故冼氏文章既有“乾嘉学风”之长，含“为天地立心”之质，复见赤子性灵与情怀。如此“聚历史之遗韵，汇天地之秀气”的文字，实为近代广东文化之瑰宝。现举一例，略可见其风貌。在《何维柏与天山草堂》一文的尾处，冼氏写道：

　　维柏秉性忠鲠，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岂不知苟合取容足以长保富贵域！惟道器为能慷慨赴义也。余主讲岭南大学，每与诸子诵维柏之为人，休沐之暇，辄相与信步小港，流连草堂。先哲遗风，仿佛尚在。草堂前临江湄，后绕樵径。水松招我，沙鸥傍人。松枥菊桂葭菼之属，一一在眼。抗战归后，重览游踪，则天山草堂已夷为体育场，是岸寺亦毁拆大半，无复上方钟馨之音。又不胜今昔之感矣。余草此文，所以表忠贞，亦欲以溯陈迹也。

　　此等记述，此等文字，足为治史者征！洵可传世！

　　最后很值得揭示的一点是，此时期冼氏治学与众不同的一大特点，是对研治的文化史迹，必躬亲勘探走访，身历亲闻。冼氏学术名篇《招子庸研究》、《何维柏与天山草堂》、《陈白沙碧玉考》、《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杨孚与杨子宅》等都深深打上了这种印记。在此五文中，随处可见“岭南大学周遭之史迹”，“余辄偕学侣散步其间”一类亲临现场的叙述。在游历过风物清旷殊美的南海横沙乡后，冼玉清对向为学界不知其身世的招子庸作一评语：“子庸生此半农半儒之家，可游可钓之乡，有能诗能文之父，故先天与环境，皆足以影响其一生。”这是冼玉清亲历之感，也是招氏一生之真相。所谓无一语无来历，冼玉清以身历、亲闻、过眼为治学之重，可以说是为清代以来备受推崇的“考据之学”提供了鲜活的内容。三百年来顾炎武之学一直被视为清代学术的开山祖之一。其实清初顾亭林长怀故国之思，二十余载跋涉名山巨川，“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是以顾亭林存世的过百万字著述（编纂者尚不计入），充满了他曾亲历现场的“原始气息”。至百年后的“乾嘉学者”，则已变为精于纸上考据之工，顾亭林一生最厚重的“历史现场”精神稀矣无存。及至民国前期，陈寅恪以“二重证据法”概括王国维氏的学术贡献，陈氏之旨或重在“地上新材料”的发见带来学术的突破一层。不过从另一角度去看，王氏的创见也完全得益于他长年累月能对一些“新材料”作第一时间的亲闻与过眼。王国维半生服膺顾亭林，为百年难遇的天才学者，他并无顾氏累年跋涉、极重历史现场的经历，但他的著述在近代学者中最具历史的“原始气息”。在上述的背景下看冼玉清，冼氏的著述虽不多，专攻的术业也限于广东文化的史迹，然冼氏的学术思维与才气，诚乎深得传统文化之精髓，为近世岭表学人之出类拔萃者。

　　五

　　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下旬，百万人民解放军突破国民政府精心布设的长江防线，进军长江以南的南中国广袤地区。中国政局发生倾覆性的变化，数月来一直为国内外各种势力所触目的“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梦想烟消云散。广州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内阁的所在地。如此明朗的世局，以及偏于天南一隅的地理位置，俱使表面看政治色彩骤浓的广州，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远离剧烈冲突的灰色地带。今天重审这段历史，最能反映这一历史形态的莫如岭南大学这一“小型社会”。在此人心惶惶的巨变前夜，“岭大”相反在新任校长陈序经的治理下获得空前的发展，〔133〕 学术沿着它固有的生长点顽强地以自己的方式积累运行。以《岭南学报》为例，从1949年6月起计算，至1952年6月止，在此三年时间里，《岭南学报》共出版六期，先后登载陈寅恪、杨树达、朱师辙、张纯明、陈槃、容庚、刘节、王力、梁方仲、冼玉清、李镜池等名家之作达四、五十篇。这是《岭南学报》又一个学术成果特别厚重的历史时期，不仅一些名家的经典之作在此首发，而且基本上每期的内容与字数比前大有增多。〔134〕这在1950年前后的中国高校学术期刊中很独特。1949年10月14日，国民党军队败退羊城，“广州解放”，新的时代瞬间到来。相比周遭欢腾的现实，世外桃源的“康乐园”，一以贯之，以其宁静与专注，继续其“大有发展”〔135〕的作育人才的计划。

　　以个人为例，冼玉清延续着她厚积后的学术喷发期。以1949年10月后计，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冼氏先后写下《天文家李明彻与漱珠岗》、《何维柏与天山草堂》、《杨孚与杨子宅》等名篇。在这些篇章中，冼氏将她大半生反复申说的“惟道器为能慷慨赴义”，“表忠贞，溯陈迹”的安身立命之道渲泄到顶点。冼氏在论何维柏时曾拈出这样一条明人的评论：“公执义侃侃，孟贲不能夺。而审权宜以通变，从善如转圜。天下咸以公之出处卜世道之污隆”。这后一句，若移于冼氏身上，盖亦可视作已迈向晚年的冼氏的心期。如此遭逢，如此世局，才未尽而情发如许，这同样可视作天意、人运、文道之绝响矣！

　　这是一段短暂、珍稀的岁月。二三百年间广州曾是大陆惟一通商口岸这一历史烙印影响至廿世纪的五十年代前期。远离北京，边缘地带，桴海出口，特殊的社情与“侨情”，俱使私立岭南大学在此地翻天覆的时刻，意外拾得了一个只此一家的生存空间，〔136〕留下了辉煌的历史一页。今天来看“这一页”，很有悲壮的意味。以前举的六厚册《岭南学报》为例，三年间愈见厚重的学报，在1952年6月后，竟突然消失。〔137〕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摩挲此最后六期《岭南学报》，一种只可意会的勃勃生机仍透过残旧的纸张扑面而来。〔138〕这个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学术刊物并非终结于它的暮气，相反却是在它愈见活力的时刻突然被终结。这种兴灭转瞬的命运，毫无迹象，文化命脉承传的脆弱，于此可知一斑。而该学报的突然消失，也象征着某类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寄同样突然消失。如冼玉清，她的学术喷发期也在1952年后突然消失。

　　从史实看，1952年5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发出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通知；至该年十月，风暴终于抵达岭南，〔139〕私立岭南大学与其他几个院校被撤销，并入原中山大学，组成一新的中山大学。冼玉清避过了第一轮的裁编，顺延成为“新中大”的中文系教授。〔140〕但从1952年下半年起至1955年上半年，足足三年时间，这所汇聚了华南地区众多知识分子精英的高等学府，竟出现了未办起学校学术期刊的空白。这是一段从未为人留意的空白。这段如白马过隙的空白，却为历史留下了无限的意味。1955年夏秋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思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等系列政治运动后，全国高等院校再次对在校教师作了新整编，那些被认为“漏网”的知识分子再被处理。年已六十岁的冼玉清未能躲过这一轮风暴，她被强行劝离学校，限时办理退休。冼氏在课堂上说过“文言文优于白话文”、“还是应讲些礼教、道德和旧文学”等话语被作为典型材料写入有关报告。在有关“政治鉴定”评语中，冼玉清被认定“对政治不闻不问，连报纸、新文学也从不过问。”〔141〕冼氏的“过时与陈旧”，与焕然一新的“新大学”构成了强烈的反差。此时出现了极具对比意义一事：“新中大”的学术期刊——《中山大学学报》在“空白”了整整三年后终于在这时创办发行；检索该创刊号的篇目与文风，冼玉清的被劝退，端的是正其宜矣！〔142〕 

　　三十多年前就说下“以学校为家庭，事业为丈夫，学生为子女”如此惊世骇俗心志的冼玉清，她的被劝退，意味着她由此失去了安度余生的重要依托；自然也失去了她大半生赖以寄命的精神家园。一个学者正喷涌的著述人生竟就如此嘎然而止！〔143〕

　　从内在命运看，冼玉清学术人生轨迹的突然消失，更是一种悲剧性的必然。冼氏半生以文言体写作，即使受时代熏染，这种文言体已非严格意义的“古典体”，而演化为一种“半文半白文言体”(又叫“浅近文言体”)，但文言之神韵却始终未易。但自1952年后这种兼新旧所长、已为大多数学者乐于使用的“浅近文言体”却开始被摒弃。语言文字洵是人类思想的载体。1949年后的新式“白话文”藉着新学说掀起了“思维方式”与“思想改造”的风暴。新学说若无此新式语言则无以尽之。在廿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从某种角度上说白话文与文言体成为“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最具说服力的一例是，1949年5月11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公开发表致胡适一信，以时尚的语言畅言自己的思想巨变，规劝胡氏归国投身新社会。身在美国的胡适阅后即判断此信非陈垣所写，因书写风格非陈氏所有。此重公案在五十年后真相大白。据追随陈氏几十年的助手刘乃和所述，此信是她与柴德赓等人经陈垣同意后执笔所为。此事件已超越了陈、胡两氏人生归宿的闲话而具强烈的象征指向：用何种“语言”表达及写作，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立场是否已转变的重大标志！冼玉清到死都未能娴熟掌握这种“新语体”。无法以“新语体”思维的冼玉清，自然很难写出需经严苛审查方能发表的论文，也因此很难进入“主流学术圈子”。从1953年至1961年，整整八年洗玉清基本没有研究心得在学术刊物上发表。〔144〕1963年9月，冼玉清《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一文终于刊发在该年第三期《中山大学学报》上，从该文留下的一些蜘丝马迹，可发见一些令人心酸的东西：冼氏撰写此文亦有年月，资料搜集仍秉其“亲历、过眼”之例，全篇引文注释共38条，其中引马克思《资本论》一句话一条。此引语共17个字，实际无关宏旨，有“贴标签”之嫌。此外，全文几以“白话”体述之，冼氏惯有的“浅白文言”的语言魅力已基本掉失。晚年的冼玉清显然一直“心有不甘”，一直在努力自我调整。1965年，自感重病难起的冼玉清在重遇大家之子李稚甫后，遂试将名山事业与之托负。〔145〕李氏在首次接受冼面询后写给冼的第一封信中，录下了冼氏这种“心有不甘”的印痕。李函云：

　　玉清词宗撰席：昨日午后奉访，见精神矍铄，风貌无殊往昔，且知所患非恶性瘤肿，至慰于怀。而养疴期间左右尚不忘著述之事，实足令人敬佩。承见委之事。自当竭尽绵薄，以副雅望。……〔146〕

　　冼氏所委者有两项，一为“整理”冼氏长年关注的“粤讴”史科；一为“整理”冼氏亦一直经营的“冼夫人研究”。〔147〕李稚甫此时又如何能知，冼氏1963年已确诊乳腺肿瘤病，1964年在香港已立下遗嘱将大部分在港财产捐赠广东省委统战部。〔148〕当他深为病中冼玉清仍不忘“著述之事”而感慨时，冼氏实仅余六个月的寿命了。冼氏以材料“整理”见委，实际上是让李稚甫“整理”成文。这样在冼的暮年就出现了两篇虽署“冼玉清”之名，实是由李稚甫执笔行文的论文：一为《一九○五年反美爱国运动与“粤讴”——纪念广东人民反美拒约运动六十周年》；一为《粤讴与晚清政治》。〔149〕此两文不特文风与冼氏一生的著述风格迥异，而且满纸“时尚语言”。最可注意的是，两文史迹材料详实、博采，尤其多种晚清报刊杂志史科的运用，非长年积累不办。而李稚甫在1965年3月5日才正式被“见委”，换言之，冼玉清将她长年的学术积累让李稚甫“整理”成文，此中透现着极大的人生悲哀：一悲者，满腹才华因衰病日增，无力写出，不得不假手于人；二悲者，纵然拥有如许厚实的史材，冼玉清仍写不出符合“时代公式化”要求的“八股论文”。〔150〕正是第二点，才是冼氏暮年长恨之“悲”。李稚甫是年五十四岁，李1945年已在重庆加入“民盟”，1951年起在中国史学会广州分会跟随哲学名家杜国庠任秘书长。李氏对于四十年代以来“新派”书写中国历史的写法与技法“耳熟能详”， 得心应手。〔151〕其帮助冼氏“整理”不足半年，已完成前举两文约七万字，另加“冼夫人丛录”一文的写作大纲，写作效率不可谓不高。也正因此，反衬出冼玉清极之可怜。冼玉清显然对此“时尚写法”有苦说不出。在李为冼工作的半年间，冼、李来往通信不下十数，冼致李函今不知是否仍存天壤，而李致冼函却大部分保留下来，它们间接录下了一个失去“书写能力”的学者心有不甘却又无能为力的痛伤。比如冼氏一直想对岭南传奇人物冼夫人作新传，但李稚甫在5月21日致“玉清词宗撰席”函中对此直言有异议，认为“现实意义不大”，理由有三：一曰“从阶级观点来分析”，冼夫人“系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不能算是“民族英雄”；二曰尚不知目前“中央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是“如何提法”，这关系到“民族政策与阶级路线问题”；三曰历来有关冼夫人的材料太少云云。〔152〕不过很明显冼玉清坚不改素志，且进一步要求李氏用文言体写作。于是在同年6月29日致冼函中，李稚甫留下了这样文字：

　　（前略）此稿写冼夫人传，照尊意用浅近文言。如准备发表，则仍以用语体为宜。其实尊著《文献丛谈》用语体，亦写得很活泼。〔153〕总之文章宜条畅为先，自己先求能达意，然后再求人懂，我当勉为之。

　　以李稚甫的辈份，若在平常断不敢如此“教育”前辈，冼玉清要求用文言体写作，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一个很大的笑话。李稚甫一句“如准备发表，则仍以用语体（按：即白话文）为宜”，已明白告之若照尊意写绝不可能获得发表。8月19日，李稚甫就完成“粤讴”、“冼夫人传”等事再函冼玉清，札中谈及“冼夫人传”的写作，有语谓：

　　最近十余年，写语体文比较熟练，写浅显文言，反而变成文不文，白不白。大概你看后也可能有此感觉。希望你能大力斧正，主要问题还是论点与论据问题。请你把看后意见告诉我。

　　此信表明，冼氏最终不为所动，仍持前见，李稚甫只好按要求写出文言体的初稿。冼玉清读后有何感想今不得而知，四十多天后，这位带着无限遗憾，有太多心愿未了的女学者突然辞世，“冼夫人传”一事也随此烟消云散〔154〕。 这位现代广东文化的卓越女子，一生经历三朝，目睹过太多的污浊，故其1949年后是真心服膺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作号召的新政权〔155〕。 所以冼氏身后政府举行公祭，评价甚高，可算“备极哀荣”。然四十年间，世间无由知此巾帼奇姝在晚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备受“新旧语体”——当然，内涵远不止此——带来学术情思屡受压抑的折磨。由此推想，栖居岭南的陈寅恪晚年坚不改一生以文言行文的习惯，著作送交审查也拒改一字一词，甚至特别标明印行保持“繁体、竖行”之例，对此数十年间时贤屡以“遗老遗少”切齿之。今日回眸，陈寅恪这一直被讥讽为“迂腐”之举，所争者正是陈氏一生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氏不一定刻意叫板，而是“独立自由”之精魂已与生命融为一体。往浅里说，陈氏同样为尊严而争，为人格而争。

　　陈寅恪史识确实高远，在晚年他已预见有生之年其著述不可能出版，他将希望留待身后。有异曲同工之妙者，冼玉清这位陈氏晚年的挚友，在少有人知的状态下，也以“独立之精神”，以十数年的苦功，默默撰下一部大著。冼著与陈氏晚年著作一样，在其辞世二、三十年后方大放异彩。因有了这么一部著作，作为现代广东文化甚具代表性的杰出学者，冼玉清的一生才算完备。

　　这部著作就是《广东释道著述考》。

　　这是冼玉清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现代广东学术史上份量极重的著作，该书起自唐，迄于现代，上下一千三百年，广收岭南佛道两家及相关内容的著述，得五百部（篇），二百余家，以书（篇）系人，考释著者生平，著述主旨，适加案语，岭南千年释道之迹，朗然备焉。一回到她熟悉的天地，她的才华获得了极为自由的发挥，一回到她一生赖以依恋的生命所寄，她的心灵获得了永恒的源泉。《广东释道著述考》一秉传统学术著录考释的家法，体例精当，源流清晰，史料搜罗详尽。这也是冼氏一生最熟悉、最擅长的家法。最有深意的是全书以冼氏熟习的“文言体”表达，知道了上述冼氏晚期长年受“新旧语体”困扰的隐痛事，今天重看这部写时已绝少人知的著述，倍感亲切与仰慕！冼著行文的流畅、和谐，语言风格的雅致、味有深长，与书中大量录引的释道文字，相得益彰，浑然一体。〔156〕仅以阅读欣赏言，《广东释道著述考》一书是近世广东文献中少有的一部欣赏性甚强的“美文”。

　　不过，《广东释道著述考》最大的学术价值尚不在此，它所开启的新的学术区宇，它所蕴藏的巨大历史含量，在以后长久的一段时期内，将使后来者“高山仰止”！

　　首先，在学术的承接上，《广东释道著述考》有所本。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北平，史学家陈垣开创性地以“僧家语录”入史，其知名的一部著作为《明季滇黔佛教考》。“以语录考史，并补史所不及，史家向不措意，陈先生实首倡之”（冼氏语）。正是为此书作序，陈寅恪在1940年写下了日后被广为引用的一个断语：“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陈垣此著“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陈寅恪有此感慨，不全为是书而发，盖其时大半个中国已陷敌手，国民政府局促于西南，而三百年前“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同上）。历史何其相似。再往深一层，陈寅恪是借他人之酒杯，一抒胸中之块垒。陈氏序中的数个断语已不仅仅是一个史家识见的反映，它们更有可能是陈氏一生极之高远的历史大局器识的流露。此大局观已远远溢出“史学”的范畴。陈垣此著，不一定有如此深邃之思，但读其书，却可以令人浮想联翩。陈氏《明季滇黔佛教考》确也嘉惠学林多矣。汪兆镛之子汪宗衍在三十年代多以通信的形式向陈垣问学请益。〔157〕汪氏民国三十一年（1942）写成名作《天然和尚年谱》一书，在序言中汪氏云“ 辛巳初春新会陈援庵先生自北平寄视《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寅恪先生序之，谓‘政治与宗教虽不同物，而不能无所关涉，又岂独滇黔为然哉？’爰辑次《天然和尚年谱》一卷，附《著述考》一卷，《弟子考》五卷，距其开法诃林时，适足甲子五周矣。窃叹年来道法衰微，人天隔阻，安得有如天然者起而复振之哉！”〔158〕冼玉清长汪宗衍十三岁，汪氏向以“姐辈”待之。〔159〕冼与陈垣交往也足二、三十年，陈、汪、冼三氏在考释佛教历史的兴趣上就这样无形中显现了一条相承之链。冼玉清的才华就在于风此熏染，触发半生所感，以独立之思，觅此前人忽略之迹，拓此未垦之荒宇，成一代之巨构。《广东释道著述考》表面看仅限于天南一隅，只识一地之“小”，未及一国之“大”。却也因为此，比起他人同类大著，冼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充满了“乡邦情感”，此情感是其一生献身于广东文化的结晶，已然化为她的学术生命中的血肉。举凡选材、行文、考释，运笔如神，情思如流，与此邦之风物人情、上千年之岁月构成了一种极之和谐的“历史气息”，读之极感亲切。这是著述中的最高境界。冼著未见刻意着“乡邦情感”一字，然此中之“意绪”已弥漫。晚年冼玉清已臻“为此文化所化”之境。有此，《广东释道著述考》强烈突显着“人”与“人的精神”，已经与一般的“著录、题要”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最见冼氏卓越眼光的是这么一点：“序、跋与原书有密切之关系，尤其是作序或跋之时候及地方，著录者往往不甚注意。今择其切实者详录之，若仅作空谈者不录。〔160〕”也即着重引录原书的序跋是冼著的最大特点，全书收撰著五百部（篇），以近三分之一的著述有序跋可录，冼著所收序跋至少达二百五十篇以上（多有一书数序者）。正赖此二百多篇序跋，岭南千年间释道两氏一众杰出人物重现于历史，案之栩栩如生。又因明末清初“两广地区”同样可称曾为“神州正朔之所在”，不甘降清的“学人端士”，也皆相率逃禅，以全志节。是以该时期是岭南释家空前繁盛的时期，而此繁盛的背后是一段段悲愤的血泪史。总此，有世外之清音的释家言，实深隐着无限的热泪人生。明末清初广东函罡、函可、一机、成鹫、今释等高僧，他们的逃禅弘法史，几等于该时期广东的半部释家史，也牵涉着“甲申之变”后广东延残明命脉、陷血雨腥风的惨痛史。冼著最用力之处也就在此点。即以上举五僧为例，冼玉清著录五人撰著五十余部，引录序跋五十余篇，贯穿其间的冼氏按语、著者的生平简介，冼氏的“著述考”，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可见人的灵魂。显然，历史场景、历史精神与所学渊源、一生所发之人生意绪，在冼玉清晚年又一次达到了“天人之道”如此和谐的程度，一个学者一生所预备的才华因此激发而到极至，长埋的历史精神也光耀于天下。〔161〕 

　　同时，很值得后来者敬仰的是，冼玉清为此书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该书的价值，而显示着一种在当代已近若绝迹的“殉学”精神。《广东释道著述考》博涉群籍，征引繁富，往往在一些寻常的细节，可感作者搜书之多，学养之深。此中例子举不胜举。且不说五百部（篇）著述如何搜罗，光是过百家著者的生平事略，撰之已等同一部释道二氏人物小传。书中一些重要作者的介绍，冼玉清每每征引各种典籍达十多种。由此可知这些短则数百、长则过千的文字，冼氏要检阅、比勘多种史料方能为之。1953年暑假，冼玉清到北京游览，看过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后，冼竟从此日日到该馆抄书，早去暮归，达两月余之久，“馆主任说什么僻书都让我看光了”。〔162〕1957年，冼随“中大”教师到华中旅行休养，经过杭州时参观浙江省立图书馆，冼“故事重演”，立即搬到图书馆旁的一间旅店住宿，日日到馆抄书，为“广东人的著作做提要”，费时月余。〔163〕这是冼氏晚年为该著长年“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的一个铁证。

　　整个五十年代时期，是冼玉清尽力撰此大著的时期，冼氏两次在外省图书馆忘我阅读图籍史科，其心无旁骛盖可视作十数年间冼氏为此著作呕心沥血的一个缩影！五十年前少女冼玉清已有“一有家室，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好教师，难免失贤妻之职，所以十六、七岁我就立志决意独身不嫁”的宏志。很哀伤，五十年来冼玉清真的是以“牺牲个人幸福”为代价，为此等不朽之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这种以数十年一丝不变的躬行验证人生与学术，很憾人灵魂！

　　《广东释道著作考》发轫于何时，恐已难考。作为闲话，冼一生有多种“前缘”承前启后。四十岁时冼曾以闲话形式说过，曾有高僧感其“智慧”，劝其归佛，冼当时以智语了之。今天大致可判断的是，《广东释道著作考》正式草撰当在冼五、六十岁之间，也即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冼氏是在少有人知的情形下著此书。以书中所收的一部成书年代最晚的著作推测，全书竟稿当在1963至1964年之间。1965年李稚甫应聘为冼氏工作，李氏对此巨帙竟也毫不知情。〔164〕十数年间此一代才女断断续续在粤港等地报刊发表过数十篇对传统学者来说“不屑为”的“报纸体文章”，为此屡屡被一些同道规劝过。〔165〕冼如何应答规劝今不得而知，不过从中推知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部著作。最早知道有这部著作的或许是汪宗衍这个特别的友人。〔166〕1964年11月陈垣有函复汪宗衍，特意询问冼著情况，云“冼姑撰《广东僧道著述考》，甚盛，但搜采殊不易，未知已成书否？”〔167〕从陈氏语看，汪氏来函必言及该书。据黄任潮谓，该书“原稿曾经汪宗衍校订，1966年后才从香港寄回省文史馆。”〔168〕则冼氏生前已将该书稿托付汪宗衍审校。汪是世上第一个看过此稿的学者。但汪氏显然对冼著评价不高。冼玉清去世十四天后，陈垣有信致汪宗衍，语云：

　　忽得七日来示，知冼姑噩耗，至为哀悼。其所著《广东释道著述考》，如果释氏部分已完，可先出版。此等工作本是图书馆员工作，亦是为人民服务，不必求全责备。且曾经我公审订，可信其无憾，冼姑不托他人，而独托公，知公之必不负所托也。〔169〕

　　 

　　陈垣谓冼的著述“本是图书馆员工作”，可以推想，此必为汪宗衍对冼著的评价，也就是冼著类若“图书目录检索”。冼、汪相识三十载，可云意气相近，〔170〕汪氏看轻友朋之作，或者非关文人相轻，宜乎顾亭林所云“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三十年后，在冼玉清身上开始印证了顾氏此不刊之论。

　　汪宗衍逝于1993年，同是卓有成就的广东文献学者。冼、汪对照，或本无可比性，但由此生发，仍有端倪可供论说。冼氏一生治学，慨然有统领全局之魄，从《粤东印谱考》起(后易名为《广东印谱考》) ，《广东艺文志考》、《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丛帖叙录》、《近代广东文钞》，乃至最后的《广东释道著述考》，冼玉清构建一生研治广东文献学术大厦的雄心昭然可见。这种眼界与气度，在近世广东文献学者中很罕见。事实上在冼玉清的著述中，总有一种远超出具体所论史事的“历史器识”，它使冼的文字渗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这种器识与情怀令人很熟悉，直见“万木草堂”家风。 在“三不朽”中，大部分的康门弟子奋身于建业“立功”之途；〔171〕另类的陈子褒另辟一径，延及冼玉清，“万木草堂”精神终以“立言”之道，为“南海衣冠”添一慷慨之气。〔172〕到此，这种器识与恒久蛰伏天南的“广东精神”有了一种极为自然的回应。这样在明清以降四百余年的广东文化群峦中，从黄佐到屈大均，从谭莹到冼玉清，似远近屹立着数座高耸云霄的山峰，连成了一条承前启后的浩然山脉。此数者又似长空中的几颗寒芒辰星，燃亮了岭南人文精神的历史轨迹。他们已超越同侪、由对此邦深厚的感情、高迈的识见与卓越的才华而凝铸而成的人格精神，被泽深远。

　　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这位“苦行僧”式的学者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其一生际遇且不说，即以其特有的“广东系列”而言，冼氏一生耗时最长、牵扯心力最多的一部书稿到死也未能完稿。这就是一直为士林期待的《广东艺文志考》一稿。民国十七年黄节长省教育厅，旋有广东省通志馆之设。三十年代初通志馆挂靠中山大学，温丹铭任总纂修，温聘冼任纂修，主《广东艺文志》之撰。三十年间物事星散，人代云亡，通志馆早在抗战时因“中大”内迁而停办，修志之事早就不了了之。但三十年间冼氏为此稿萦绕于心，焚膏油以继晷 。文海之浩，茫乎千头万绪；千年踪迹，览乎几若无崖。冼以弱小之躯，肩此大业，只能以遗憾告终。此书之价值不言而喻！1965年8月17日冼约李稚甫面谈，欲以《近代广东文钞》、《广东艺文志考》、《广东文献丛考论文集》三书整理见委，两天后李致冼函，论及该书，李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谓“从对现实有用出发，则《广东艺文志解题》参考价值比较大；”“这部书应该是有关广东方面著作大辞典；”“这是大工程，也是一部有历史意义的著作，但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李氏也是有功力的学人，他并未看过该稿，仅凭冼玉清介绍，即表达了上述的“学术冲动”。他甚至设想该书要有七、八十万字。而事实是历三十年艰辛，该书稿此时已具规模，冼欲委于李，显然是想李代为补充与完善材料。   

　　与此相似者尚有《近代广东文钞》一编。五十年代初冼玉清已有编辑是书之志。据其谓，粤邦文章总集远有屈大均、温汝能之汇，近有吴道镕的《广东文征》，“而于五十年来作者略而未详，故有《近代广东文钞》之辑。” 冼玉清确乎有超迈的眼界：“道光以还，内政日非，外侮日甚。国人受环境之刺激，其写深忧摅硕画之文字亦最多；”所以该书“首重史料价值，其取材以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山川风俗掌故者为合。”这是一段很有识见的文字。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消亡，以“道光以还”计，恰好满百年。此百年中国社会思潮大起大落，政局巨变者数。以1949年为例，其时去满清之亡不足四十年，民众中经历三朝者当以亿万计。一句话，所谓“道光以还”之史料者不足贵；一切未合新时代的文字已属陈腐。冼氏之辑极“不合潮流”，也即罕有学者会从事此不能服务当朝、更不显“新思想”的“资料搜集。” 又五十年过去，历经世变，昔日视此等材料“如土苴”，今日要详尽钩沉此中史迹已变得极难。冼玉清的识见终于应验。从今存世的《近代广东文钞》誊抄本看，该书专搜清季民国年间岭南士大夫论时政、文化建设等文字录而存之，每人附以小传。不少作者在今天已成闻所未闻的人物。冼书所辑，为转眼即逝的近代广东社会思潮留下了足供存览的历史一页。在冼暮年，该书之“初集”大概已编成。 不过在“阶级斗争”日紧的六十年代前期，这样的书如何能出版？！

　　冼玉清应该是带着遗憾离世的。她没有吴道镕幸运。她晚年处身于一个表面高昂、实质心灵备感孤零的时代。吴氏死后尚有二三知己懂其遗意为之补缀以完一代巨编。冼氏身后世局即变，吾国文化遭遇空前巨劫。但即使没有此“劫”，冼氏的“遗意”在1966年前后恐也没有知音了。命运就这样让这位百年难遇的女学者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数百年间对著述的严谨无出其右者的顾亭林曾有语谓：“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马文渊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在未来，冼氏这些“未定之书”或会假后人之手终得刊布，然冼氏或仍在磨勘的精审之识已经无从出之，其应有的学术最高水平未得体现，就此埋没。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驰心于万古之上，寄怀于千载之下，庶垂道见志，悬诸日月。”此乃古贤之感慨，也是古贤之心期。移于近世广东文化史上，也几可代为冼玉清言。自然也足形容其一生。

　　“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 斯也可视作不息的文化长河，淘尽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历史往事！

　　

　　     注释：

　　〔1〕冼玉清曾自谓“原籍南海西樵，因洪杨之役，祖父母逃往澳门；”“先父是商人，先母是贫农女，她的沉毅勤俭，诚朴忠厚的美德极深地影响了我。”见《冼玉清生平档案》。又：本文以朝代纪年（附以西元），非繁冗如此，以求“贴近历史”也。

　　〔2〕《庇理罗士女师范演讲》。载陈德芸、冼玉清、区朗若、冯民德等编《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第八十九页。该书未印出版年月，据书中序言约1952年印刊，线装本。

　　〔3〕杨寿昌：《陈子褒先生遗集序》。前引书，第一页。

　　〔4〕冼玉清：《改良教育前驱者——陈子褒先生》。前引书“附录”，第一页。

　　〔5〕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六辑之《清季各省兴学史》（炎培编，沈云龙主编），第55至5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68年版。

　　〔6〕《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载丁文江、赵丰田编《粱启超年谱长编》，第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见《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四，第25至26页，中华书局民国十五年版。

　　〔8〕据长年随侍康氏的康同璧所感，“先君以所生之世，岌岌危亡，其所切念者，乃如何救亡，如何图存，如何拯救生民”；“先君尝云：‘吾志在天人，地实天中最细物耳。以地况天，渺乎小矣，况一国一家乎；’其胸襟如此，史实如此，毋庸置辩耳。”（《回忆康南海史实》，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康女回忆虽意在辨诬，然感怀之气弥满全篇，非含长久之抑郁，何能有此淋漓之词？！可云重现了一种历史意绪。

　　〔9〕见前引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文。

　　〔10〕见前引《粱启超年谱长编》，第26页。

　　〔11〕任启圣：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3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康有为：《长兴学记》。载《长兴学记 桂花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第9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3〕唐才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集，第56、5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唐氏为唐才常烈士之胞弟。

　　〔14〕粱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见前引《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七十，第7页。

　　〔15〕粱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粱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252、253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

　　〔16〕见前引《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文。

　　〔17〕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640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18〕见前引《清代学术概论》。《粱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251页。

　　〔19〕见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117至119 页。检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条”有句谓：“初八日陈子褒电广州公善堂区谦之，时吾筑室‘花埭’，谦之夜渡江来吾家告变，而不欲明言。然时以吾为必死矣，举家饮泣，谦之竟夕坐催检拾行李，至九日五更举家下舟。是日为礼拜，港澳轮不开，十日乃下澳船，船甫开，逮捕吾家之兵即至。……若无子褒之电，及谦之适在，而谦之之勤之也，家人皆被逮矣。” 《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6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20〕陈氏在其他文中曾将赴日时间说为“八月初十”。两相比勘，今取“八月十一日”说。

　　〔21〕陈氏甘为“妇孺之仆”也有前因。光绪二十一年陈已草创《妇孺须知一卷》（见《改良妇孺须知》一书“序言”，澳门蒙学书塾版）；光绪二十二年陈氏再草《妇孺需知》一书（见《妇孺浅解》一书“序言”，光绪二十四年版），内有语云“《妇孺需知》全以口头言语为之；至于训诂，鄙俚无取文言。”进至民国，陈氏已有如是理念：“欲存国学，必赖女子；”“女子者，国民之母；女学者，幼学之母。”

　　〔22〕《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见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8页。

　　〔23〕见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2页。

　　〔24〕见冼玉清1954年所填《教师履历表》。中山大学有关部门藏。 

　　〔25〕见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27页。

　　〔26〕《论小学七级字》。见前注，第30页。

　　〔27〕陈氏在《七级字课说略》一文中尚谓：“今欲启国文之扃钥，建小学之津梁，神速之方，厥惟解字。总其裨益，有四善焉：经史词章，地学物理，博大繁赜，散见于字，管辖在焉。众学未窥，而解诂之时已得其意。”

　　〔28〕今见民国六年（1917）广州蒙学书局多种刊本，知该书局广为印行陈氏教科书已多达十余种。其中《七级字课》、《七级字课详解》已刊行到第五种。

　　〔29〕见前引《论小学七级字》。陈氏又有语谓：“五级纯是文学字汇，六级则经史子之罕见者，七级则纯是许氏说文之择出。”

　　〔30〕冼氏另有一次说是“六年”，今综合各史料，取“八年”之说。

　　〔31〕陈氏曾引《汉书》语谓：“在昔汉廷记字，凡学童十七以上，讽籀九千，即得为史。” 

　　〔32〕见《七级字课说略》之“德芸按”。

　　〔33〕《因果》。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99页。

　　〔34〕《争胜古人论》。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5页。

　　〔35〕《戒骂会论》。前引《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第28页。

　　〔36〕见前注。

　　〔37〕见《岭南学生报》第一卷第一号，民国四年二月出版。陈氏竟稿时间自署为“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该报为“岭南”校报，其前身称《岭南学生界》。

　　〔38〕见《冼玉清生平档案》，1958年“自传”。

　　〔39〕见前注，1952年“检讨书”。

　　〔40〕见前引冼氏《教师履历表》。

　　〔41〕“岭南”一向对英文要求甚高。现找到其在民国十年颁布的一项中学“招生规则”，有要求内容如下：“高小毕业或有同等程度兼习过英文二年者。”见《岭南》第五卷第一号，第28页。民国十年出版。

　　〔42〕见《冼玉清生平档案》。

　　〔43〕见《岭南学校提要》一书，第1页，民国七年四月刊。 

　　〔44〕见《广州岭南学堂》一书，1911年刊。

　　〔45〕见《冼玉清生平档案》。

　　〔46〕在民国年间，历届学生对“岭大”的赞美，俱叹此地“枕流珠江，远眺云山，”聚天地风云之气。时广州高层楼宇罕有，“岭大”校园视野甚广，隔江眺望，近者市容如画，远者云山连绵横亘，有江山风月入襟怀之感。照片刊前引《岭南学校提要》一书。

　　〔47〕以上史实见《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第16至19页，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刊。

　　〔48〕见《岭南》第三卷第三号，第50页至51页，民国八年九月刊。九年后，“岭大”图书馆中文书籍增至五万五千余册，西文书籍则达二万多册（《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六期第95页，民国十七年十月刊）。

　　〔49〕《南风》第三卷第一期，第165页。岭南大学学生会出版，1928年。

　　〔50〕《南大》第五卷第三号《本学期新任教员名列》有条目云：“冼玉清——本校大学生，辛社社员，任中学历史。”民国十年秋季刊。

　　〔51〕冼氏晚年尝谓：“我在岭南时是很受歧视。因为校中最重基督教，员生95%是基督徒，而我在此读书多年，却不肯信教。”见《冼玉清生平档案》。

　　〔52〕以上史实分别参阅招观海《钟校长年谱》、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等岭南大学同学会会内读物；以及冼玉清撰《写在钟荣光校长归葬后》一文，载《宇宙风》第147、148期合刊，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53〕钟氏青年时代放浪形骸，曾吸食鸦片，并以替人科场作“枪手”而知名。信教后一洗前尘，脱胎换骨。

　　〔54〕杨华日：《钟荣光先生传》，第22页。

　　〔55〕见前引《写在钟荣光先生归葬后》文。

　　〔56〕陈氏于民国十一年（1922）去世，终年六十岁。此前十数年间子褒学校年年皆向岭南学校输送优秀生，这些学生在“岭南”学成后多留校任教或充任管理者。突出者便有“岭大”第二任华人校长李应林。

　　〔57〕在“岭大”，教师一般连续任教五年以上，大多可获得赴美进修的机会。

　　〔58〕民国十六年，陈子褒夫人将陈氏遗书“尽行捐与岭南大学图书馆。”见《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一期第27页，民国十六年十月刊。

　　〔59〕均见岭南大学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各类“职教员一览表”。

　　〔60〕均见岭南大学历年“校务会议”记录与“校报”报道。

　　〔61〕见《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一期，第30页，民国十六年十月刊。

　　〔62〕民国十八年（1928）秋，冼玉清应燕京大学之邀北上游学，其间居平之粤籍名流为之延誉，北平诸名校皆欲聘之。碍于钟荣光再三挽留，冼氏遂于次年南返康乐园。于此可知冼氏一直感恩于钟氏。

　　〔63〕见前引杨寿昌《陈子褒先生遗集序》文。 

　　〔64〕在“岭大”历年公布的教师履历表中，杨寿昌的学历多述为“广雅书院高材生”或“前清举人”，与其他教师多有欧美名校的学历形成很大的反差。不过也间接证明在民国年间的广东，“广雅生员”也有可骄人者。清末“广雅书院”在岭南之影响，可见一斑。

　　〔65〕以民国十六年为例，“岭大”文理科学院国学教员仅三人：杨寿昌、徐信符、冼玉清（见《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一期第27页，民国十六年十月刊）。事实上“岭大”国文系规模一向很小，冼玉清曾统计出从1931年至1948年十七年间，国文系毕业生总共才29人，有十一年每年仅有一人毕业（见冼氏《岭南大学国文系之回顾》，载《南国》创刊号，第41页，1949年元旦刊）。

　　〔66〕杨寿昌于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晋升为教授（见《私立岭南大学校报周刊》第三卷第十八期）；两月后“兼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前引“校报周刊”第三卷第二十期）。冼玉清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讲师升为副教授；民国二十八年（1939）升为教授（《岭南大学校报》港刊第32期，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刊）。又：“岭大”国文系主任向由留美博士陈受颐担任，直到三十年代初陈受颐受聘北京大学止。陈氏专长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

　　〔67〕见《冼玉清生平档案》。

　　〔68〕转自洗玉清：《悼杨果庵先生》。《岭南大学校报》港刊第六期第一版，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月九日刊。

　　〔69〕冼玉清曾在一文中对书斋生涯作如是描述，“教务极忙，余讲学读书，未尝一日或辍也。每日上午授课，下午至图书馆，程序日日如此”（《万苦千辛离危城》）。又《更生记》亦有语谓：“平日每早七时半须到课室，六时即起，梳洗进食，草草而已。从未暇衣复添香，梳还对镜。课毕返寓，亦握椠持铅，一灯枯毕。春非我春，秋非我秋。”两文出处见后。

　　〔70〕见前引《悼杨果庵先生》文。

　　〔71〕该文承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庄福伍君提供抄件，在此致谢。又据该馆老馆员黄任潮氏在《冼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一文中所引录，知该文原刊香港《工商日报》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五日“黄晦闻追悼专号”上。黄氏文刊《岭南文史》杂志，1983年第1期。

　　〔72〕黄节在清末民初诗界已得大名，此后盛誉不衰。其暮年与冼氏论诗，与其说切磋，无如云“教诗”更贴切耳。

　　〔73〕见《黄晦闻先生抵粤》一文，载民国十七年四月十四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三版。文中虽言之凿凿云黄氏长教育厅长一说“珠非事实”，实际该文正替黄氏任职张目。

　　〔74〕黄节：《诗学》“序言”，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部，民国七年版。

　　〔75〕黄节民国十七年八月在广东教育行政会议上所致开幕词。见李韶清编《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载《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一书，第32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6〕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77〕见《碧琅玕馆诗钞》抄本，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藏。

　　〔78〕时世所知黄节最看重的门生是李沧萍氏。李沧萍，广东丰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经年侍师，略得其师说诗之旨，也好为诗。惜李氏未得寿年，民国三十八年在岭南大学教授任上病逝，年仅52岁。

　　〔79〕见《更生记》，第7至8页，民国三十八年版（广州）。列冼玉清自编《琅玕馆丛著》第三种。 

　　〔80〕见前引书，第15至16页。 

　　〔81〕此“危机”显然有多重含义。精神痛苦不论，即以现实而言，时学校银根紧缩，遂有在“职教员”中裁冗员之举。冼以病休养数月，故校方有支半薪之议。 

　　〔82〕分别参考：《明史》“黄佐本传”；吴道镕《广东文征作者考》卷三“黄佐条”，第72页，民国辛巳刻本；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一书所收《广东文献学者黄佐》一文，第31页，香港中华书局1965年版。

　　〔83〕见《岭南遗书》第一集之《广州人物传》“凡例”，道光年间“文字欢娱室”刻本。 

　　〔84〕见前引书，“姚序”。 

　　〔85〕见前引书，“伦以训序”。黄佐“凡例”尚有一条如是谓：“列女独立外传者，以闺闱懿行最易泯没，是以详书之。” 

　　〔86〕载中国文化协进会编印：《广东文物》下册，第852页，民国三十年出版。按：有关徐信符资料，余得益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终身馆员”刘师少雄先生多矣，谨表谢意。

　　〔87〕所惜者，徐氏此文当撰于1940年前后，其时因广州沦陷徐困居香港；或因流离难安，该文虎头蛇尾，尤其清末至民国一段，草草了结，于中可见动荡人生对一个学者的影响。

　　〔88〕比如明代正、嘉间南海人黄衷著《海语》一书，录南洋民俗风物约四十余事。黄书“杂识所闻，词皆己出，一洗宋明人说部诸书互相沿袭之陋。”屈大均《广东新语》采录黄书物事多条，谭莹论曰：“《广东新语》全录其文。然皆不注出自何书，殆犹沿前明陋习。”见《岭南遗书》第二集之《海语三卷》“跋文”，道光二十五年版。 

　　〔89〕载香港珠海书院印行之《广东文征》第四册，卷四十六，第135页。民国六十六年(1977)香港版。

　　〔90〕温汝能：《粤东诗海》，温汝能“自序”。嘉庆年间刻本。

　　〔91〕谭莹：《乐志堂文续集》卷二，第64至65页。载《乐志堂全集》，约同治、光绪间印本。

　　〔92〕伍氏刻书，喜以跋文留名。时学界已知伍氏所刊群籍中约二百余篇跋文实为谭莹手笔。

　　〔93〕“广东之风”四字为温汝能语。

　　〔94〕阮元确有值得推崇者。此诸大家均与学海堂有干系，或曾为堂中之学长，或曾为堂中肄业生。 

　　〔95〕民国初年，粤东士人已有汇辑广东“文征”与“诗征”之商。咸推沈芷邻氏辑“诗征”，吴道镕主“文征”。沈氏“诗征”终无成，吴氏“文征”穷二十年之力，初稿粗具。然定本未出，吴氏卒于民国二十五年。后赖张学华等同道为之补订。新增百余家，厘定为二百四十卷。经年兵燹，老成垂暮，民国三十七年叶恭绰恐此巨编毁损，急商同人以机械誊印九部，分存各地。至此，历经三十年艰辛，《广东文征》卒赖各学人之手得以成书存世。

　　〔96〕前文刊在《岭南学报》第二卷第四期（民国二十二年六月出版）；后文刊《岭南学报》第三卷第二期（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出版）。据冼氏在后文中谓：“拙作《赵松雪之书画》发表后，同人促其论列管仲姬。僻处海陬，参考书不周不备，仓卒成此，自愧芜陋。修订尚俟异日”云云。

　　〔97〕见前引《悼杨果庵先生》文。

　　〔98〕近代广东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则有象征性的轶事：嘉道间名士吴兰修博学多才，富藏书，史地算学等皆有心得。然吴氏却是以“工倚声”而得世俗名，每以为大恨。尝自云：“唤作词人，死不瞑目。”遂竭十年精力，成《南汉纪五卷》一书。谭莹论该书“考核尤精，”“实为十国纪事之书之冠”（《岭南遗书》第五集之《南汉纪五卷》跋文）。吴氏“死不瞑目”语遂传开，其含意几同顾炎武“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语。

　　〔99〕杨、徐相识达五十年。1940年徐氏挽杨氏联有句云“丰湖书院无恙耶？学海有渊源，渺矣，人琴往事不堪回首；阳山天下穷处也，间关空跋涉，伤哉，童冠长途何处招魂！”很多年后，后世者论冼登南州书楼事，每称“冼玉清教授”云云，不确。冼其时尚是“岭大”讲师，在徐氏眼中还是一名后学。

　　〔100〕1952年，冼玉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份检讨书里写到：“我之所以用力于广东文献，是我查书而请教老先生时，他们说广东僻于一隅，外省人不会留心它的掌故，至于本省学者又极少，于是我便努力往这方面钻”（《冼玉清生平档案》）。

　　〔101〕该文首刊《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1期，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出版，广东文献馆另藏有抄本。

　　〔102〕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老馆员高炳礼撰文云：“徐氏嗜书如命，但他的性情十分怪僻。笔者从长辈口述中得悉，信符先生的书楼，一般人要想登楼参观不易，而想参阅其善本及广东文献就更难了。”见《“南州书楼”聚散史述略》一文，载《图书馆论坛》杂志，第23卷第6期，第250页。2003年12月出版。

　　〔103〕见《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期，第119页，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104〕载《岭南学报》第五卷第一期，第101、102页。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刊。

　　〔105〕冼氏此篇很有可能受汪兆镛氏的启发。汪的名作《岭南画征略》在二十年代后期已完稿，未正式刊布已为学界文坛瞩目。1930年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日后冼氏谈广东文献，屡有征引该书。

　　〔106〕冼玉清毕竟“年轻”，非圈子中人。搜采虽勤却未必完备，且印事向不入“经国大业”之流，历代书目少有著录，多为私家秘藏。故冼文出，而粤中家有秘本者或以为简陋。此说竟暗传很久。然他人之议，不足病冼氏此文。近世岭南有著录吾省印事全貌之志者，实由冼氏始。民国三十八年冼玉清有《广东丛帖叙录》一书刊行，其意亦续前例，有语云：“余于碑帖，素昧渊源，以治目录学故，粤帖辄有过眼，深恐日旧年湮……因叙录其目，以资保存”云云。是书由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刊行。

　　〔107〕见冼玉清自撰之“后序”。《广东女子艺文考》，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年（1941年）版。

　　〔108〕黄、徐两序均见前注。

　　〔109〕冼氏其他文字尚未统计在内。

　　〔110〕引语俱见《后汉书》“桓谭本传”。

　　〔111〕冼玉清服务广东学界三十余年，“ 好事之言”也终身随之。现举一例以见其状。据冼氏在《更生记》中自述：“默计生平寡言笑，鲜出入，少与外间往来，不知社会人士何以注意如此。犹忆今年二月，‘广州仁爱博览会’开幕，尝一至古物馆参观。翌日报纸竟不吝笔墨，甚至髻鬟、衣服、笑貌、举止，无不详加描写。”

　　〔112〕《岭南大学校报》“港刊第六十六期”所刊教师著作成果一览表所列篇目。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版。

　　〔113〕载《南风》杂志第13卷第1期，第79、80页，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出版。

　　〔114〕1938年10月中下旬，日军总体上几乎不费力气即攻陷广州。这是现代广州的一段痛史，议论之声经年不息。

　　〔115〕内有语谓：“狄（按：“狄”即“敌”字，盖时标中立的港奥地区避时讳也）人未至而弃城先逃，似此萎靡无耻之人格，宁能俯仰天地间谓人耶？决西江之水，不足洗此羞也！嗟夫！民非亡国之民，官则亡国之官。寇可恨而召寇者更可恨耳！”载《大风》杂志第24期，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刊。

　　〔116〕见《抗战期间的岭南大学》一书，岭南大学出版物，无刊行时间，约1946年出版。 

　　〔117〕见《遐庵年谱》“民国二十八年条”。民国三十五年十月线装刊本。

　　〔118〕载《广东文物》上册，卷三，第3页。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民国三十年出版。

　　〔119〕公开的展期是从2月22日至26日。后应学界要求，专为学者开放的局部展览延至3月2日结束。

　　〔120〕上述引语，俱为当时各类报章的报道语。

　　〔121〕即《广东文物》中、下两册（研究之部）。

　　〔122〕冼氏为是次展览会“筹委”，并撰《广东之鉴藏家》一文，载《广东文物》下册。

　　〔123〕冼玉清曾在《澳门小住记》一文中言及居澳之情形：“予宅为先父翰廷君手置，面东南，层楼屹然，房宇轩敞，（略）逋客到访，无不羡予居之安也。（略）予以行止与亲友商，无一人赞同内渡者。咸曰：‘他人来澳，无以为生。汝之情形则异。汝有住有食，可以优游自得，何必冒艰难凄痛，与逐衣食者共奔波？”载陈树荣主编之《冼玉清诞生百年纪念集》，第93页，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出版。

　　〔124〕民国三十年五月冼玉清曾撰《君子之基本思想》一文，载《岭南大学校报》港刊第一百期。

　　〔125〕冼氏对横沙一地有如是行文：“此乡前临珠海，后拥茂林，‘有峰峦秀耸，溪流环抱，景物清旷，可钓可游’……夙以风景幽胜，民俗淳朴著称”。招、梅两氏陪冼寻访事见《广东艺人招子庸》一文（讲演记录），载《岭南周报》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第三版。

　　〔126〕1922年许地山在《粤讴在文学上底地位》文中谓：“招子庸底生平无从稽考，所知底，是他底别号叫明珊（《民铎杂志》第三卷第三号，民国十一年三月出版）。”1928年招勉之氏在《关于粤讴及其作者的尾巴》一文中曾这样描述招子庸：“（他考进士）失败的原因，听说是做考卷的时候，他的脑子里仍然是充满了作粤讴和在青楼生活里探求悲哀的情绪，考卷上自然不觉随到许多飘飘然的所在，……堂堂皇皇做圣朝考试，许你们作那轻薄的娼楼荡妇的爱歌和哀曲之诠释的文章吗！……粤讴之为讴，只不过给风流才子们在花柳场中或骚坛上当作一种性欲的触媒剂吧了。悲哀是不会丝毫地打动这些人的心弦啊（《民俗》周刊第十九、二十期合刊，第13页至第15页，民国十七年八月出版。）！”

　　〔127〕 见《招子庸研究》结尾语。载《岭南学报》第八卷第一期，第104页，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出版。文中间有手民误植之字，引录时径改。

　　〔128〕陈寅恪在三、四十年代已开始着墨“元白诗证史”等篇章，此后不断修改补充，至四十年代后期，专书大体完备。 

　　〔129〕见《冼玉清教授著<流离百咏>出版》文，载《岭南大学校报》康乐再版号第105期，1949年11月16日刊。由是知该书的发行时间。附记：自1949年10月中旬解放军进驻广州后，岭南大学的纪年全部改为公元纪年。

　　〔13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31〕见《陈德芸教授事略》，民国三十七年油印本。

　　〔132〕据冼玉清晚年所填《履历表》云，其进岭南学校的介绍人为陈德芸。当年“岭南”对入校师生俱有“担保或介绍”之设。

　　〔133〕这段史迹可参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从“序 南迁”起至第二章，第1页至第7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34〕以页码计，有五期在二百页以上，其中有两期超过三百页；以内容计，每一期名家之作叠见，以第十卷第二期（1950年6月）作例，陈寅恪刊文三篇，杨树达刊文两篇，王力与钱淞生合作刊文两篇，冼玉清刊文一篇，梁方仲刊文一篇。

　　〔135〕此语屡见此时期“岭大”的各种学校报告及汇报材料。

　　〔136〕在同一时期，北京的辅仁大学等有教会势力或外国基金会控制色彩的大学，自1950年后管理权已基本易手。 

　　〔137〕该月出版了最后一期学报，为“第十二卷第一期”。

　　〔138〕从该期学报的编辑风格、版式看，毫无终刊的迹象。

　　〔139〕而在北京，该年六月辅仁大学已公开宣布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见《光明日报》1952年6月11日陈垣《热烈拥护院系调整》一文。

　　〔140〕1952年的“院系调整”，裁汰了一大批被认为或混迹于学校、或历史复杂、或所教专业已不合时代要求的教师。至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许多四年前被赶离学校的知识分子遂要求重新落实教职。

　　〔141〕据中山大学1955年《教师情况调查材料》。

　　〔142〕1955年6月15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号目录如下（节录）： 1、《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者底“世界主义”思想的宣传员》；2、《胡适的反动观点和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歪曲》；3、《批判胡适所谓“文学改良”的几个论点》；4、《清除胡适反动思想对祖国古典文学遗产的毒害》；5、《批判胡适的“吾我篇”和“尔汝篇”》；6、《胡适反动历史观点对近代史研究的毒害》；7、《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8、《揭露胡风反现实主义的反动文艺思想》。

　　〔143〕三、四十年后，当年中大中文系的负责人，在其暮年曾略带忏悔意对弟子谈及，1955年是不应该将冼玉清逼离学校。言下意断送了冼的学术承传。按：此事余亲闻于该弟子。 

　　〔144〕1962年冼玉清在《学术研究》（广东）第二期发表《关于〈夷艘入寇记〉问题——与姚薇元、师道刚二先生商榷》一文。该文参与讨论史事涉及广东文献材料，冼玉清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145〕李稚甫（1911—1999），民国学者李详（审言）之子。李氏曾在贵州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院校任教。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被判劳教三年，1964年释放回家。时失业。 

　　〔146〕见1965年3月6日李稚甫至冼玉清函（未刊原函。下引李函俱同此）。

　　〔147〕以李氏其时的困顿，冼玉清所委，含有“援助”意。冼氏每月付李“笔资费”约二、三十元。

　　〔148〕冼氏暮年患病情况与捐赠事，可阅前引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447至第455页。

　　〔149〕两文前者刊于1965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后者收入1995年出版的《冼玉清文集》。又：1965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刊发时间为11月，时冼氏已逝，不及见，编者谓稿子是“冼先生在医院留医期间写的，现予发表，并表示我们的悼念”云云。

　　〔150〕关于“八股论文”，1951年陈寅恪对此世相曾写过一首嘲讽意很浓的七绝诗：“八股文章试帖诗， 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文章》)。

　　〔151〕李稚甫五十年代已出版《鸦片战争以来广东人民反帝斗争史》、《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等著作。

　　〔152〕引文为函中语。

　　〔153〕指冼玉清所著《广东文献丛谈》一书，1965年5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书中多收冼氏晚年为粤港地区报章所写的“报纸体”文史文章。

　　〔154〕冼氏逝于10月2日。从数月来冼与李频频通信及多次让李到病房面谈看，冼氏从病况急变到撒手西归，出人意料，当在旬日间。二十多年后，蒙李稚甫老人青眼，余经年屡有李老病榻前问学之机。忆及有次曾询老人为冼姑写“冼夫人稿”事，惜李丈时精神不济，未作深谈。此中之内情，就此湮没。

　　〔155〕这与冼终身持“以为人群谋幸福”之旨相通。冼氏1956年蒙照顾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多有到各地考察之机，由是冼晚年写下不少歌颂人民新面貌的“即兴打油诗”。

　　〔156〕明清间，僧家道士多由儒入寺庙，故二氏有道行者多具文才，行文屡溢尘外清音。 

　　〔157〕见汪宗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崇文书店印行，1972年版。又可参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58〕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1页。澳门于今书屋出版(未署出版年月)。

　　〔159〕冼氏在家中排行第三，汪宗衍在致他人函中言及冼时屡以“冼三家”称之。“家”者，在粤东“南番顺”一带为“家姐”之省称，含尊敬意。

　　〔160〕见该书“凡例”第十二条。《冼玉清文集》第387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1〕由此可知，选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这是题外话。

　　〔162〕见《冼玉清生平档案》“自述”。“北图”珍籍藏本无数，馆方所云什么僻书都让冼看光了，应该是特指有关广东文献的著作。

　　〔163〕见前注。冼氏尚有语云：“可怜（从杭州）返穗之后，文史馆说我逃避‘反右’，大起风波，而不知实为著书也。”

　　〔164〕李丈生前曾对余谓，其当时未闻有此书。检存世李致冼函，冼晚年多部著述函中俱有提及，唯此书未见一字著录。

　　〔165〕椐说容庚曾对冼半开玩笑言过，以冼姑之才，不必为此，应写大部头。此事当年在“中大”有流传。

　　〔166〕汪长居澳门，1949年后仍与大陆学人多有来往。冼玉清整个五十年代来往港澳尚算方便，故冼、汪交往尚密。

　　〔167〕见前引《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45页。

　　〔168〕见前引《冼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文。省文史馆另有知情者谓，此稿寄回实际在七十年代中期。

　　〔169〕见前引《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49页。

　　〔170〕1949年汪宗衍有《澹归和尚日记跋》文，谓该日记藏澳门普济禅院，其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皆世所罕睹，“余幼时屡侍先公往观之”；“已丑正月，冼玉清教授访余山居，同过普济，重观此册。盖距乙丑之岁，忽忽二十四年矣。”

　　〔171〕“康门”家风最杰出者为梁启超。梁氏学术或未算很精细，然梁之器识与情怀，近世难有与之相匹者。

　　〔172〕“高楼风雨，南海衣冠”一联，为叶恭绰在民国二十九年“广东文物展览会”上所书门联，当时极感人心。今借其词，追先辈遗绪，以喻“吾邦文化”。

　　〔173〕见1965年8月19日李致冼函。《广东艺文志考》在冼晚年又称为《提要》、《题解》等。

　　〔174〕此事最后如何今尚不知。另据黄任潮云，该稿“在‘文革’期间已遭破坏，和其它稿本一样，亦有不同程度的缺损。”见《冼玉清的生平及其著作》。

　　〔175〕见油印《〈近代广东文钞〉征文略例》一纸，日期署为“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此纸当是冼氏征稿之函。

　　〔176〕自有新学以来，“资料搜集”已被看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资产阶级学者只不过“积累了些资料”的“假学问”遭到全学界的肆意嘲笑与贬低后，“资料搜集”更已等同“打杂”，治学者几耻为之。

　　〔177〕冼氏在“近代广东文钞征文略例”中云：“初集拟先选百家，……第二、三、四集，以次续编。”

　　（作者：陆键东　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