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佔領行動給香港的法治、經濟造成重創，香港社會需要深刻反思。 |
中評社╱題：香港佔中後的“一國兩制”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香港社會的偏差
“佔中”運動中人，一開口就是“中央背信棄義”。只要問他們具體而言，背甚麼信，棄甚麼義，他們充其量只能繼續像鸚鵡一樣重復標準答案：不給香港“真民主”。再追問下去，就是一面茫然。
不過對許多香港市民來說，“一國兩制”於回歸以來，確實感覺到很大的改變。記得回歸之初，董建華於就職演說中的名言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請注意，這裡不單香港和中國是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中國要靠香港好。對香港而言，中國好只不過是錦上添花而已。有趣的是，這番話不單香港受落，內地也很受落。所以陳方安生堅持香港不做中國另外一個城市，當時來說並非太離經叛道。
之後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房地產泡沫爆破、負資產、禽流感、沙士，經濟持續衰退了60個月之後，才因自由行而開始康復，經濟上的自大一掃而空。香港主流社會提出：“經濟一國，政治兩制。”依然堅持政治自主。政改對一些人來說，是他們政治自主的最後防線，再後退就是自主的喪失，成了他們最抗拒的“一國一制”。這裡沒有道理，也不根據事實，單憑百分之百感覺，但感覺對他們來說就是真實，這就是今天的民粹政治。簡而言之，香港不少人受不了“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這新常態。在感覺上，龍門的確是移了位了，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雖然事實上並非如此。
今天香港主流社會，不能不面對他們努力回避了十七年的憲制現實：香港特別行政區之上有一個中央政府，而這個政府是由共產黨執政的。回歸以來，從特區政府開始，都有意識地把這憲制現實視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對於意識形態問題，特區政府是不站邊，不持任何立場的。這就是特區政府的政治中立態度，殊不知政治中立不是這意思，而只有公務員才要求政治中立，特首和主要官員是不能也不應政治中立的。但是回歸以來主要官員大都來自公務員，他們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公務員和政治任命官員身份的重大轉變，依然死抱公務員的立場。
這也難怪，在意識形態上，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天敵，勢不兩立。作為資本主義特區官員，既不能批評社會主義，但也不好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只好不說，最後退到錯誤的政治中立。中央這社會主義的一方，也有類似的苦衷，她不可能不堅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又要保護不優越的香港資本主義特區，加上秉承鄧公“不爭議”的遺訓，“一國”和“兩制”的矛盾盡量模糊，中央更刻意在港保持低調，長期自我約束，這才於回歸之後，大開中門讓人家搞去中國化，種下今天的惡果。
因為體制原因，自共和國成立開始，共產黨在香港的地位一直都很不正常。在港英年代，雖然英國和中國早有邦交，但是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承認香港的殖民地地位，港英政府也不容許中國在港正式成立辦事處，而以新華社來掩耳盜鈴。因此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在港只能地下活動，視香港的工作形同“白區工作”。這心態沿用至今，基本上沒有改變。於草擬《基本法》時，特別指出香港不實行政黨政治，特首也要求沒有政黨歸屬，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地位和功能。因為一承認政黨政治，共產黨在港的地位便很尷尬，公開活動又不是，不公開活動也不是。
因為於內地執政的共產黨在香港處於一個隱蔽的邊緣地位，它在香港的政治工作，基本上是低調的做統戰，從邊緣去爭取中間大多數，特別是他們認為代表資本主義，因此代表了香港利益的資本家。基本上是反共拒共的香港主流社會，也樂見共產黨採取這一低調的態度，認為這樣最能保持香港的現狀。“一國兩制”就是既承認共產黨執政的“一國”，同時尊重香港“兩制”的現狀，“河水井水兩不相犯”，不求打破這平衡。
客觀上，“兩制”在“一國”之下，但主觀上，香港主流社會希望“兩制”與“一國”平起平坐，獨立自主。但如文初分析，香港主流社會覺得今天與中央已經不是平起平坐。據報工商專業訪京團於九月底訪京會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倉主席吳光正談到河水、井水問題，會面結束時，習近平特別向吳光正說，除了河水和井水的問題，還要看“主流”和“支流”的分別。這故事最能顯示香港主流社會與中央領導心態上巨大的差距。
有趣的是，“河水、井水論”最初是當時的總理李鵬提出來的，借此提醒香港市民於八九風波之後不要以資本主義的“井水”企圖顛覆社會主義的“河水”。今天反過頭來是香港的資本家提醒中央，而習主席不為所動，反提出“主流、支流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