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番禺南沙賓館，遇見了黄焕秋老校長。飯前聊天，提起了已故的中文系教授冼玉清。

　　老校長問我，有没有聽過冼老師的課?我説没有。在我入學時，冼老師負責清點、整理原中大和原嶺大合並後的文物，工作量很不少，再没有擔負課堂教學。到1955年，她退休了。所以，我們只知道她是有才華的女詩人、女教授，知道人們親切地稱她爲“冼姑”，却没有機會聽她講授。

　　不過，我們有時也會在路上遇見她，總覺得她的打扮有點特别。當時，女士們的時興打扮，或是穿“布拉吉”連衣裙，或是穿灰藍色“列寧裝”，或是穿襯衣長褲短外套，而冼老師經常穿的是淺花色或純藍色的長旗袍。她上了年紀，身材矮小，腰身微胖。旗袍的剪裁也不講究綫條身段，穿在身上，仿如套着一個橢圓形的蛋卷。冼老師臉龐也是圓圓的，額前留海則剪成半月形，腦後小髻梳成小球狀；加上彎彎的眉毛，稍微豐潤的肌膚。在路上，她步履輕盈地走過，就像橢圓形的球體在滑動。我們想笑，却不敢。

　　老校長問起冼老師，倒使我想起了一次和她在馬崗頂上邂逅的情景，於是給老校長講了一件往事……

　　大概是在1955年的秋天吧，有一天，我騎着自行車經由馬崗頂返回宿舍。在濃陰的小徑裏，驀然遇見了冼玉清老師。我趕緊滚鞍下車，向她點頭，讓她先走。誰知她站在路邊，把我端詳了一會，和藹地問我:“您是黄天驥嗎?”我不知道她是怎樣知道我的名字，連忙回答:“是的，冼老師。我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冼老師一聽，知道原來我也認識她，看來頗高興，便説：“來，到我家裏坐坐吧！”她一指，路旁有一座别墅式的老房子，那是她的家。走幾步就到了。

　　“花徑不曾緣客掃。”冼老師一邊念着杜甫的詩句，一面掏出鑰匙開門。

　　我放好了車，跟着冼老師走進客廳。客廳其實是由寬寬的走廊，用書架間隔而成。裏面没有多少陳設，但整潔清雅。她讓我挨着書桌坐下。

　　“冼老師，我知道大家叫您做冼姑。”我冒冒失失地説了一句。

　　她笑了，説道:“是。你以後也叫我冼姑!”我唯唯，其實不敢。冼老師接着問我是什麽地方人？幾歲了？在哪所中學畢業?愛讀些什麽書？爲什麽喜歡學習古代文學?我一一回答，她也一直很有興致地聽着。

　　冷不防，冼老師指着我的褲管，問道:“爲什麽弄得這麽臟?”我低頭一看，原來騎車時不小心，褲管下沾上了車鏈的油漬。我有點尷尬，連忙低頭用手去擦，她却回身撕下一頁稿紙，搗成一團，遞給我:“怎能用手擦！用這吧！”我接過紙團，一邊想:老師真是慈母的心腸。我又覺察到她一直憐惜地俯視着我，似乎把我看成不懂事的毛小子。

　　擦净了褲管，我們又閒談了幾句。忽然，冼老師站了起來，説:“只顧講話，忘記請你吃東西了!”我連忙説，快要吃晚飯了，請她别客氣。她擺擺手，徑往書架邊走去。

　　書架上，擱着一個寬口的玻璃瓶子，遠看去，像是盛着半瓶腐乳。她拿起了瓶，擰開了蓋，又取過一只碟子，走到我的身邊，很鄭重地宣佈：“我請你吃糖蓮子。”原來，寬口瓶裝的是這東西，我只好連聲道謝。

　　冼老師把碟子放在桌上，坐下來，眯着眼，從瓶子裏很小心地把蓮子倒出了一顆。又笑眯眯地把碟子移到我的面前，説:“嘗嘗吧!”

　　這一下，我楞了，碟子裏就只有一顆糖蓮子，我怎能獨吞?便急忙推讓，請她先吃。誰知她擰上瓶蓋，又把碟子挪給我：“就專門請你吃的。”并且説，“蓮子是好東西，補中益氣。”我心想，這顆蓮子，豈不是像顆仙丹了!正遲疑間，冼老師進一步給我做“思想工作”：“吃吧吃吧!吃不飽的，不影響吃晚飯!”真有趣，一顆蓮子，豈會有撑飽肚子之理?經她一再勸説，我不好推辭，也不想拂老師的好意，便用兩個指頭，把糖蓮子拈起。

　　冼老師高興了，她轉身把瓶子拿回書架，邊走邊説：“蓮子屬泮塘五秀，你是西關仔，知道吧?”

　　我拿起蓮子端詳，發現這孤零零的寶貝，有點發黄，黄中有灰，分明有點發霉了。這玩意，能吃嗎?當年，我們還未懂得黄曲酶素屬致癌物質，但也曉得發霉的東西不宜入口。我有點猶豫，冼老師則以爲我在欣賞，她站在書架邊看着，目光充滿慈愛與期待之情，一心一意等待着我吞食這一顆“九轉還丹”。

　　我一發狠，把糖蓮子放入嘴中，吞進喉嚨，覺得舌尖有點兒甜，也有點兒澀。冼老師問我:“好吃嗎?”

　　我點着頭“唔唔”作答，連自已也不知道是在説好吃還是不好吃。

　　我不記得當時是怎樣離開冼老師的了。回到宿舍，向同學們一説，大家都笑彎了腰。有人説，早就聽聞她的脾氣有點兒古怪，對女生的態度比較嚴厲，對男生特别和藹。這是否屬實，我不知道。不過從她對我的態度，我是分明感受她那份母性的愛心的。盡管僅以一顆蓮子待客的方式比較奇特。……

　　焕秋老校長聽了我憶述，也笑了起來。接着，他也對我説另一樁有關冼老師的事。

　　老校長説:人們都覺得冼姑有點“孤寒”(吝嗇，粤語）其實。大家並不知道，她在解放初期做過一件很令人感動的事。

　　冼玉清老師出生在澳門一個富裕的家庭裏，但她不像一般的闊小姐。在嶺南大學求學期間，她一直半工半讀。不肯花費家裏的錢。後來從事教學工作，由助教而教授，入息不菲。她决心不嫁，積攢了一大筆錢，準備購買一幢舒適的房子，安逸地享受治學研經的生活。

　　錢準備好了，房子尚未完全看準。這時候。抗美援朝戰争如火如荼地進行。在愛國熱情的鼓舞下，校裏許多老師紛紛解囊捐款，爲保家衛國盡一分氣力。當時，捐款純屬自願，各人量力而爲，不存在互相攀比，大家也没有互相打聽。冼老師平素端莊沉静，説話不多，“政治學習”時從不會慷慨陳詞;大家又知道她是柔弱的女性，一向節儉。因此，誰也没有在意她有没有捐款。

　　老校長説：有一天，冼玉清老師忽然獨自走進財務處，托樑科長替她辦理認捐手續。原來，她要把準備買房子的錢，統統捐給國家。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樑科長怔住了，不敢立刻接手。趕緊向有關領導報告。領導感謝冼老師的愛國熱情，也考慮她獨身的處境，請她再三斟酌。但她的態度很堅决。她開出的條件，只是要求領導們不要宣揚，要替她保守秘密。就這樣。她把積蓄獻給了國家，自已一生只住在學校分配的老房子裏。她的義舉也一直鮮爲人知。

　　焕秋老校長感慨地説:“人們都説冼姑‘孤寒’，而她對國家又是多麽的慷慨！人的性格，是多面的，切忌只看表面。”

　　聽了老校長的一番叙述，我再也笑不起來了。他只娓娓道來，我則心靈震撼。原來，餉我一粒糖蓮子的老太太，對國家民族却有如此廣闊的胸懷!我想，當她决心捐獻的時候，未嘗没有過思量。一個弱女子，購房養老，不也是很有必要的嗎?但是，國家爲重，一旦國家需要，她捨得罄其所有。在當時，其實誰也没有動員她捐款，她也不讓人知道她捐款，她爲了什麽?她爲的是她的心，這是一顆偉大而純潔的愛國心!

　　我和老校長分手後，回到自己的房子裏。夜漸深，但心情許久不能平静。我既爲自己的淺薄感到羞愧，也陸續想起了一些有關冼老師的傳聞。聽説她曾經幫助過不少經濟困難的同事，資助過冼星海留學法國。晚年身患重病，她讓在境外的弟弟把屬於她所得的海外巨額遺産，全數調回廣州。又立下遺囑，把財産全數捐給了國家，用作社會福利基金。

　　一個對國家民族一再捐出巨款的人，能和“吝嗇”兩字扯得上邊嗎？然而，冼老師確又只請我吃一顆蓮子；聽説她饋贈給友朋的珍貴禮物，往往是用重重紙片包裹着的少許花生。這又怎樣解釋呢？我細想，如果不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問題，便可以理解這是她平素生活節儉的一個側面。她不拘小節，又不講究物質享受。她自己吃得不多，習慣於淺嘗輒止，自然覺得人們也會像她那樣。大家嘗點滋味，聊表寸心，就足够了。因此，贈我以一粒蓮子，還是一大堆蓮子，在表明她對學生的愛心而言，其實是一樣的。她率性爲之，我少見多怪，這十足反映我自己的勢利眼。

　　冼老師一生没有結婚。她是有名的才女，年輕時眉清目秀，嬌小玲瓏，追求者自不乏人，但她一直守身如玉。有人問她爲什麽不考慮終身問題，她回答得很乾脆。她説自己專心追求學術，一旦有家室之累，學術必大受影響，便索性獨身了。她又曾賦詩言志:“香餌自投魚自遠，笑他終日舉竿忙。”多少年來，她就是不肯吞吃男士們投下的香餌，真可説是個爲學術、爲事業獻身的女性。

　　冼老師一生寫下多篇學術論文，對研究嶺南文化、文獻，作出重要貢獻。不過，在强調一切“爲階級鬥争服務”的年代，冼老師的研究顯得不合時宜。在許多人看來，她是守舊的白專典型。確實，冼老師雖然學識淵博，但對許多政治術語，包括蘇、歐的文藝理論用語，却茫茫然搞不清楚。她只會扎扎實實地考證、爬梳古籍，讀她愛讀的書，做她愛做的事。在“風雷激盪”的年代，她似乎跟不上政治，跟不上時代。她静静地生活，似乎真的像唐代王維所説:“晚年惟好静，萬事不關心。”但是，從她先後兩次捐款的舉動看，你能説她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祖國和人民嗎?

　　在我們康樂園裏，像冼老師那樣性情有點奇特甚至迂腐者，並不少見。他們當中，許多人對國家對人民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只不過那顆心，被或平淡、或乖异的外表遮蓋着，讓人看不清楚。而正是這些執着地追求學術，以學術爲生命的學者，用自己的心血，澆灌學術園圃，爲康樂園積聚起厚重的學術氛圍。

　　一位自甘淡泊一生節儉的弱女子，生前身後的兩次義舉，真可謂轟轟烈烈！尤爲難得的是，她又認爲這微不足道，只是了却作爲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願。這一顆純潔的心，真可謂冰清玉潔!

　　……

　　冼老師離開我們很久了，如果不是老校長的提起，人們對她也漸漸淡忘，而我作爲中文系的老學生，也不可能對她有稍爲全面的瞭解。那一次番禺南沙之行，時間雖短，我則收穫很大。我又一次得到老校長的教育，也更深地瞭解到“人”的涵義。

　　（作者：黄天驥　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