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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特立（1877-1968） |
徐特立是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教育家。他一生以天下事為己任，積極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支持過維新變法，參加過保路運動，並曾投身辛亥革命，在這場偉大的革命中寫下了自己重要的一筆。
一、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徐特立1877年2月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五美鄉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父親徐樹兆是個老實憨厚的農民，靠辛勤耕種幾畝薄田為生，農閑時幫人趕腳或燒窑，掙些收入以彌補家用；母親由於勞動繁重，身體一向虛弱，在徐特立四歲時就去世了。母親去世不久，祖父接著去世。家裡連遭兩次喪事後，家境瀕於破產，年幼的徐特立過早地嘗到世事的艱辛。他看過牛，砍過柴，從事過繁重的田間勞動，對農民的痛苦境遇，有了親身的體驗，憤恨社會不平。12歲時，徐特立過繼給半癱瘓的伯祖母為孫，伯祖母又為他娶了一童養媳，一家老小三口靠收伯祖父遺下的三十石穀水田的租子維持生活。徐特立9歲時就被父親送進蒙館，讀了6年私塾，15歲時，伯祖母就去世，因喪負債，就不能繼續求學了，挑起了支撐門戶的重擔。16歲的那年，為實現伯祖母去南岳燒香的遺願，他與十多個香客租船去南岳朝拜。當時正是秋初季節，驕陽高照，氣候炎熱，船夫雖奮力搖槳，汗流浹背，無奈逆水行舟，行進仍極緩慢。船艙裡坐的幾個闊少爺，怨恨不迭，惡言惡語斥罵不停。徐特立見此情景，甚是憤慨。他在心中默念：“我如果是一船夫，我決不運人，只運豬”，表示了對社會不平現象的忿恨。因此，他喜歡讀《史》《漢》的《酷吏傳》，“因為酷吏是鋤豪強的”。1895年，18歲的徐特立做了一個私塾老師，白天教學生讀書，晚上到離家七八裡地的一個經館聽王硯秋先生講授《四書》《五經》和士子應試須知的八股文章，想通過科舉，“取得翰林院，甚至考中狀元”。在讀八股的過程中，徐特立接觸到明朝亡國時一些人的八股，他對項水心宣揚投降的八股文十分反感，從中看到了一個漢奸的嘴臉。而對黃淳耀、金聲等人反映民族氣節的八股文，徐特立則十分讚賞，他們為國犧牲的精神使徐特立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增加了他的反滿清情緒。兩年後，徐特立覺得自己於此道已經摸到了一些門徑，便離開王硯秋先生開始自學八股。徐特立獨自做八股文做到第十一篇的時候，便專程跑到長沙城裡請有名的舉人陳雲峰先生指點，老舉人看了他的那些八股文後告誡他，應當立志讀書，不必把功夫用在八股上，並向他推薦了張之洞的《輶軒語》和《書目答問》。在陳雲峰的指點下，徐特立拋棄了八股，制訂了十年的“破產讀書”計劃，將每年教書的收入維持家庭用度，將祖母留下的一點田產，逐步變賣用來購置書籍。從此，他在鄉下白天教書，晚上讀書。他自信：讀到三十歲，書也可能讀通了，謀生的問題也會解決了。
徐特立決心破產讀書之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加速侵略下，面臨瓜分豆剖的危局之際。為挽救中國危亡，康有為、梁啟超等資產階級維新派發起了維新變法運動。而湖南成了全國維新變法運動最富朝氣的省份，省城長沙則成為全省最有生機、最為引人注目的地區。1897年，江標、唐才常等在長沙創辦了《湘學新報》（後改名為《湘學報》），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科學知識，宣傳變法維新思想。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在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創辦了時務學堂，聘請梁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在教學中宣傳變法維新。次年，譚嗣同、熊希齡、唐才常等又創立南學會，從事變法維新的宣傳，並創辦了《湘報》，宣傳“愛國之理”、“救亡之法”。湖南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引起了本來就對當時社會強烈不滿的徐特立的關注。他經常去長沙城購置新書報，了解時事新聞，開始知曉帝國主義列強肆意欺凌中國，清政府卻腐敗無能的事實。《湘學報》、《湘報》上那些文筆潑辣、議論縱橫、富有鼓動性的宣傳文章激起他強烈的共鳴，八股之廢和湘省實業之興，又使他以為從此中華有救、民族有望。因此，徐特立“由於外力的壓迫，政治黑暗，就不自覺地轉入愛國運動” ，成了“康、梁的信徒”。但是，戊戌變法很快失敗了，“撫台撤職了，學台撤職了，一切複舊，六君子或逃或殺”，這在徐特立頭腦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戊戌變法失敗後，繼之而來的是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軍聯合絞殺了義和團愛國運動，並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辛丑條約》，使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對嚴酷的社會現實，徐特立寫下了《書憤》一詩：“為惡既無惡報，為善又無善報；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強盜？！”表達了對帝國主義列強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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