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5日電（作者 郭振家）美國的特朗普總統自2017年1月就任以來，其獨立的外交風格備受美國國內和國際媒體的爭議。特朗普外交不僅僅擅長單邊“退群”和威脅未來將退出更多的“群”，還單邊對別國施加制裁，甚至單邊發動針對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戰”。雖然他所高舉的“美國優先”理念在美國國內有著不少的擁躉，但對全世界而言，各國關注的焦點是：特朗普外交可以持久嗎？美國是否正在進行新的大戰略調整呢？美國對於“大國競爭時代”的定性是否意味著過去以“反恐”為重要特征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已經“完全翻過這一頁”了？這一切的答案或許都尚需進一步的觀察，但目前的特朗普外交對國際秩序的衝擊已經形成，國際體系正在不斷鬆動，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正在面臨新一輪的不確定性。
一、冷戰後美國的外交傳統
二戰結束後，美國構建了被稱之為“自由國際主義”的國際秩序，包括了北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這樣的體制結構，也包括了某些共同信守的某些意識形態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支持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傳播、信守契約精神、信奉國際機構和多邊協議等。
在二戰結束近半個世紀之時，美國和西方迎來了冷戰的勝利。美國自認為在冷戰中打敗蘇聯、取得勝利，於是加緊搜刮“和平紅利”。一些美國的戰略家認為，美國要想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除了確保強大的實力之外，還必須在全世界建立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因此，冷戰結束二十多年來，美國的外交既持續地表現出“硬實力外交”的一面（例如，針對老對手俄羅斯毫不猶豫推進北約“東擴”，針對所謂的“潛在對手”中國則是既接觸又遏制。當然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是想加強對中國的地緣防範），又表現了“軟實力外交”的一面（例如以“人權”為准繩，以捍衛國際秩序為道義制高點，批評、制裁其他國家，比如朝鮮、伊朗和利比亞）。就美國的“軟實力外交”而言，雖然在中東地區也造成了一系列震蕩，但不論是“顔色革命”、“大中東民主計劃”、還是“阿拉伯之春”，由於耗資巨大（包括美國還投入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所以從今天和以後評估當年的政策績效，難言“完勝”，甚至難言勝利。
不管怎樣，美國在冷戰後創建“國際新秩序”的探索，是以二戰以來現存的國際機構和國際秩序為重要依托，然後進行“有利於美國和有害於對手”的戰略調整。即便是“9.11事件”之後，小布什將“反恐”戰爭擴大化，不顧世界主要大國的反對，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單邊發動戰爭消滅了薩達姆政權，然而這樣的單邊主義並沒有存在很久，在伊拉克的戰後治理和戰後秩序維護等方面，美國仍然是需要依托於北約的軍事框架，美國外交仍然存在於多邊協商的機制中。
總而言之，冷戰後美國的外交儘管表現出“霸權主義”邏輯，但不論是布什還是克林頓，在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依然是在北約和多國合作的框架內。從小布什“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到奧巴馬“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回歸，基本上可以視為美國外交在一種合理範圍的鐘擺式調整，“多邊主義傳統＋單邊主義微調”是可預期的美國政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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