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冼玉清教授始於1942年10月，在抗戰時韶關仙人廟。及至1944年7月離韶關赴粤北連縣，繼而至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旋返穗嶺南大學康樂村。尤以冼子晚年，直至1955年11月退休後到1965年1月入住廣州腫瘤醫院，隨之同年10月2日不幸病逝爲止，凡二十三年。我以晚輩忘年之交，亦師亦友。冼子今雖逝去卅載，然其崇高品格，慈祥音容，歷歷如昨。現僅將點滴所知及有關方面志之。

　　冼子每提及早年先師陳子褒先生對其教育，具有畢生影響。同時，冼子也以獨身而自豪、免爲家庭兒女影響其專一從事教育工作，學術研究與著述，藉以勤奮自勉。

　　冼子憶述往昔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陷日寇後，敵人欲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商其牽頭參加以示號召。終爲冼子愛國主義大節大義之精神所拒；繼而潜返澳門，再幾經艱辛，輾轉内地，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及宣傳抗日。

　　冼子一生布衣儉檏，但得知别人有困難時，必加以援手相助。其父居澳門屬富户，然冼子仍以半工半讀自助助人。又如1923年任教嶺大附中，其時在學之冼星海家庭生活困難，冼子及時資助其繼續學習及留法。冼子1943年還資助逃難至韶關，而又一時接濟不上之嶺大一些學生生活。與此同時，也相助逃難至韶關之麥華三先生。

　　冼子在韶關曾把其時柳亞子先生“寄冼女士曲江次原韵”之詩作予我閲讀。該詩爲:“玉尺量才幾隽人，能言五典及三墳。亂離身世鵑餘血，窮變心情豹有文。湞水多君能讀學，離江奈我悵離群。桃花馬上多英杰，痛飲黄龍待策勛”。

　　1944年7月，當日寇南下，韶關告急，冼子轉退連縣，爲楊芝泉先生接待（楊當時爲連縣參議長及燕喜中學校長）。解放後楊芝泉爲廣州市文史館員。（楊曾留日習美術，爲畫家書法家）。當冼子在連時，適逢黄君壁畫家也輾轉逃難至連縣。冼子得悉黄君壁一家其時稍困，則主動往訪，慷概資助黄。冼子隨後離連縣轉黄坑仁化，行前將在連縣所手畫之詩草稿件交我，該詩草稿件全用竹紙毫筆書寫。當抗戰勝利分别返廣州後，旋把冼子在連交我之上述詩草稿件歸還先師。

　　書法家麥華三先生，於1952年院係調整後屬編餘人員，生活頗困。冼子獲悉每資助麥。其時曾多次着我送款至河南海珠橋脚右側麥之故居。隨後請麥華三先生來中大文物館短期協助整理監别古舊碑帖。

　　冼子也曾照顧朱師轍教授。朱曾填詞答謝冼子。詞雲：“嶺南游，燕北游。執教中山歷五秋，育才慚未酬。憶良儔，念清修。惠我鷄膏助素饈，深情感涕流”。

　　另從史學家陳寅恪大師在1965年8月“挽冼玉清教授”詩可見：“香港烽火夢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戰起與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幣四十元相贈，雖謝未受，然甚感高誼也）。此後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館吊詩人”。

　　李稚甫教授在冼子住腫瘤醫院時，也得冼子資助（李當時頗困，每到醫院）。其時我每周皆探望住院之冼子兩次。且其妹冼瑞清女士在澳門，每囑我：“多探望卧病之三姐”。適值李教授剛走離冼子病房，我隨之而到；當時冼子即向我提及李之事，並請李助其鈔寫冼子文稿。

　　冼子住院時，每囑我代轉葉遐庵老先生書信（即葉恭綽老）。葉老與冼子數十年來屬忘年之交，冼子常向葉老請教歷史文獻掌故等史料。當時葉老從北京寄來廣州我家，再由我代轉面交住病院之冼子。再者，冼子住院期間，對我提及：前曾經陳國楨教授一事（陳當時任中山醫學院教務長）。冼子雲及“將自己存款從海外匯返廣州中國銀行華僑服務部港幣10萬元。該款捐贈省統戰部轉中山醫學院作購置醫院療設備之用”。冼子卅多年前此舉何等大公無私之愛國主義行動，能無感乎。與此同時，冼子也曾先後把歷年所購藏心愛之文物陶瓷書畫等，分别捐贈予：“廣東民間工藝館”（即廣州市中山七路陳家祠）、“中山大學”及“廣東省文史研究館”。

　　雖然冼子在1955年11月中大退休初期，曾頗苦悶不解。其時香港大學及香港崇基學院等校長，均以港幣千元高薪聘請冼子赴港執教，但終爲冼子婉拒。另當冼子經過批準其往港澳探親治病期間，冼子在港澳之兄妹侄等十數親屬相繼屢請獨身之高年親人，返澳故居，安享其退休後之晚年。然而，冼子一一婉謝，仍返粤留穗至終老。

　　冼子不幸病逝後，省隨即成立治喪委員會。其組成人員：“許崇清爲主任委員，張泊泉、侯過爲副主任委員。委員有：任泊生、譚天度、饒彰風、馮榮、楊奎章、胡希明、胡根天、陳序經、容庚、陳寅恪、商承祚、柯麟、陳國楨、羅理實、蕭隽英”。在1965年10月7日下午三時於廣州東川路賓儀館公祭。主祭人許崇清致祭詞：“翳惟先生，皓首傳經。潜心述作，卓有嘉名。書城坐擁，曆數十年。既勤講學，復發幽潜。解放以還，參預政協。更勷文史，彌珍晚節。如何不幸，遭此頑疾。溘然去逝，哲人痛失。尚饗”。今從以上祭文及組成人員觀之，實足以雄辯説明國家人民學者，對冼子之實事求是而公正之評價與稱頌，誠當之無愧，告慰九泉。現值紀念冼子誕辰一百週年及逝世卅週年之際，自當緬懷先師，以勵來者。

　　回顧冼子從事大學教育工作，前後達卅年之久。其中1925年起在嶺南大學二十七年；1952年院係調整並入中山大學三年（至1955年11月，在中山大學退休止）。冼子退休後整整十年，曾先後任省政協常委及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從上述四十多年來漫長歲月中，無論處於任何環境裏、不管在抗戰逃難時或得病逆境中；每到一地從不間斷寫作，也不放過任何學習機會，並勤於文史掌故研究著述。現引韓愈“進學解”文句：“焚膏油水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則可概括冼子之治學精神。其遺著作品達六百多萬字以上。過去陳寅恪教授閲讀冼子作品後曾題句雲：“大作不獨文字優美，且爲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録者，必有所資可無疑也”。同時，容庚教授均有贈冼子對聯雲：“一代閨門好女子，百篇詩卷怨留離”。最後冼子晚年在1963至65年之著述，部分先後發表於《中山大學學報》、香港《大公報》及“香港中華書局”等單位刊載。（另尚有大量冼子遺著未刊印，盼今後續一刊出）。由此可見冼子不獨爲南方不可多得之女學者，文史掌故專家及多才多藝之書畫才女，其著述之廣博，實難能可貴。冼子早已稱譽祖國南北及海外。早在1929年9月當時北方“清華大學”與“燕京大學”均熱誠争取聘請冼子北上授課。但念及其時南方所需更切（當時已任教嶺南大學），故終爲冼子所拒而婉謝。

　　相信今後南方人民學者、中山大學以及冼子原籍南海西樵簡村，還有冼子的出生及受啓蒙教育地澳門，皆能爲做就出一位光輝女英才而自豪。 

　　（作者：鄧禹　係澳門著名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