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方面來看，執意反對印度的統治精英簡直沒有，奇怪的是：對印度就是「熱」不起來。回想起一九七零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大聯合建立「南亞研究所」，後來兩者扯皮分家。社科院的「南亞所」很快改名為「南亞東南亞研究所」，後來又改為「亞太研究所」（「南亞」焦點消失）。北大的「南亞所」被「亞非研究所」吞併。許多印度學出身的中國學者轉入「韓國研究」等，那些堅守南亞研究崗位的感到「坐冷板凳」。
從歷史發展來看，在中國曾經數度出現過「印度熱」。時期最長的是佛教鼎盛時代，知識精英紛紛出家、朝聖、譯經。印度是「西天」、是「中國」，中國倒成為「東土」。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又出現「印度熱」，因為印度出了兩位偉人，一是「聖雄」甘地，另一是「詩聖」泰戈爾，受到中國知識界、文學界敬仰。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中國駐印度首任大使羅家倫寫了一首熱情洋溢的長詩《為印度自由而高歌》，在新德里獨立大典上獻給印度政府，詩中讚揚印度「獨立而用不著戰爭」的奇跡。羅家倫說：“當你正要逼近山巔，你一定可以達到你的理想：崇高、美麗、尊貴、莊嚴。”
正是在這樣的浪漫主義情調中，獨立的印度共和國和新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出現一個曇花一現的「友好階段」。周恩來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政協全國委員會上作的「關於訪問亞洲和歐洲十一國的報告」中說，一九五六年他訪問德里「有上百萬人到市民大會上來歡迎我們」。筆者是一九五九年調到德里的，那時德里剛剛變成人口滿一百萬的A級城市。周恩來這「上一百萬人」參加歡迎大會的過分誇張，使人想起一九五四年尼赫魯訪華，北京城萬人空巷，從機場到賓館一路上人山人海熱烈搖旗喝彩。當時印度報紙報導的歡迎人數也是「一百萬」，中國報刊減半。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戰爭以後，五十年代那樣的印度的「中國熱」和中國的「印度熱」都變得空前絕後。
從文明高度看待中印關係
第三，「宗旨缺乏」。為甚麼這樣說？先從全局來看，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秩序受冷戰思維支配，國與國之間祇有地緣政治概念，格言是：「沒有永恆的敵人，也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借用孟子的話，叫做「上下交征利」。卻正是這一句話的力量，幫助了以拉吉夫．甘地為首的「對華友好派」在一九八零年代遏制了「對華敵對派」而使兩國關係解凍。可是，反過來看，這「對華友好派」也相信地緣政治，既不把中國當做永恆的敵人，也不把中國當做永恆的朋友。這就是「宗旨缺乏」。
再從中國方面來看，二十多年來中國外交的宗旨就是創造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建設發展的和平國際環境，特別注意對週邊國家化戾氣為祥和。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印關係順著拉吉夫．甘地一九八八年開創的道路而走出今天的局面來。可是，這指導思想是「創造和平環境」，與實現「中印團結友好」並不是一碼事，令人感到美中不足。
這就是當今的中印關係需要走出地緣政治而上昇到文明對話的高度的根本原因。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印關係有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國際關係史上絕無僅有。印度文明對中國有兩大貢獻：（一）把豐富的想象與高深的哲學理論傳到中國；（二）幫助中國鞏固帝制。來自宗教高於政權的印度高僧到中國幫助建成的佛教廟宇多半以代表帝王的「國」為名（很少以神為名）……例如「大相國寺」、「安國寺」、「寧國寺」、「護國寺」、「報國寺」、「隆國寺」、「保國寺」、「清國寺」、「國清寺」、「鎮國寺」、「太平興國寺」、「奉國寺」等等。中國文明是一種論理文明，中國歷代統治者看到印度文明以「佛國之偉」來幫助鞏固帝王之治，因此從漢明帝開始就把政府精力花到探討印度文明上面，使得翻譯經典變成佛教文化運動在中國運作的焦點，也是唐宋兩朝中國文化發展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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