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曾在報刊上讀過冼玉清教授的不少詩作，知道她是嶺南一位著名的女詩人。1952年秋，廣州各大學院係調整，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我才有緣和冼玉清教授見面。當時我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助教。

　　解放初期，人們對古典文學有一種偏見，認爲古典文學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没有什麽意義。因此，我們係裏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現代文學或文學理論，不願意搞古典文學。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見我，她主動地對我説：“詹先生（指詹安泰教授）説你很愛好詩詞，也寫得不錯，爲什麽你不到我們古典文學教研室來？這不是很符合你的愛好嗎？”

　　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似乎她已看出了我們青年人當時的想法。所以，緊接着又説：“祖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遺産是不會被割斷的。它必然流傳下去，怎能説研究古典文學没有出路呢?希望你能考慮到古典文學教研室來!”

　　我看她説得這麽誠懇，就笑了笑，點點頭。

　　那天晚上，我思考了好久，覺得冼教授的話雖然很簡單，但頗爲在理。於是，過了兩天，詹安泰教授來找我談這問題時，我便滿口答應了。

　　我和冼教授既然同一個教研室，見面的機會就較多，更有利於我向她請教了。記得有一次教研室開完會議後，我曾抓緊時間向冼教授請教有關詩歌創作問題，她謙虚地説：新的一套理論，我不大懂。不過按照我的理解，詩的好壞，主要决定於它的内容。詩歌是要反映現實，表達作者的真情實感的，你看，在文學史上任何時代都是以王粲的《七哀詩》，杜甫的《哀江頭》、《咏懷五百字》，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等爲佳作，這是因爲這些作品與人民生活、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當然，詩的思想内容是要通過藝術形式來表現的，這就得看詩人的藝術功力了。有人認爲律詩的中間兩聯要對仗，而且要對得越工整越好。這話一般説來不錯，但也不盡然，還要講求變化活潑。例如杜甫的《又呈吴郎》，中間兩聯：“不爲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却甚真。”都是把一個意思連貫的叙述語言組成兩個對偶句，而且工整、自然。但是在句子結構上基本相同，幾乎全無差别，這就未免失之呆板，缺少靈活變换的韵味了。倒不如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中間兩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寫得生動活潑，在句子結構上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悦人耳目。現在，我們不希望青年人再來寫古典詩歌，但懂得它的一些創作規律，對於評論它的優劣，也許是有幫助的。

　　冼教授通過這些作家作品來説明其論點，很有啓迪意義。此後，我讀過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以及詩詞研究之類的著作，更感覺到她的真知灼見。

　　我每次請教冼教授有關古典詩歌問題，她都很耐心地教導我，關心我的學術成長。記得我的第一篇論文《漢樂府詩裏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在《文學遺産》上刊登後，有一次她在教研室會議上，既和藹又嚴肅地對我説：“你的文章我看過了，算是初露鋒芒了。但學問是無止境的，希望你戒驕戒躁，繼續努力。”這些語重心長的告誡，我深爲感動。

　　1954年初，我和愛人黄志輝結婚，婚後，她邀請我倆去她家作客，在飯桌上她既祝賀我倆，又鼓勵我倆在學術上互相幫助，共同進步。至今時隔四十多年了，當時她的音容笑貌還深深地留在我倆的腦海中。

　　（作者：鄭孟彤　生前是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