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國在對日戰爭中獲勝，這是東亞國際政治力學結構中的一次巨大變動，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例如身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便是因為戰勝國身份），這一點人所共知。然而在回顧其意義時，人們通常聚焦在這八年戰爭本身之上，但如果我們將歷史的鏡頭拉長，會發現其意義要深遠得多。
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東亞大陸，就其思想根源上來說，可追溯到明末清初之際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的畸變。1592—1598年間的壬辰戰爭，豐臣秀吉希望以朝鮮為跳板入侵中國的設想雖告失敗，但日本自此再未回顧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朝貢體系；原因之一是滿清以夷人入繼大統，所謂“華夷變態”，日本、朝鮮等秉持儒家正統觀看來，滿清的統治本身缺乏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原先便隱伏存在的觀念滋長起來，其目的是在東亞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德川時代的日本人經常稱本國為“神州”、“中國”、“中朝”，甚至“華夏”，而中國本身卻被貶稱為“外朝”、“西土”。例如幕末時排外的會澤安指斥蘭學是“養夷狄於中國”；1854年黑船事件後孝明天皇在文書中說：“各國（按即各藩）盡全力，當為神州之無瑕而勤練軍事”；1945年戰敗，昭和天皇詔書中也說“宜舉國一致，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這裡說的“中國”、“神州”都不是中國，而是指日本！
當近代日本從歐美東侵的震驚中緩過神來，果斷實行明治維新之後，原先的這一戰略構想遂逐步浮出地表。第一步便是在1869年和1872年分別將北海道、琉球這樣的“外藩”置於直接管轄之下；隨後第二步便輪到更外圍的朝鮮和台灣島：日本內部提出“征韓論”是在1873年，而因“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是在1874年，最終在二十年後的甲午戰爭中，日本將這兩地納入囊中。
在此期間的1882年，福澤諭吉已宣稱：“我們是日本人，總有一天，我們日本會強大起來，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國那樣把中國和印度握在手心，還要打退英國，自己來統治全亞洲。”當時勝海舟等人曾提出，日本應報答受惠於中國的恩德，而且只有這樣才能與亞洲整體來抗衡歐美。這兩個思潮在後來合流為“大亞洲主義”，但其中都為日本留出了一個特殊的領導位置。在甲午戰後，年輕的記者德富蘇峰聲稱，成為亞洲的龍頭老大是日本的使命，日本應當“跟羅馬當年在歐洲和地中海一樣，給東亞其他國家和南太平洋帶去優越的政治制度”。1898年出現的“亞洲盟主論”更將“盟主”這一使命毫不客氣地賦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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