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冼玉清教授紀念會最近請本人撰寫一篇紀念冼玉清教授文章，他們似乎知道我和冼教授有些交往。的確，她是和我相交廿多年的同事和友人。本人相識的女學者不多，且多是自然科學家，如北大生物係的胡適宜、地理係的李孝芳、中大物理係的高兆蘭、生物係的陳蕙芳、利翠英教授等。文科的就只有嶺大的黄翠鳳（社會學）和冼教授了。冼教授和我年紀相差甚大，她出生於1895年，而本人却後她廿多年，在1921年才出生。我初次相識在嶺南大學校園時，她是一位有權威的女教授，而我才是初出茅蘆的助教，在中大還當碩士研究生的小子(約24—25歲)。但是我們却是有緣份，能够相交達廿鄉年之久，不時見面，不時談心。我受教益不淺，尤其在文史方面，在民俗學方面，在嶺南文化方面，她應是我的啓蒙老師之一。

　　冼玉清教授一生讀書對我的影響

　　本人認識冼教授過程中，覺得她一生爲人，都是在學問上做工夫，專心一意，至死方休，她的《廣東文獻叢談》是在她去逝的那一年(1965年)才出版的。她在嶺大國文係畢業後，即以優秀成績，留任助教，而昇講師、副教授，到1929年已昇爲正教授，一直至1955年退休爲止，未離教學和科研工作。退休以後還不斷著作。由於她一生未婚，故同人稱她爲“冼姑”。

　　她在社會活動中，也是離不開研究工作的。例如1927年起，她是恩師鐘榮光校長(當時是嶺大教務長)推薦她當上嶺南大學博物館長，所以今天還有人稱她爲“博物館學家”的，即因她當了長期的博物館長之故，雖然嶺大博物館後來改名爲“文物館”。的確，她在長期博物館工作中，也是采取研究學問方式去工作，例如她在1929年去北京訪問中，即對故宫博物館及北京文物古迹作了專心考察研究，努力鑽研，潜心學習，博覽群書，著書立説，充分表現出她禀承嶺南學派傳統，即：

　　1. 長期的、田野的野外考察，

　　2. 博覽中外古今群書，

　　3. 努力創新立説，爲嶺南文化的發揚光大而努力。

　　當時已有“廣東女才子”之雅譽，或稱爲“廣東才女”了。解放前廣州博物館即聘她爲顧問，廣州市文獻委員會也聘她爲委員，廣東文獻委員會也聘她爲顧問，廣東通誌館也聘她爲纂修，南京國史館也聘她爲協修等等，表現她實際上已超出了博物館學家的範圍，而已進入了文史學者領域了。1952年後，她歸併入中山大學後，仍兼任了中山室主任，直至退休。正是由於她在文史方面的造詣甚深，慧而勤學，終身不嫁，以學問追求爲職志。國家還安排當廣東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之職。可見她是學術爲終身職志，非斤斤於勢位之學者也。即當上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1956)仍以著作爲事。並以所善詩文，對參觀學習所得，以抒其愛國主義之心，對社會主義的歌頌。此亦對餘深受教益者也。

　　校園初遇

　　我和冼教授初見面是在抗日戰争勝刊後在嶺南大學校園内。當時嶺南剛開始復校，戰後衰敗之氣未清，校園蕭條，房子没有今天密密的，而且疏落地分散樹林和野草間，學生少，教師少。我當時是在嶺南大學歷史政治係當助教，因爲我同時又讀中大曆史研究所人類學部碩士研究生，故學生不能當講師，但工作則教歷史政治係中國地理課(當時全國歷史係都必修的)，在工學院上地質課。因此，老師問很易認識。我記得在懷士堂及鐘樓前常常見面，初則招呼一聲，後她主動找我們談，記得有次她問我在那一個係工作，得知我在歷史係時，即説她對歷史也很有興趣；當她知我是南海人時，她又説我是她同鄉，她説是西樵簡村人，和康有爲同鄉。當時我覺得她是一位很和藹可親的長者。她看去圓圓面而豐滿，衣着整齊雅潔，一雙中等眼睛有神，表示出一種聰慧而有高深學問修養的眸子。頭髮中分，但似已有幾條白發，約40許人了!和她談話一出聲就有一種和藹可親的聲調，語言雅潔而有含蓄，表示是一位有修養的學者，胸中滿藏書卷，一聽而知。語言間啓發性很强，使人生敬慕之心。並無教授架子，每一起走一段路，問長問短，邀我們這班助教仔到她家中作客。使我們敬畏心情大减，認爲不似是一位部聘教授(當時名教授多居教育部部聘，比學校聘用的要高一級)。常介紹嶺南大學歷史，圖書館情况。對我們工作和學習很有益處。但是只限於一般的交往，未有涉及專業問題。因爲當時歷史政治係係主任美人包令留(Brownell)還未到校，教授黄延毓還在美未返(兼嶺大教務長)。中文系却不只有冼教授，還有李滄萍等。業務多未開展之故。但我們對冼教授已有深刻印象，已發生敬佩之情，爲日後交往打下良好基礎。尤其她帶着那個不深的近視眼鏡，給人以一派文學大師的印象，常成爲我們這批調皮的年青助教們所欣賞，並和同學們一道稱她爲“冼子”，表示她是校内一位學術上有權威的教授。

　　容庚家中

　　冼教授和我接觸較深的時期是容庚教授南歸之後。容教授是一位長者。據説他在北京燕京大學教了幾十年書，光復時，傅斯年由重慶返京，和容老不合，説容老是漢奸，即控告容老在日本人統治下工作之意。於是有“傅斯年一氣走容庚”的説法。其實容老當時是在北京燕京大學執教之故。容老是個胸懷磊落，有骨氣的長者，一氣之下，舉家南返，應嶺南大學之聘，當國文係係主任，嶺南學報主編，並安排在九家村一幢兩層洋房屋住，這是安排高級教授居住之處，足足有二百平方米之大，樓下花園包繞，内爲厨房、飯廳、客廳、書房、生活間等，二樓爲卧房。我因嶺南學報編輯問題常去作客。在容老家中結識許多學者、專家，冼教授即是其中一位，她間亦到容老家中作客。還有的是容老請回來的商承祚教授，外省名家亦曾見過張其昀、錢穆等人。如果容老不在家，我們就在客廳中邊談邊等容老回來的。在這種無目的閒談中，就很容易談出心中所有的問題，向他們請教了。比如説，向她請教如何寫詩，如何欣賞詩詞等等。她也不厭其詳，給我們講解，如押韵不要按書去做，只要“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即可以了。當時王力還未入嶺大，故求教多向冼教授了，談詞學她也大膽的説出她和李滄萍教授的不同之處，也和詹安泰不同之處(詹是中大教授)，很有風趣，也反映她詞學精深的修養。人們只知冼教授以詩名，並曾刊行過多本《碧琅玕館詩集》，而未知她詞學之精也。朱庸齋亦曾對筆者説過，冼教授詞學亦已入流。他常以嶺南除陳述叔外，他稱第二，可見冼教授詩詞均精也。以西關紳士自居的朱老，能稱贊她也是不可多得的。但本人接觸過程上，正如她評詹老詞論多於詞篇那樣，詞存世的不似她的詩的重要，故人們只稱爲女詩人，而不稱她爲女詞人了。而朱老的詞也的確是纖細綺膩，卓然成家者也。然讀冼子《海天躑躅圖》調寄高陽臺一詞，國殘家破之情，非獨用詞精絶而已，真不愧詞中高手者也。

　　琅玕館主

　　冼教授把她的居處命名爲“碧琅玕館”。因此，她自稱爲“琅玕館主”，筆名也常用這個稱呼。她自己解釋是因喜歡碧玉珠子而命名，有没有更深一層意義，就未聽説。本人推測似乎是比自己是美如碧玉無瑕的美珠，據説這時也是她提昇爲正教授的一年。這位年資不深的“不櫛進士”，也在“九家村”内安排了一家紅磚高級住宅給她，雖然面積小一些，不似容老等的高級，但四圍花園包繞，小徑通幽，却是一個理想的學習和工作的環境，不可以不起個有意義的名字。因爲當時九家村内已有由校規劃爲種竹類種植園的計劃，不準多蓋房子的。當時華人教授能住九家村已算榮譽的了。因爲東南區最好的房子，三層石屎樓，内有寬大廊樓，裝有室内秋千等，是供西人住的。

　　冼教授出生澳門名門之家，有好潔習性，房子不大(不大於100平方米)，但布置得體，清雅潔静，加上她又是文物專家，陳設古色古香。尤其在客廳上常燃香，使來客未入室已有香氣送來，頓有清幽出世之感。我們常常藉口去問難、借書看，跑到琅玕館去拜訪，飲香茶，又可欣賞新館之美耳。抗戰軍興，廣州淪陷，冼氏隨校北遷，顛沛流離，在她抗日戰争勝利後出版的《流離百咏》中，不少憂時憤世之作，即與其安静舒適的潜修鑽研環境的破敗有關。據説解放後，學校安排到馬崗頂上的洋房居住，環境更爲優美(即原西人住宅區)，惜本人因各事纏身，未能親赴探望，一睹新的碧琅玕館之美矣。

　　冼氏平日生活儉檏，喫飯時用菜不多，清淡爲主，我們常説她攝生有術，能長保青春。的確，我們在嶺南—起時計起，到她到廣東文史館當副館長近廿年間，幾無大變，這和她爲人樂觀，不似一些老師們的固執和憤世疾俗，心地安閒，爲人能處理各事安祥，人情達練。這都是大家同感的。而助人爲樂精神，由家人至師友、學生無不知之，不容多述。

　　嶺南學派的傳人

　　冼玉清教授的成就，本人認爲文獻學方面成就是很突出的。雖然她在北方不大著名，少爲人知。但是這不等於她學術水平不高，而在於她參加國民黨的政治活動較少。一生讀書，足迹長期在省港澳。她是由香港聖士提反女子學校轉入廣州嶺南大學附中，1920年考入中文系，畢業後(1924)留校任教一生，她是正式的嶺南大學的“紅灰健兒”，是嶺南大學培養出來的學者，她的恩師也是鐘榮光校長。但是，在南方却是一位出色的人才。她一生研究的也是主要以廣東文獻爲主。所以本人認爲冼玉清教授是稱得上嶺南學派的傳人。因爲從她的研究著作上看，即很清楚。就本人所知，至少有下列幾種：

　　l.《廣東之鑒藏家》，

　　2.《廣東女子藝文考》，

　　3.《廣東叢帖叙録》，

　　4.《廣東文獻叢談》，

　　5.《廣東印譜考》，

　　6.《近代廣東文鈔》，(未印出)

　　7.《粤謳與晚清政治》，

　　8.《廣東石灣陶器》(未印出)

　　從上所記，可知冼玉清教授一生工作研究是整理廣東文獻方面爲主。這對於研究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都有很大的作用。因爲從全國來看，缺少了得風氣之先的嶺南地區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和文化上的研究，顯然是一大缺門，甚至不能稱爲中國近代革命史了。而整理這些資料，分析這些資料却又要有專門人才去處理。從冼氏一生精力看來，也正好説明她是一個最恰當，和最有成果的一個。這些著作對研究嶺南文化都起很大作用。

　　還有，她對廣東名人的研究也很特出，這也是外地學者難於完成的，如她在《嶺南學報》中即有關我粤名人研究論文，就手頭資料，已有下列各篇：

　　1.《楊孚與楊子宅》，

　　2.《李明徹與漱珠崗》，

　　3.《樑延柟著述録要》，

　　4.《招子庸研究》，

　　5.《陳白沙碧玉考》，

　　6.《何維柏與天山草堂》，

　　7.《蘇軾居儋之友生》，

　　8.《蘇軾與海南動物》。

　　正是如此，她的作品多不刊於全國性刊物，但是嶺南文獻又多用土字土語寫作，外地學者亦難於進行研究，而冼子以畢生精力，努力爲之，不求聞達於諸候，對爲嶺南文化研究之貢獻，大哉!偉哉!這些名人又多是多面手的，不只文章載道，而且每涉及著作範圍、事迹、古迹、名勝、書法、圖畫、民歌、戲劇、史事、科技、外事等等，亦非以冼子之才，亦難從事於斯項之工作。

　　此外，還有《唐張萱石橋圖考》、《趙鬆雪書畫考》等篇，亦反映冼子對書畫研究之水平，有較深造詣，雖非善作畫人，而評畫鑒定等工夫，與容老可稱爲同行矣。冼子以詩名，但詞亦有《琅玕館詞鈔》一捲問世。“廣東才女”即指冼子多才多藝，不只勤於讀書而已也。

　　粤謳研究——地方文學研究奠基人

　　冼玉清教授的地方文學研究也是她一生最大貢獻之一，足與她的文獻學貢獻並稱。“粤謳”是典型的嶺南文學文化的一種，用廣東話(即今稱廣州話)唱説。早在清末已成爲廣州話地區通俗説唱文學形式之一，它與南音、木魚、龍舟等同屬粤曲歌謡系統，但却有它自身的特點。這是經過文人招子庸改革的，她特别寫了一篇《招子庸研究》(刊於嶺南學報)。按南音的唱法，加以文學的詞藻，用詞多用廣州方言、諺語，訴盡心情，委婉凄清，悠揚聲調，寓意委婉，爲雅俗共賞的粤曲形式之一。本人兒時，父在香港營生，母親即喜唱粤謳，晚上用對我的催眠曲，也寄意她的心境。相傳流行珠江揚州幫妓艇間，多用琵琶伴奏，風靡一時。尤以婦女最爲喜愛，因粤謳經招子庸改革提高後，又親自撰寫歌詞多首，他本人也是音樂能手，故曲詞格律音樂性很强，能唱能念，有一定程式而不死板，可靈活運用，押韵也是，易懂易唱易作，故播傳甚速。寫作手法，以抒情爲主，喻意爲多，耐人尋味，故深得婦女們的歡迎，冼子想也經歷此種體會而對粤謳研究，予以特殊的注意，她對我們談詩時，也每自覺不自覺談起粤謳在她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對這種形式民間文學，特感興趣，以至立志爲發揚和光大這一説唱文學形式，可見粤謳對婦女們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對男士而言，也是如此，招子庸立志改革粤謳即是一例，我兒時睡前，都要母親唱一段，也是例子。以後坊間無名作者，不斷出版粤謳，甚至一些革命志士也利用粤謳形式，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宣傳，在報刊、雜誌中不斷刊登粤謳作品，甚至民國仍不衰。對外影響還有香港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也迷上粤謳，譽爲即東方希伯來民歌，把粤謳譯成英文，傳播歐美。冼子晚年即選輯了一册《粤謳》，並言可用爲對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一點可見冼姑是個通儒，不堅持守舊，有人説她爲詩重格律，這可能是受她導師黄節的影響，而她本人就作者和她接觸中，就老一輩她的好友的反映中，却是一位開明而能跟上潮流的聰明好學的長者，想大家會同意小弟的看法。

　　女詩人

　　冼玉清教授很早即以女詩人出名。説她是博物館學者、文物專家、文獻學者多是同行學者的稱譽，而世人多稱爲“廣東才女，以詩名”的。正如商老(承祚)世以書法家名之，而不知其爲我國甲骨文專家也。因爲冼子的詩集早在解放前已刊出多集，如她的《琅玕館詩集》即有甲乙丙三集。又有《琅玕館近詩》一集。抗戰期間又出版《流離百咏》。故世人多知之。在她的教學生涯中，也是講詩學著名，她在嶺大國文係講詩，早在1929年開始。把她自己學詩過程和經驗，總結成一套理論與方法。中文系同學反映，聽過她詩學的課是真有内容的，值得啓發之處甚多，未聽有輕視冼子言論。解放前，我接觸較多的老一輩文人多予以稱贊，如容老(希白)即題她的《百咏》有“一代閨門好女子，百篇詩卷怨流離”之句。

　　解放後，生活安定，加上參加政協後，所見所聞更多，亦喜以詩篇言志。常見於報章、雜誌，故世人皆知冼子以詩名也。但解放前和解放後的詩篇却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解放前夕游漱珠崗詩中，即反映她心情的冷落，有“騷懷惘惘對寒梅、劫罅憑誰訊落開!”之句。她是同陳寅恪游漱珠崗探梅時作，但在解放後寫的不少歌頌社會主義的詩篇，意氣風發，反映詩人心情的開朗和朝氣勃發的激情。

　　冼姑爲詩評者以爲她是以真摯的感情，和閨秀的藝術感爲突出。其實這兩者是互爲因果的。也和她的出身和境遇一致的。例如我本人的國畫，早期以清逸爲主，晚年漸入官場，則喜青緑山水，表示畫格由清變俗，表示由貧寒士人轉爲富足之家。冼姑一生過着安定和舒適的生活，可謂是温室中長成的花朵。日寇無情，流離百咏，才入世矣。故予謂冼子的清純可喜，真摯之情，正是她詩格高聳的表現。晚年之轉，一變而爲開朗明快之心，也是和社會主義社會生活形式轉變相結合着。

　　冼姑與黄節詩宗

　　冼子對我們講詩時每提及她受黄節教授的指導。他們雖然接觸不多，但是由於以詩成友，有共同志趣，一見如故，心有相通。我是廣州南武中學之生，黄節是南武中學創辦人之一，與河南紳士江霞公等共創南武公學會，每年三月三日校慶，群賢畢集。余兒曾見黄節教授穿長衫、帶卜帽，道貌岸然；與坐三抱轎來的江孔殷，衣白夏布長衫，瘦骨如仙，高而有神，與穿白色中山裝，圓頭肥胖的南武中學校長何劍吾等聚會，並已知這些名流都是屬保守派人物了。按黄節生於1873年，比冼姑約大20多歲。他們見面於1929年，冼姑約已35歲，黄節亦達56歲，皆已成名，黄在北大專講詩學，人稱“唐面宋骨”，精於七律，被稱“一代宗師”。冼姑得江孔殷(清末瀚林，名霞公，立憲派人)、楊壽昌(嶺大中文系主任)介紹求教於黄節，自此過從甚密，冼姑常言得益甚大，讀黄節《蒹葭樓詩》。黄節亦求見《碧琅玕詩稿》，冼姑亦北游時帶上北京求教。並有留京工作之意，因清華與燕大皆有聘冼姑講學之議。而詩人之幸會亦爲一因。黄節死時(1935年)，冼姑親手爲文，名《憶黄晦聞先生》，以酬知己，格守詩宗之訓，專心致力於學問工作，直至晚年。該文記述當日黄節教授對她詩篇評語是：“晦聞喜其真切”，而戒以“務去陳言”，並謂：“吾粤詩格之濫，濫於張南山(按張南山即張維屏，此處指張氏晚年反帝反侵略鬥争詩篇而言)。”囑謝絶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看來，黄節主張原汁原味的唐宋詩格是不應改革的。而聰明靈慧的冼姑，自亦能體會詩宗的“僕亦以此勉子也”的意思了。而“晦聞喜其‘真切’”，此兩字亦能切合冼姑一生的詩魂。此亦黄節老詩人對冼姑之讚揚，而又爲冼子所接受，一生恭領親宏，使自己一生詩格中，能真摯的感情，和閨閣秀逸之風是餘所最爲欣賞者也。

　　餘生雖晚，然冼子治學之誠，勤於用功，“敬師樂業”，皆爲我輩後學之模範，故樂爲研究會趕出此文，以表餘志云爾。

　　（作者：曾昭璇　華南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