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玉清教授學識淵博，才華横溢，平易近人，舉止嫻雅，有學者之風，長者之德，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心。她獻身學術，終生不嫁，孜孜矻矻 ，焚膏繼晷，集詩人、畫家、廣東文獻學者於一身，這不僅嶺南無雙，就在全國也罕見。而其愛國精神，更值得後人稱頌。

　　上世紀60年代，我因工作關係，頻往拜訪，不懂的便向她請教，可謂誼兼師友。那時她住在康樂村中山大學東北區32號，這是幢坐北朝南的紅磚平房，面積不大，門前小園蒔花植樹，放置盆景，頗爲幽静。入門就是客廳，廳壁上方有一木匾，上刻“碧琅玕館”4字，因而自稱“琅玕館主”，琅玕者：美玉也；火珠也；又，佳文也。韓愈詩：“披腹呈琅玕。”以此自况，名實相副。木匾之下，是一排高大的書櫃，絶大部份是綫裝書。廳内放置木制兩椅一幾，接待來客。卧室兼作書房，顯示主人生活的簡檏。

　　她於1895年（清德宗光緒二十一年）在澳門誕生，祖籍是廣東南海縣西樵簡村，故又自號“西樵山人”、“西樵女士”。通常人們稱她爲“冼姑”，但她歡喜被稱爲“冼子”，這該是文人學者的美稱。

　　一

　　被譽爲“嶺南才女”的冼玉清教授，其父冼藻揚是港澳知名的工商業家；生母劉氏，出身農民。她在學術上的顯著成就，除了個人聰敏勤奮外，還得益於名師指引、良友切磋，以及同族伯父冼寶干的勖勉。

　　冼子不止一次很自豪地對我説：她是康有爲的再傳弟子。又説：她年少時所撰詩文，甚得冼寶干的贊賞。事情是這樣的：她7歲（1903年）入學，在澳門林老虎私塾就讀，11歲轉入澳門灌根學塾（即子褒學塾），16歲在該校中學普通科畢業。這陳子褒名知孚，號榮衮，新會外海人，生於同治元年（1862年），出身書香世家，光緒十九年（1893年）中舉人第五名（第一名爲解元，二至五名爲經魁）。名次在同科中舉的康有爲之上，却拜康爲師，成了“萬木草堂”的弟子，隨康入京，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同被通緝，乃東渡日本，進行考察，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才回到澳門，從事教育工作。冼子得名師指引，所以詩詞、駢文、書法俱佳。到了20歲，她在香港聖士提反女校讀英文，兩年後轉入廣州嶺南大學附中。28歲（1924年）在嶺南大學文學院教育科畢業，所以中、英文根底深厚。此前，她在廣州前清翰林江孔殷處，向畫家李鳳公學國畫，擅繪花卉，長於工筆。她又精研帖學，留心金石，只因詩名文名太盛，以至掩蓋了她的畫名。

　　她的同族伯父冼寶干（1849-1925），字雪耕，光緒九年（1883年）進士，曾任湖南祁陽、永興、平江、沅陵等縣知縣和湖南鄉試同考官。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政局動盪，辭官回粤。民國元年（1912年）任佛山通志局總纂，作品有《佛山忠義鄉志》、《皇輿圖咏》、《説文部首音義表》、《讀禮四種》、《服制釋義》等。後來冼子長期整理研究廣東文獻，也許受其影響。

　　冼子早年詩名大著，因此在文藝界、教育界、學術界有很多友人。她和我談論時，稱贊陳三立、陳寅恪父子和商衍鎏、商承祚父子，以及容庚、陳序經、黄海章等人的學識，而在談到“南國詩宗”黄節時很興奮。原來早在1929年夏，她經友人介紹，在澳門會見黄晦聞（節），她的詩學觀點，頗受晦聞贊許。同年9月，她應燕京大學教務主任周鐘岐邀請，北上參加該校的校舍落成典禮，在故都結識大批名士，如張蔭棠、陳垣、沈尹默、倫哲如等，並再度會見黄節。她對我説：當時燕京大學國文係主任馬季明（衡）、清華大學教務長楊金甫均聘請她前往任教，她均婉言謝絶。因爲當時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極力挽留，她在次年6月南歸。回到嶺南大學後，繪《舊京春色圖》，名士爲之題咏者有47人之多。她認識一批書畫名家，如葉恭綽、柳亞子、黄文寬、吴湖帆、李天馬等，互相切磋，相得益彰。

　　二

　　冼子獻身學術研究，數十年如一日，老而彌篤，令人欽敬。

　　1962年某日下午，我去“碧琅玕館”，只見館門大開，廳内無人，甚感詫异，頻呼冼子，只見一位大約50多歲的女傭出來告知：“冼姑在附近的圖書館。”我前往尋訪，圖書館工作人員對我説：“這老太婆在書庫一蹲就是半天，下午閉館時還不願出來。如果不高聲呼唤，她就要在書庫過夜，看她怎受得了！但是高聲呼唤，她又不滿意，認爲是没有禮貌。這真叫人難做。”我進入書庫，果然見她在查閲資料，當時她已67歲高齡，仍頑强鑽研，不比青年人差。令人驚异的是：1963年秋，她患乳腺癌，在中山醫學院第一醫院高干病區留醫，我前往探望，醫護人員對我説：“她把病房當作書房，仍然埋頭寫作，這不利於醫病，你要進行勸阻。”我認爲這種精神極爲難得，自問没有本領去阻止。相見時，我勸她注意休息，她一笑置之，不以爲意。臨别時寫了一張便條，要我去仁濟路某醫生家中借書。我遵囑前往，那書有10多本，叠起來約兩尺高，手提很費勁，只好扛在肩上，像個搬運工，雖説是冬天，扛上醫院頂樓的高干病區，額上也要出汗。她見這模樣，連聲道謝。臨别又派給我一項差事，從抽屉中取出一叠書稿，托我交給光孝路廣東人民出版社編輯鄺某。她這種治學精神，確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冼子從事學術研究40年，可謂著作等身。已出版的專著有：《廣東鑒藏家考》、《廣東女子藝文考》、《廣東叢帖叙録》、《廣東文獻叢談》；同時還出版文藝作品，如《碧琅玕館詩鈔》、《碧琅玕館詞鈔》、《碧琅玕館詩話》、印譜、篆刻字書，以及自傳性作品，如《更生記》、《流離百咏》。可惜的是：她在1929年北上，與故都名士交往，撰《萬裏孤征録》6卷，原稿在抗日戰争期間遺失。尚待校訂出版的有：《近代廣州文鈔》、《近代廣東名人生卒大事表》、《廣東中醫藥書籍提要》、《廣東醫學名人志》、《廣東石灣瓷》、《譙國夫人（即南朝冼夫人）叢考》、《漱珠崗志》、《嶺海遺珠》、《廣東藝文志解題》、《廣東釋教道教撰述考》等。

　　冼子還有一大批論文、文史小品在學術刊物和報章上發表，這都是她嘔心瀝血的結晶。例如，她在1935年4月《嶺南學報》上發表的《樑廷枬著述録要》，内容翔實。樑氏（1796-1861）爲清朝中期著名學者，作品有35種，冼子認爲“其種類之多，範圍之廣，實近世所僅見。”爲此多方搜尋、研讀，對其中31種作品撰寫“録要”，用功之勤，值得人們學習。尤以對《曇花夢雜劇》等“四夢”劇本的“録要”，態度嚴肅，富有哲理（近人某君妄加臆測，竟説樑氏“四夢”是年少時行爲輕薄的自白，我頗不以爲然。因樑氏少年喪父，家境窮困，哪有閒錢養妓）冼子還深入考證，認爲樑氏撰劇本得自家學淵源，其族父樑森在浙中爲官，干隆南巡，奉檄恭辦黎園雅樂，因填造新劇九折，深得褒賞。此説言之成理。又如：冼子撰《粤謳與晚清政治》，長達萬餘言，她説：“我之所以提出《粤謳與晚清政治》這樣一個專題，就是想從這一文學形式所反映出當時的生活與鬥争，來作爲研究中國近代革命鬥争歷史的一個印证和補充。”這篇論文充分顯示她對當時中華民族命運的關懷。其實，冼子好些作品都流露出她那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

　　三

　　冼子生活於中國歷史上最激烈動盪的年代，外患内亂接踵而至，民不聊生，國將不國。她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悲天憫人，憂時傷物，因而富有愛國主義思想。

　　抗日戰争開始後不久，日本侵略軍的飛機對廣州狂轟濫炸，市民死傷枕借。面對這一慘絶人寰的血腥行徑，1937年10月15日，她同林礪儒、吴康、侯過、洪琛、姚碧澄、尚仲農、羅雄才等著名教授，聯名致電歐美文化界人士，揭露日本的侵略罪惡，請求主持正義，予侵略者以嚴厲制載。同年12月，她參加廣州各界組織募制寒衣慰勞前方將士委員會，發表《婦女對於募制寒衣之責任》的播音演説，次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年在大亞灣登陸，向廣州進犯，她避難澳門。11月，嶺南大學在香港復課，她由澳門去香港，繼續在嶺南大學任教。1941年12月25日，日軍侵佔香港，妄圖要她和前清翰林張學華兩人牽頭，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她保持民族氣節，大義凛然，堅决拒絶，並化名潜赴澳門。其後嶺南大學遷往廣東曲江縣仙人廟，她毅然放棄在澳門安逸富裕的生活，不顧親人勸阻，接受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之聘，以一介弱女冒險犯難，從澳門乘船至廣州灣（今湛江市），陸行轉往遂溪、廉江、盤龍、鬱林、柳州，途中行李盡失，到桂林後，獲得廣西省政府發給“歸國文化人補助金”兩千元，終於到達曲江。如無巨大勇氣與毅力，曷克臻此！

　　冼子不止一次向我津津樂道：1955年退休後，其友人、學生邀請她去香港任教，月薪三千多元；還有人請她擔任一間學院的院長，如因年老不想干實事，掛名也行，可領取高薪。她在澳門的親人也敦促其回去團聚。但她堅决留在廣州，一概謝絶。這對於一位獨身的老婦人，實在不容易。再説，當時她退休並非自願，學校只發給六折工資。雖然她對錢確實不在乎，但一向忠於職守、忙於教學的人，突然投閒置散，却不是滋味，爲此鬱鬱不樂者達9個月之長。後來安排爲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在這前一年曾當選爲省政協常委，此後多次隨政協工作組赴各地視察，眼界大開，心情舒暢，沿途寫了很多詩詞，油印成册，分贈有關部門和親友，全是出自肺腑的歌頌新社會之作。

　　四

　　冼子出生於著名的富商家庭，父親冼藻揚創辦天和輪船公司，經營西江航業；在香港、澳門投資於獲利較豐的電燈公司、牛奶公司、麻纜公司，還開設建昌榮藥莊。然而出乎人們意料，冼子在嶺南大學讀書，却是半工半讀。據傳：冼子父親去世時，給她雙份遺産（主要是股票），用意可能是有一份給未來女婿。這些遺産由其六弟、香港知名大律師冼秉熹代爲經營、保管，大大增值，但冼子對這豐厚的遺産視若無物，分文不動。

　　冼子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1938年就任嶺南大學正教授，1943年被教育部鑒定爲甲級正教授，工資不算少，還有稿費收入，並無任何負擔，大可以錦衣玉食，可是她的日常生活一直是异乎常人的儉檏。她多次向我宣傳節約，大有孔子所説：“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的風格。她的儉檏並非吝惜，因爲她樂於助人，慷慨解囊。不止一次和我談及，她在1930年曾資助冼星海去法國留學，還關照在嶺南大學當女工的冼星海母親。當冼星海逝世10週年時，她賦詩紀念：“萬裏渡洋曾托母，卅年論學忝稱師。”她知道友人經濟困難時，不止一次伸出援助之手。

　　我去拜訪冼子，她再三表示要請我喫飯，我均婉辭。有一次她説:“今天女傭請假回鄉，自己不想動手煮飯，附近有個教授飯堂，每人一餐只用五角錢，現在我請你去吃。”我想：這五角錢的人情不宜拒絶，也就同意。臨去時，她説:“你吃欖角嗎？我今午吃剩幾個欖角，帶去飯堂好不好？”我説：“好。”她見我回答得很爽快，又説:“我還有幾片臘鴨，都變味了，你吃不吃？”我説：“吃。”於是她從碗櫃内取出兩個小碟，分别盛有欖角、臘鴨塊。進入飯堂，她要了兩份小菜，不足1元，連聲稱贊飯堂的菜肴價廉物美。我既然表示願吃變味臘鴨，也就懷着好奇心舉筷一試，那味道確是又苦又澀，實難下咽，只見她甘之如飴，不能不嘖嘖稱奇！有一年冬天，她穿一件素色舊絲棉長袍，慢條斯理對我説：“這棉袍已穿了20多年。”隨即揭開棉袍的袍裏給我看，那上面赫然有幾大補丁，十分顯眼，令我驚异。若非親眼看見，簡直無法相信。

　　冼子不結婚，却關心别人的婚事。曾多次對我説：她有一位“契女”，年過三十，尚未有偶，言下不勝焦急之至。她當然也關心我的婚事，一再透露香港某富商的獨生女未婚，我自愧寒微，深知“高門非偶”。冼子雖然才高八鬥、學富五車，但不諳做媒之術。她越是夸耀女方資財百萬，就越把我嚇怕了。

　　1965年1月，冼子健康惡化，在先烈路廣州腫瘤醫院留醫。她把自己存在香港中國銀行的10萬元港幣捐給中山醫學院第一醫院等公益事業單位（有人傳説爲100萬元，待查）；還把畢生珍藏的文物、書籍分贈給廣東民間藝術館、省文史研究館和中山大學等單位。知情者對她此舉，莫不交口稱頌。認爲其高風亮節，定將環宇流芳！

　　（作者：袁鐘仁　暨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