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瀏覽一下目録，給我的一個强烈感受就是冼玉清先生非常重視地方史研究。今年是冼玉清先生誕辰110週年、逝世40週年，追憶冼玉清先生對廣東地方史進行的學術研究，對當前流行的區域史學熱有極大的裨益。在冼玉清先生進行的廣東地方史研究中，除了利用大量的正史、文集、筆記、詩歌等資料证史外，其中的一個最重要特色就是冼玉清先生運用了大量的廣東舊方誌。

　　冼玉清先生在1936年發表的《粤東印譜考》就是通過對阮元《廣東通誌》和光緒《廣州府志》兩部志書中的“藝文略”等入手，認爲前人對有關廣東的印譜記述頗少，激發她廣泛搜求有關印譜，最終完成《粤東印譜考》長文。這可能是冼玉清先生最早利用地方誌的成果之一。雖然在這篇論文引用方誌不多，但正是通過讀方誌，使冼先生發現以往方誌纂修在某些方面存在的不足。

　　冼先生大量使用地方誌進行研究，大約是1940年發表的《廣東之鑒藏家》一文，在這篇論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廣東各地方誌，如《番禺縣誌》、《番禺縣續志》、《香山縣誌》、阮元《廣東通誌》、《佛山忠義鄉志》、《南海縣誌》、《南海縣續志》、《惠州府志》、《順德縣誌》、宣統《東莞縣誌》。她還利用相當多爲編纂地方誌而進行的調查資料，即《采訪册》。

　　冼先生在以後的研究論文，幾乎都會涉及到地方誌資料的利用。如1947年發表的《蘇軾居儋之友生》一文，也多處引用道光《廣東通誌》和道光《瓊州府志》。同年，先生發表的《招子庸研究》也使用了同治《南海縣誌》、光緒《香山縣誌》以及《山東通誌》等方誌資料。在1949年發表的《陳白沙碧玉考》一文，也通過方誌來佐证其論點，該文使用的方誌包括：道光《新會縣誌》、黄佐的《廣東通誌》、阮元的《廣東通誌》。在《何維柏與天山草堂》一文中，他通過對嘉慶《三水縣誌》、阮元《廣東通誌》、同治《福建通誌》、道光《南海縣誌》以及《粤大記》等資料的梳理，認爲何維柏是南海沙滘人。

　　除了利用方誌進行學術研究，冼先生對方志學本身也有興趣，並通過研究對有關方誌的修纂，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如她在《天文家李明徹與漱珠岡》中，用“明徹對《廣東通誌》之貢獻”爲標題，討論了他對阮元主持的《廣東通誌》編纂所作的貢獻，指出，阮志中的《輿地略》，共六卷的圖皆由明徹繪製而成。

　　冼玉清先生大作《廣東釋道著述考》一書，也處處可見先生利用廣東方誌資料的情况。她在“凡例”之七條下就方誌中記載的著作，考證其作者 ，以作爲是否收録的標準。其中就涉略了《廣東通誌》、《潮州志》、《肇慶府志》等。而在文内更是引用了諸多的方誌内容，如阮元《廣東通誌》中的“列傳”、“藝文志”；《南海縣續志》中的“藝文志”、《肇慶府志》的“藝文略”、《潮州志》中的“藝文志”、《番禺縣續志》的“藝文志”、明《東莞縣誌》“藝文略”、《廣州府志》“藝文志”、《博羅縣誌》“藝文志”、《大埔縣誌》“藝文志”、《惠州府志》、《新會縣誌》“藝文志”、《增城縣誌》“藝文志”、《順德縣誌》“藝文志”、《羅浮山志》、《鼎湖山慶雲寺志》、《光孝寺志》、《曹溪通誌》等。據此已充分證明冼先生在成書過程中，翻閲了大量的廣東各地方誌資料，從這些方誌中輯録了相關的資料來論证自己的觀點。

　　史料無疑是史學研究的生命所在，運用何種史料也與研究者的史觀密不可分。方誌尤其是明清時期以及民國時期所纂修的地方誌，内容十分豐富，包涵的信息量也相當龐雜。近年來，隨着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熱潮的出現以及當代纂修新方誌的運作，研究者愈益重視對方誌資料的運用。研究明清史，地方誌文獻已經成爲當今學者引用最多的資料，冼玉清先生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爲後輩學者帶了好頭。

　　（作者：劉正剛　暨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