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洗玉清教授逝世40週年暨冥壽110週年。冼玉清教授和我的家族是三代世交，而我自己則是她的“末代學生”。三代世交自然是情誼深厚。而作爲“末代學生”的我，雖然由於種種原因，學得不够好或是可以説是“不及格”的學生。但是從她的一言一行、身教言教，對我的影響却是終生難忘的。

　　我家的祖孫三代和冼玉清教授的情誼是這樣的。祖父桂坫，字南屏。是晚清廣東幾個翰林之一，工經、史、詩、文。而冼玉清教授則是我國南方著名的女才子，詩、文、書、畫均有極高造詣。我的祖父和她均互相敬重，彼此時有詩、書、畫的相互唱酬。我的父親桂銘敬和她不是同行，家父是我國鐵道工程學界元老、著名的橋樑隧道專家。但在抗戰勝利後，都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彼此是同事關係。由於家族關係，家父母（母親陳美魂是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陳樹人的長女，嶺南畫派的三大家都和冼玉清十分友善）和冼教授之間，往來較多，十分熟落。冼教授是我的長輩和老師。1949年暑假我考入嶺南大學經濟係。當時，嶺南大學對學生的中文、數學、英語等基礎課十分重視，並安排最有名的教授上基礎課。中文是文、理各科的公共必修課，我上大學一年級的老師就是冼玉清教授。我從小在先輩的影響、教導下，也喜習詩、文，在中學、大學都擔任學生刊物的編輯，被同學稱爲“小文膽”。因此，我是很喜歡上冼教授的課的。在班上，冼教授第一個就認出我，而我的一舉一動也逃不過她的眼睛。

　　爲甚麽説我是冼教授“不合格”的學生呢？從任何意義來説，我都應該是班上拿到最高分數的學生之一。但根據我的記憶，成績大概是中上，而不是最優。據我的判斷她對我的印象也不是最優。按我的現實情况，應該使她失望，實際上是“不及格”。具體事例也還記得三幾個。一是我上她的課，時有“偷鷄”（缺課）。這不是因爲我不喜歡上她的課，也不是去干無聊的事情。其實，這裏有些客觀背景，解放初期，學生活動很多，並占了許多時間。而嶺南大學當時尚未被“接管”，黨組織和上頭的意圖，往往是通過處在地下狀態的共産黨支部，領導廣大學生去干的。我當時是進步青年，學生活動骨幹之一，擔任《嶺南週報》總編輯，四開的鉛印刊物風雨無阻，全部編輯與采訪工作只由幾個不脱産的學生擔任。後來又擔任了一年的大學學生會主席。經常是晚上開通宵“夜車”，第二天還要堅持上課。冼教授是否知其事，我不知道。但每次缺課，她都向我的母親“告狀”。母親知道我没去干壞事，没有駡我，只是説以後要注意，不然她會生氣的。其後我的缺課盡量少了一些。記得上課時，她老愛抓我提問，好在我還没有出醜過。每逢答問合乎她的心意，她便笑了。對一些同學的回答不滿意的，她也從不生氣，而是從容淡定地講述自己的見地。對她的堂上提問，大家是很受教益很受歡迎的。還有一個例子，大概是1951年的國慶節，我負責布置學校的禮堂“懷士堂”，我和幾個同學在禮堂前面的大柱上，用大紅紙寫了一副長“對聯”。按照當時社會習慣，用一些政治術語、口號拼凑成字數相等的兩句話，不講平仄對偶。事後冼教授知道我是爲首分子。便笑着對我母親説：“你個仔真够膽，這樣便是對聯！”我當時聽了以後，也感到好笑。但却不以爲然，認爲這是社會潮流，而她似乎有點書呆子了。今天，回顧幾個片斷，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她都是良師，在學問上一絲不苟，治學嚴謹；但對學生却十分愛護，是深受學生愛戴的益友。

　　在嶺南大學，師生員工幾乎人人都稱冼玉清爲“冼子”。我還没有聽過有人稱她爲“冼教授”。子者先生也，帶有尊稱之意，也兼收親切隨和之妙。冼子在學術上有很高的造詣，但從不以學問嚇人、壓人，或炫耀自己。給人的印象是一個温文而雅、寬宏大度的儒者，從未見過她生氣、訓人、駡人，人們見到的是親切的微笑。大家都知道冼子終生未嫁，但她却與西方的獨身主義者不同。終日以詩文爲樂，精神十分充實，令人有凌波仙子之感。當時，有的女同學對冼子私下有點“非議”，説冼子偏心男生，不喜歡女生。理由是她出入喜歡叫男生搭她坐單車尾。我也有幸也當過她幾次的“單車夫斯基”（斯基者司機也。當時國家親蘇，學生也把司機戲稱“斯基”）。是她叫我搭她的，我很樂意，也有三分光榮，她坐單車尾時十分開心，有説有笑。我是二十出頭的青年人，有氣有力。她已是年近花甲的長者了，比我的媽媽大九歲，還有此雅興。當她的“單車夫斯基”，除了“人道主義”之外，也感到有趣和光榮。説明冼子年紀雖大，但青春常駐，充滿活力，她的這種獨特風格是令人可親的。没有教授、長輩架子，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的凡人。至於説她不喜歡女生，那是假的。我們的同學都知道中文系的著名“才女”鄭文姬，就是她的“契女”，而另一位出色“才女”林曼華，却勝似她的“掌上明珠”。但在男同學中，還没有聽説過有誰够格當她的“契仔”。我相信在嶺南大學時期，是她一生最愉快的日子。

　　誰都知道，冼子出身名門望族，家有恒産，積蓄甚多。但她却自奉甚廉，住在女生宿舍“廣寒宫”裏，五十年代還穿著淺色二、三十年代的寬袖旗袍，一雙長筒布襪，一對黑色皮鞋，一副金絲眼鏡，令人有高雅之感。聽人家説，她日常生活十分儉檏，每日以粗茶淡飯爲樂。嶺南大學每月發給她的工資是花不完的。有人告訴我，她的祖蔭頗豐，包括了動産與不動産。她却視若糞土，也鬧不清楚究竟有多少。1952年以後，經過院係調整，她便成爲中山大學教授。1955年年滿六十，便依例辦理退休。當時香港一所大學，仰慕她的才華，以高於國内工資三十多倍的高薪延聘她，但被婉拒。却應廣東省人民政府的聘請，回穗擔任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的副館長，過着淡雅的生活，把精力放在中國文史研究上，寂寂無聞而又勤勤墾墾地，爲祖國文化教育事業獻出自己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彌留之際，親立遺囑，把她的數字可觀的全部遺産捐獻給國家，並指定捐贈給最後爲她治病的中山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及省内有關的文化教育單位。

　　轉瞬之間，冼玉清教授離開我們已經40年了。值她110年冥壽之際，撫今追昔，令人無限感慨，熟悉她的人都會十分懷念她。她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人。她學問精湛，成就卓著，但不求名利，謙謹有度，甘於默默無聞，孜孜不倦地終身埋頭治學；她家境富裕，但生活節儉，安於清廉，視金錢如糞土，樂於粗茶淡飯，終身一介布衣；她身爲最高學府的知名教授，但却非道貌岸然，而是令人可親可敬，與學生爲友，身教重於言教。冼玉清教授以其畢生所走過的道路，爲我中華民族的教師樹立起一個難能可貴的高尚形象。對照當今社會一些令人憂慮的現象，人們若有良知，均會肅然起敬。對冼玉清教授，人們若冠以“師魂”或“萬世師表”之類的崇高稱號，當不爲過。但是我想，冼玉清教授最喜歡的評價應該是，人人稱她爲“冼子”。而她就像月亮裏的嫦娥仙子，超脱塵俗，以自己善良、高雅、美好的形象，永遠光照人間。

　　（作者：桂治鏞　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