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我考進嶺南大學，在校園内常見一位身材中等、温文爾雅、衣着過時的女士。很多人都認識她與她打招呼。老同學稱她“冼子”，教職工有稱她“冼子”，亦有稱她“冼姑”。我心想稱“冼子”相信是老師了，只不知教什麽課程，爲什麽又稱“冼姑”?以後才知道她是中文系教授，教古樂府、詩、詞。是老嶺南，畢業於嶺南中學、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大學任教，所以認識人特别多。無結婚，按資格年齡已是姑姑、姑婆輩，可能因此嶺南人就尊稱她爲“冼姑”了吧。

　　我剛進校念的是社會係，第四學期轉中文系後才選修冼子的課。當時剛解放活動較多，加上只選讀了一個學期，時間太短，接觸不多，對冼子説不上瞭解。51年離校後，55年在中專教語文，在“教而後知困”的情形下，曾於57年62年上半年利用空閒回中大聽課(當時嶺大已與中大合併改爲中山大學)。這才有機會與冼子接觸，聆聽教誨，才逐漸對冼子有些瞭解。

　　冼子，外表是弱質女子，温文爾雅，其實是執着堅强，外柔中剛的女性。

　　大家都加道，冼子没有結婚，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她並非容貌不美無人追求，亦非家境貧寒要借教學謀生，更非有些人所説的曲高和寡而至獨身。只是她生長在腐敗的清末時期，國家積弱，百姓貧困愚昧，她意識到要國家富强，一定要提高國民素質，因而委身教育事業，獨身不嫁，以免因家庭拖累而影響工作。在封建制度束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風氣下，没有剛毅的性格，是不敢作出這樣的决定的。她一生亦遇過許多不如意的事，曾對我説走完人生歷程並不容易，會遇到許多困難挫折，做人要堅强。冼子一生雖住在高等學府，亦曾備受艱辛，特别是抗戰期間，廣州淪陷，住屋被掠劫，逃至香港日酋又企圖物色冼子與前清翰林張學華兩人牽頭組織香港東亞文化協會，冼子斷然拒絶後潜回澳門，以後跟隨學校，顛沛流離於廣東各地，歷盡艱辛。她獨自承擔各種風浪，作出抉擇。不因此而找尋避風港，組織温馨家庭(當時有一位高官正追求她)，亦不因此而放棄教育事業，回澳門老家安居。她始終跟着學校，矢志不渝地在文化教育事業中耕耘。不但桃李滿天下，而且著作之多，學術上取得的成就，毫不讓鬚眉(著作見冼玉清教授年語)。這一切没有執着、堅毅的性格是做不到的。

　　冼子是真正的學者，埋頭寫作，淡泊名利、胸懷坦盪。

　　冼子是真正的學者，她全心寫作教學，不迎合潮流。不理會世俗眼光，她一向衣着過時，飲食簡單，幾乎可比顔回的一簞食一壺漿，出身於富裕家庭的嶺南學子，都以爲她古怪孤寒。其實她並非孤寒，相反的是毫不吝嗇地解囊相助有困難的學生，並捐巨款給有需要的單位(見張維持老師的《懷念冼玉清師》)。曾有親朋見她常穿着“五四”時期的衣服，便贈以衣物，冼子只禮貌地穿一次後，以後依然穿回她那闊衣袖、圓衫脚的“五四”裝。其實冼子把一切心思、時間都放在學術研究上，其他一切都無暇顧及。我於62年上學期住在她家時，見她家中藏書都放得整整齊齊，一塵不染。有時翻閲資料，她便叫我到某書架第幾隔(或某書箱)某本書中尋找，有時我向她請教某篇文章或某首詩時，許多她都能琅琅背誦，她重視的是這種“財富”，重視的是真才實學。

　　冼子日常活動亦離不開著作教學，到廣州除了開會、講學外，多數是到中山圖書館或文史館查找資料。與朋友外出亦是遊覽古迹，即席寫作切磋詩文，甚至隨省政協下鄉視察亦不忘寫作。1956年參觀梅縣汕頭等地，寫下少詩篇反映沿途實况。60年隨省政協參觀韶關專區，常時我正在韶關工作，是糧食困難時期，我們年輕人都盡量少工作多休息以保存體力，冼子來時是一月，又剛好氣温突然下降，她並未帶棉衣，我急急返學校取自己的棉衣給她，她却毫不在乎地在寫介紹張九齡的短文，還寫了《韶關參觀雜詩》。

　　冼子淡泊名利，亦不故作清高，她很欽佩杜國庠杜老，常讚揚他的爲人，不因他居高位而不稱道。她只是以詩文會友，胸懷坦盪，記得56年朱光市長曾與冼子到漱珠崗切磋詩詞，甚爲贊賞冼子才華，後帶張茜與鄺健廉(即紅綫女)往拜冼子爲師，冼子亦接受，似乎教學本來就是她的天職，只是從無提及。57年上學期，我在中大旁聽時，到冼子家中偶遇冼子教鄺健廉《史記》，才知此事。而對於有真才實學却因種種原因受到歧視的學者，對他們的才華仍經常提及，對他們的際遇深爲嘆息。

　　冼子對學生關懷備至，教學上循循善誘，德才並重，身教重於言教。

　　冼子對學生的關懷除了在經濟上幫助困難學生外，其他方面亦樂於幫助。62年我到中大旁聽時，中大已取消旁聽生宿舍，我正仿徨無處栖身時，冼子幫我解决了困難。當時冼子已搬離馬崗頂，住地亦不寬暢，她仍騰出地方讓我居住，能安心聽課。我的字相當劣，冼子又親自帶我到李天馬先生處學毛筆字，並送我文房四寶，希望我認真堅持下去。

　　49年選修冼子課程時，她曾要求我們每人寫一首絶詩當爲作業。我剛轉入中文系，從未寫過絶詩，傷盡腦筋也寫不好，硬着頭皮交了上去。冼子的批語是“國文基礎雖淺，但有真情”。她不因我水平低而輕視，而是鼓勵誘導。可惜我只選修了一個學期，以後工作忙碌再無暇自學，有負冼子。她對德育，並非説教般喋喋不休，而是身教重於言教，她抗戰時期的表現，對教育文化事業的鞠躬盡瘁，一生不離開學校，不離開祖國，這便是最重要的德育。她對我的身教，是無處不在。57年夏，我跟冼子隨中大教工上廬山。到了山上她興致盎然，邊行邊朗誦古人描寫廬山的詩詞，到處漫遊，不知疲倦，我雖比她小三十多歲却已勞累不堪。有一天她想到山坳參觀，聽説要下幾百級臺階，我怕上來時吃不消不敢去，冼子只好和兩位年輕男老師前往。在山坳還遇見葉秀炯老師(仲愷農校美術副教授，凑巧三十三年後是我學國畫的啓蒙老師)在寫生，冼子雖能作畫，交談中未向葉老師提及。她這種不怕艱辛，藏而不露的作風，使我受教不淺。62年在冼子家住時，她已年近古稀，仍埋頭寫作往返於文史館資料室、中山圖書館等地查閲資料，更令我慚愧不已。

　　冼子雖然是德才並重，但在知人論世中，我總覺得她尤其重德，在我輩同學中，她常稱贊湯明檖(超社)、林漢標(誥社)，常説他們文質兼備，人品好。又曾説關玉貞(勵社)、徐展華(凱社)二人的丈夫(我不認識他們)，都是既有内才又有外才，很感欣慰。當然冼子還贊過許多我們的長輩，如陳寅恪教授、陳國楨教授，只是有些我不認識，有些雖認識，但時隔太久亦記不清楚了。

　　冼子的身教言教，使我不敢鬆懈對自己的要求。她曾給我一塊圖章，上刻“玉潔冰清”四字，這可説是她一生爲人的寫照，也許亦是她對我的希望。我亦常以此鞭策自己。

　　可惜冼子逝世時，我正在英德搞四清，未能回來見她最於一面。今年是她誕辰的一百週年，僅寫此以懷念。

　　作於1995年8月31日

　　（作者：鄭文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