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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中評社 郭至君攝） |
中評社北京8月14日電（記者 海涵 郭至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承辦、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協辦的“弘揚條約精神，深化友好合作——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北京民族飯店召開。與會學者圍繞“《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代背景與歷史經驗”這一議題展開了深刻研討，學者們普遍認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中日兩國的關係史上意義非凡、至關重要、不可或缺。
復旦大學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分析了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分別為：1972年恢復邦交時發表的《中日兩國關於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1978年兩國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雙方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及2008年兩國發表的《關於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的精神內涵及其延長線。他指出，這四個政治文件具有兩點顯著的特質，即1972年與1978年的文件解決的是和平問題，而1998年與2008年的文件解決的則是發展問題。同時，胡令遠還表示，這四個政治文件還具有原則性、原理性、凝練性、涵蓋性、長期性、強制性、階段性的特點。四個政治文件作為一個精神財富和具有原則性的文件，長期有效，其作為中日之間長期的精神財富和指導原則是不可缺少的、亦是很寶貴的。今後，應當繼承精神堅持原則；對新的課題有新的設想和想法，進行新的研判和探討。
日本創價學會副會長寺崎廣嗣表示，為更好地發展日中兩國關係，一方面需要增加兩國的共同利益，以和平共處和人類共同利益來發展日中關係，為東亞地區和人類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兩國的青年之間也應該開展合作，積極加強青年之間的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室主任、研究員呂耀東認為，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居於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更是因為兩國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近代，日本作為先行現代化的國家，實行對外擴張，侵略中國；日本戰敗後，在冷戰中作為美國的盟國與新生的中國對立，中美建交後，中日才實現邦交正常化。改革開房之後，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發展與日本的關係一直處於重要地位。特別是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特殊的重要性。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中日關係的發展，總的來說是走向正常化到不斷擴大與深化，從雙邊走向地區與國際的過程，由此兩國間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加，但是出於複雜的原因，兩國關係的發展並不順暢，隨著利益交織的加深和力量對比的轉變，深層次的矛盾凸顯。展望未來，面對兩國綜合實力對比的重大轉變，即中國越來越遠超日本，兩國間的關係將會出現不平衡結構下的重大調整。在這個進程中，如何把握中日關係穩定、和平轉變的大局，構建新力量結構下的新合作關係，共同推動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不僅需要中國，同時也需要日本更新觀念、趨利避害，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
日本慶應大學教授加茂具雄表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實際上是日中兩國為形成對自己有利的國際環境而形成的。日中兩國的關係是很多人心血的凝聚，需要很大的智慧才能處理好。對於日本和中國之間的關係，雙方不能放棄努力，一旦放棄就會觸礁。當前，國際形勢在不斷惡化，英國脫歐、俄國與歐盟的不信任感加劇，多邊的關係在受到挑戰。在此情勢下，日中作為不斷發展的雙邊關係很難得。日本和中國在逆境中通過自己的努力為逆境做出改變，這是兩國為人類社會所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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