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佛教衰退，「佛國之偉」也在中國統治精英中淡漠。印度淪為英殖民地，變作中國愛國志士眼中的「亡國奴」。雖然毛澤東主席曾經在一九五一年（在北京印度大使館慶祝印度國慶）與一九七零年（在「五一」節天安門城樓上和印度臨時代辦密施拉Brajesh Mishra握手時）兩次強調了印度是「偉大的民族」、「偉大的國家」，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偉大的人民」，卻沒有把這種觀點變成中印關係的指南。
毛澤東是從文明對話的高度來讚揚印度的。如果當今中國統治精英都能像他那樣從文明對話的高度來看待中印關係發展前途，那就不會有「宗旨缺乏」的問題了。
印度友人任嘉德特別為本期《中國評論》撰文，我經常開玩笑，稱他是永不退休的中印之間的大使。我們從他的文章中就看到一種脫離了地緣政治、達到了文明對話高度的氣質。這樣的高度很難從當代中國的印度專家的寫作中看到。更重要的，任嘉德並不是孤立的現象，他代表了一部分印度統治精英的世界觀。
中國知識精英缺乏對印度的深層認知
前面提到的中國缺乏「印度熱」，祗是一種單方面的現象。在印度，卻是中國研究不斷興旺發達，許多根本沒學過中文、根本不懂中國文化的經濟學者與科技人員，祗要到過中國一兩次，都以「中國通」自封。「中國通」在印度吃香，因為在印度全球戰略的天平上，中國是重中之重。反過來看，在中國「向錢看」、趕時髦的學術風氣中，「印度通」不吃香，印度的重要性甚至比韓國還低了一大截。這種中印之間失衡的現象對進一步發展中印關係不利。
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兩位國際知名的印度經濟學家到印度各地講演。一位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哈佛大學教授沈Amartya Sen，他說，印度應該向中國學習，特別要學中國贏得世界市場的本領。另一位是獲得英國爵士榮譽的倫敦大學德賽Meghnad Desai教授，他說在一九七零年代中印兩國經濟發展在同一水平上，後來中國大大超前，因為中國消減了文盲，減少了人民之間的貧富懸殊，印度卻沒有做到。德賽還進一步預言說，到了二零五零年，中印兩國總產量會達到全球的一半！
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印度總理曼摩亨．辛格在新德里的「印度總經理－－為成功愉快勝任」大會開幕式上講話時說：“儘管過去十五年來我們在改善經濟增長上取得成績，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在全世界生產總值、出口總值中所佔的比重都和我國的潛力太不相稱。再看看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的成就，我認為它是我們應該注意的發展模式。”印度為甚麼出現「中國熱」，就是因為印度知識精英對中國佩服。如果中國知識精英沒有佩服印度的感情，中國是永遠不會有「印度熱」的。
印度文明仍值得學習
印度有沒有值得中國佩服的地方？我覺得很多。第一，印度民主制度雖然有缺點，但是人民能暢所欲言。這是因為印度文化傳統從古以來就讓個人發揮自由思想，正是實現孔子所謂的「君子和而不同」。中國的社會政治傳統卻總是在思想領域中「求同」而不希望「存異」。第二，從古到今，印度都高度注重精神文明。印度的生活方式提倡「生活簡樸，精神高尚」。在這一點上，中國傳統一直不如印度，當前更是需要以這種印度精神來挽救中國社會道德水平的下滑。第三，印度對教育的提倡，明確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質的目的都值得中國學習。第四，印度家庭制度保持完整、沒有危機。印度文化傳統把母親與媳婦比作「女神」devi， 使家庭制度的生命力永遠旺盛。德里中產階級家庭婦女大多數是大學畢業，卻安心地當賢妻良母。這樣的家庭產生的下一代都變成社會精英。這也是值得中國學習的。
沈教授新書《喜歡爭辯的印度人》Argumentative Indian（二零零五年，倫敦：企鵝出版社）寫道：印度喀拉拉邦嬰兒死亡率在一九七零年代和中國一樣，同為百分之三點八；現在中國降到百分之三，喀拉拉邦則降到百分之一。喀拉拉邦完全沒有文盲，在沒有強制的情況下，人口增長率低於中國。他說，雖然中國平均壽命高於印度，可是印度平均壽命的增長比中國快。他在新德里講演中，強調要學習中國的長處，不要學習中國的短處。比方說，中國近二十年來把社會主義的醫療保險廢除，沒錢就無法看病，甚至連免疫疫苗都得花錢買（這樣的「向錢看」現象國際上幾乎役有），都是不可取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就是說，當今時代比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那個「軸心時代」有更多的思想家、更豐富多彩的理論與智慧。我們正在經歷過去任何歷史時期從來沒有過的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雙重革命。當今世界面臨「文明衝突」危機，並不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必然趨勢，而是反映了在全球化中佔主導地位的西方「範式」（paradigmics）有著割斷與排斥的先天缺陷。從歷史來看，「文明衝突」的確在西半球發生，在東半球卻從沒見過。這主要因為，東半球的兩大文明－－印度與中國－－都是提倡「天下一家」的，它們兩千多年來相互交往與振盪的歷史是人類文明共存的傑出榜樣。今天從文明對話的高度來加強中印友好團結，不但符合兩國自身的利益，更能扭轉當前世界「文明衝突」的危機。祝願溫家寶訪印成功，也希望中印關係能向這一理想發展。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5年4月號，總第8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