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樹榮兄多次同我談起冼玉清教授，我總是不期然想起繆朗山教授。他們都是澳門人，都是從澳門回到内地當教授的知名學者。冼教授在“文革”前因患癌病逝於廣州。繆教授自學成材，懂得多國語文，曾在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執教，四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傳授俄文。解放後，一直在武漢大學當教授。“文革”一來，劫數難逃，恐已不在人世！

　　談起冼教授，好友老是爲她的獨身惋惜。冼教授認爲早在自己年青時，已决心獻身學術。“像我這樣的人，一結了婚，必定是個賢妻良母，這就很難專心治學了。”對此，我也不期然想起了香港女作家小思（盧瑋鸞），她至今尚待字閨中。她的名言是：“我嫁給了文學。”

　　我同冼玉清教授只叙會過三數次。五十年代她到過澳門，是當時嶺南中學教導主任羅作祥夫人冼素嫻介紹我同她見面；冼素嫻女士是冼教授的四妹冼瑞清。

　　這次會晤，好像是出席全國政協委員何賢的宴會。冼教授談得不多，大都是學術上的見解。她推崇陳寅恪甚少到校，是學校講師團的教授，講師經常到他家裏問學，可以説“陳寅恪是教授的教授”。陳寅恪有極其驚人的記憶力，雖然視力不行，但哪一本書第幾頁講些什麽，他都可以隨口説出來。冼教授主張學術自由，贊同“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雙百方針。她以充沛的感情朗讀陳寅恪爲王國維所撰紀念碑銘中的一段：“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説，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冼教授當年的聲情和神采，至今仍縈逥在我的腦海中。

　　還有一次會晤，記憶中似是在香港，應《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之約，參加他爲副刊《藝林》主持的作者座談。其時冼教授適逢到香港，已抱病，但没有人提及。這期間，國内是三年自然灾害剛恢復，陳凡談笑風生，談到知識分子敢於犯顔直諫，憂國憂民。冼教授插了一句，是引古書的：“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我後來才知道此語出自唐朝陸贄。

　　冼教授特别使人敬佩的是崇高的愛國思想。她多次不爲高待遇所動摇，堅持在原有崗位，敬業樂業。她出身富裕家庭，但自奉簡檏。病逝前更囑咐將留在香港的儲款，全部用於祖國文化公益事業。她不愧爲學術界中的一代宗師！  

　　（作者：李成俊　係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澳門日報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