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逢中必反”陰影何解
台灣的民主並不是在一個健康的土壤中成長，也注定了它的道路必然會有劫難。
蔣經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並允許台灣民眾赴大陸探親，讓台灣民主的幼苗破土而出。當時的民主不僅打破了國民黨獨占政治舞台的現象，更為兩岸交流發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很不幸的，接任的李登輝，在他瓦解當時國民黨非主流對他的權力威脅、逐漸鞏固權威以後，先是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發表“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並宣稱要帶領台灣人民“出埃及”。李登輝自許為摩西，要帶台灣人走出中國，他的迦南美地就是獨立建國，像以色列人一樣，台灣人也要當家作主。從此，台灣陷入了前途認同與身分認同的困境，要統還是要獨？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台灣的民主就在這種認同的鬥爭土壤中畸形成長。
在台灣不會有人願意放棄台灣的主體性，但是李登輝將台灣主體性導向為分離意識下的主體性。為達到這個目的，1994年起，李登輝開始尋求加入聯合國。1996 年北京介入台灣大選，正好給了李登輝一個藉口，要遠離威脅台灣的中國。
為了創造“我群”或“台灣主體性”的正當性，李登輝利用了北京反“台獨”的政治意識形態。在政策上不斷刺激中共，中共就會不斷限制台灣，而這也讓台灣民眾對大陸的認同愈走愈遠。台灣的民意調查顯示，從1994年以後，台灣民眾對是否為“中國人”或統獨立場的比率逐漸發生結構性的逆轉，迄今為止，還在繼續分歧中。
民主化的台灣也給了李登輝操弄的機會。為了贏得選舉，李登輝不惜以台灣族群認同為代價，不惜以統獨選邊為工具。從那個時候開始，每一次大選都變成認同選擇的決戰。台灣開始進入了民主內戰期，這一場內戰中每一次選舉結果都不能完全說服對方，一直到今天仍舊如此。理由很簡單，有關認同這種涉及意識形態或信仰的東西，是無法做到“少數服從多數”的。台灣民主化就在這樣充滿懷疑、不信任、甚而“大陸是非我族類”的土壤及氣氛下滋長。
除此以外，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開始了“一邊一史”的史觀教育工作，台灣的歷史已經不是放在中國史書寫，而是以四百年的被殖民角度來撰寫教科書。現在三十歲左右的年青人接受的是“一邊一史”的史觀教育，在認知上他們已經把兩岸視為是“異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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