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7日電（評論員 喬新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國家戰略，正在大力推進，中國經濟發展出現新的增長點。
不少人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著名的舊金山大灣區、紐約大灣區和日本東京大灣區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必然會後來居上，一定會在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方面超過世界著名大灣區。這種比較雖然具有“見賢思齊”的意思，但是，如果不了解世界大灣區產生的原因，那麼，就無法為我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分析框架和理論依據。
人類發展大體上分為四個階段：古老的游牧經濟階段、長期的農耕經濟階段，飛速發展的工業經濟階段，以及前途不可限量的信息經濟階段。當人類文明腳步進入工業經濟發展階段，人們發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傳統農耕文明發展階段，所有生產要素都集中在一個地方，農業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土地、勞動力還是生產技術都可以就地取材，生產的產品在很小範圍內交換，整個國家經濟是自己自給的小農經濟，人們不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商品交換。可是，到了中國北宋時期，由於商業貿易發展，人們可以在更大範圍內從事商品交換，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應運而生。事實上，早在中國隋唐之前，類似的現象曾經多次周期性地出現，這說明大規模交換催生城市，而城市的發展進一步繁榮了商品經濟。
然而，在傳統農耕經濟發展階段，人們滿足於手工業生產，習慣於就地取材，因此，發展城市的時候，不需要面向交通便利的港灣。可是，進入工業化社會之後人們發現，不論是的原材料採購還是貨物的運輸銷售，都需要便利的海上運輸通道，城市越來越靠近大海岸邊，所謂海港城市概念應運而生。
中國是一個內陸國家，經濟長期沿長江黃河發展。沿海地區土地貧瘠，不利於農業生產。沿海地區居民在長期發展過程中，自力更生，耕海牧漁，並且不斷地向外遷徙，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商業移民文化。雖然中國沿海地區的居民漂泊到世界各地，但是，由於他們缺乏祖國和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因而始終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
而在地中海沿岸城邦國家，由於政府大力支持，再加上商人們齊心合力，逐漸形成特有的商人文化和自治團體。公元11世紀誕生於地中海沿岸的商人法，解決了商人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問題，同時也為解決商人之間的法律糾紛提供了明確的法律依據。可以這樣說，正是由於地中海沿岸乃至整個西歐地區商業的快速發展，為現代資本資本主義誕生創造了條件，而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開啟工業化的大門。
中國近代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傳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換過程中，沒有解決商人自治的問題。中國商人沒有自發組織起來制定商人法，以至於中國商人只能單打獨鬥，在與政府的抗爭中艱難的生存和發展。
工業化發展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全球配置，不論是飛機製造還是水力發電，幾乎所有原材料都來自於世界各地，而產品則銷往世界各地。在工業化生產時代，靠近沿海地區的城市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沿海城市不僅為商品的運輸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沿海城市為商人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
在沿海城市發展過程中，人們探索各種各樣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所謂保稅區或者保稅港區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企業將自己的貨物放在保稅區內，那麼，不需要繳納關稅，自然會節省企業的成本，這對企業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可是，如果只是降低了關稅成本，而沒有實現商品生產，那麼，要想實現財富快速增長具有相當大的困難。因此，許多沿海城市在保稅區制度基礎之上，建立了自由貿易區，在劃定區域內可以自由地設立工廠，開辦企業，可以進行商品的再加工，可以從事各種服務貿易。自由貿易區內部的企業可以不受國家法律的約束，根據市場發展需要生產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國家為了促進自由貿易區經濟的發展，往往採取“負面清單”制度，企業在自由貿易區內從事生產活動，除了法律禁止的經營項目之外，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貿易區建設具有多種功能。對政府來說是簡政放權，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對企業來說則是多元化經營，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自由貿易區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自由貿易區企業就會形成類似於中世紀的自治團體，由自治團體負責管理自由貿易區的各項事務，國家不再對自由貿易區實施傳統意義上的經濟管理，國家金融貨幣財政稅收政策在自由貿易區範圍內不再有效地發揮作用，而自由貿易區市場主體和個人可以根據國際市場的變化情況，調整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的自我發展。這就是自由貿易港區。
自由貿易港實際上是公元11世紀地中海沿岸商人自治傳統的自然延續，同時也是經濟發展到工業化階段之後，為了實現資源的自由組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或者新的社會經濟現象。
自由貿易港與傳統自由貿易區最大的區別就在於，自由貿易港區不是政府為主，而是市場為主。在自由貿易區內部政府設立管理機構採取“負面清單”管理制度，表面上看政府不再管理經濟事務或者不再對經濟事務實行傳統的監管，但是，由於自由貿易區是相對的概念，不同的自由貿易區有不同的政策包括財政稅收和金融貨幣政策，因此，雖然世界各地擁有數量龐大的自由貿易區，但是，各個自由貿易區的“含金量”是不同的。如果不了解自由貿易區的基本含義，不了解自由貿易區的本質，那麼，就會對自由貿易區產生不切實際的遐想，認為自由貿易區是一個相對寬鬆的概念。
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世界上簽署自由貿易區協定最早的地區之一。北美自由貿易區為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助推效應。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執政之後，推出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徹底廢除北美自由貿易區，重新談判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美國總統這樣做是因為，他堅持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對美國極為不利。加拿大可以向美國出口重要的原材料，美國卻不能增加關稅；墨西哥可以向美國輸出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而美國國內的失業率卻無法降低。美國總統特朗普之所以決定廢除自由貿易區協定，要求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就是因為自由貿易區本身是一個政府主導的概念，它實際上是在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基礎之上，由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或者世界貿易組織成員與非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通過談判簽訂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地區性協定。
而自由貿易港則不同，自由貿易港是市場主導的經濟概念。自由貿易港實際上是把一個國家的關稅邊境向後移動，建立類似於開放型的集貿市場，任何國家的企業或者個人都可以到自由貿易港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和服務活動，任何國家的貨物都可以自由地出入自由貿易港，任何國家投資者可以到自由貿易港從事投資經營活動。自由貿易港實際上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它排除政府的干預，不接受政府在財政稅收和金融貨幣方面的宏觀調控。
當然，自由貿易港同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因此，各國在發展自由貿易港過程中，會形成不同的自由貿易港政策。自由貿易港雖然是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地區，但是，自由貿易港並不是完全排除政府的干預，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對自由貿易港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自由貿易港的設立是相對於自由貿易區而言的，自由貿易港區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的經濟區。
最典型的是香港自由貿易港。香港自由貿易港是當年英國統治者實行港口開放政策形成的自由經濟區。香港自由貿易港和香港經濟特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香港自由貿易港是指除了少數商品和服務香港政府徵收關稅之外，其他所有商品和服務不徵收關稅，任何國家的投資者都可以到香港從事商業活動，他們的行為不受約束的特殊的經濟活動區域。荷蘭鹿特丹港則是在轉口貿易基礎之上形成的自由貿易港區，該自由貿易港區的最大特點就在於，鹿特丹港的管理部門實際上代替了政府的職能，所有投資者在鹿特丹港從事港口貨物交易和服務貿易不受約束，他們可以和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合作從事資金結算活動，任何國家的金融機構可以在鹿特丹港從事金融服務活動。為了滿足港口貨物交易的需要，荷蘭鹿特丹不僅擁有發達的金融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服務系統，而且誕生了一系列非常有特色的特殊服務活動。
德國漢堡作為著名的自由貿易港區，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高度自治的港區文化。德國漢堡的自由貿易港區港務管理部門在城市的規劃以及法規政策制定方面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德國聯邦政府以及德國各個州政府對漢堡自由貿易港區的影響力非常有限，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和發展完全由自由貿易港區的管理部門負責。
韓國釜山的自由貿易港區和西歐的自由貿易港區區別就在於，韓國釜山的自由貿易港區實際上是利用特殊的區位優勢，形成了一個現代財閥投資建設、吸引世界各國投資者特殊的貨物集散地。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既要參照各國的有益經驗，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大灣區發展的歷史背景，在自由貿易港區建設過程中，突出自己的比較優勢。大灣區與傳統經濟特區的最大不同就在於，它不是以產業發展集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而是面向國際，重新尋找自己的比較優勢。
尋找比較優勢的過程中，必須破除傳統錯誤思維定勢。在國際貿易發展歷史上，曾經出現過著名的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代表人物認為國家應當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賺取真金白銀，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事實證明，重商主義在工業發展早期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是，現在各國越來越充分地意識到，如果只重視資產經營，而忽視了資本經營，如果只看到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的重要性，而沒有充分利用國家綜合比較優勢發展經濟，那麼，最終很難在國際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自然資源禀賦論者充分意識到各國在生產要素配置過程中，應當發揮各種要素的功能，在要素科學組合過程中提高本國產品的競爭能力。
進入21世紀之後，各國經濟競爭已經不僅僅是分工條件下生產要素比較優勢競爭，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自然資源禀賦的競爭，而是一個國家整體的競爭。美國總統特朗普之所以提出減輕企業稅收負擔的政策，之所以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爭，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霸權地位，為美國企業爭取更為有利的競爭地位，從而使美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不過，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無論是利用美國在芯片製造方面絕對比較優勢，還是利用美國在農業生產方面相對比較優勢對中國發動戰爭，最終都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因為在現代國際競爭中，企業之間競爭和政府之間競爭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政府制定的各項政策可能會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但也有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競爭能力。
中國正處在工業化發展上升階段，在工業化領域中國擁有一定的競爭實力，無論是全球購買還是全球出售，中國在工業制成品製造和銷售領域都獨占鰲頭。然而，中國在工業化發展歷史階段與美國迎頭相撞。這是因為美國已經充分意識到，如果單純發展虛擬經濟，那麼，美國經濟難以持續。美國主要依靠軍事工業體系促進現代工業經濟發展，依靠聯邦儲備委員會維持美國國際金融霸權地位。美國在發展軍事工業體系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獨有的技術，譬如，世界各國普遍使用的互聯網、世界各國羨慕不已的航空母艦以及現代化的通信導航技術，都是由美國軍方開發並且最先使用的。不過，這些技術的邊際效用正在迅速衰減。現在中國正在發展第五代通信技術，美國互聯網絡有可能會逐漸沒落。美國的航空母艦在世界各地耀武揚威，但是，航空母艦戰鬥群對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卻無能為力。美國雖然擁有現代化通信導航技術，但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美國的通信導航技術很難有效地發揮作用。在長達半個多世紀裡，美元貨幣霸權地位無人企及，美國軍事實力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但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不滿美國實行極端不負責任的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轉而尋求其他替代性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無論是伊朗拒絕使用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結算貨幣，還是中國在上海建立石油期貨市場採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最終取代美元的國際貨幣霸權地位。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美國已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業現代化的“中國製造2025”規劃，準備到2025年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這對於美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美國政府直言不諱地要求中國取消“中國製造2025”規劃，目的就是要確保美國在製造業特別是高科技製造業領域的領先地位。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地斷然拒絕。
中美兩國這場貿易戰爭之所以不可避免，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選擇了工業化發展道路，而美國已經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美國在後工業化階段面臨一系列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決定掉頭轉向，實行所謂的“再工業化”或者“振興製造業”的計劃。
美國總統提出“振興製造業”的計劃，與中國工業現代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為了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決定對中國實施全面技術封鎖。無論是中興公司被美國商務部處以巨額罰款，還是中國華為公司決定撤出美國市場，都是中美兩國在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激烈競爭的結果。美國選擇了對抗而不是合作的道路，美國試圖通過遏制中國，達到繼續在工業化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目標。很顯然，美國的不合作態度激怒了中國。中國一定會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切實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既不是傳統的經濟開發區，也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既不是自由貿易區，同時也不是自由貿易港區，而是要在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區的基礎之上，形成中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傳統的經濟特區強調的是政策優勢，而經濟開發區強調的是資源優勢；自由貿易區強調的是比較優勢，自由貿易港區強調的是開放優勢。它們彼此相互關聯，互相聯繫，但是，有具有不同的含義。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企業家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必須充分發揮近代以來中國企業家獨立自主的良好傳統，建立具有高度自治特點的商業組織，解決彼此的糾紛，實現共同發展。
中國近代歷史上國家積貧積弱，政府軟弱無能，這就要求商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和發展。恰恰是這種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造就了中國特有的潮汕文化。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潮汕地區的企業家應當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在經濟發展中尋找自己的商機。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是建立在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區基礎之上的經濟區，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必須看到各個城市的優勢地位，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各個城市所面臨的困境。
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地區，香港實行自由貿易港政策，因此，具有面向世界開放的經濟特征。但是，近些年來，香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進入新的階段，自由資本主義變成了壟斷資本主義，香港少數壟斷資本家控制香港的房地產、港口和連鎖商店，普通香港居民和中小香港投資者很難有發展的機會，他們除了到祖國內地或者其他國家尋求商業發展機會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出路。
香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香港回歸之後，香港特區在發展經濟過程中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路徑依賴。香港特區政府希望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政策，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每當香港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香港特區總是習慣於要求中央政府提供政策幫助，無論是“自由行”還是把香港作為金融離岸中心，都是中央政府滿足香港特區的要求，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政策。事實證明，這種過度依賴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發展模式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到香港旅遊時候，香港當地居民的生活被打亂，他們向特區政府提出抗議，香港特區政府不得不向中央政府提出限制到香港遊客數量的請求。當內地遊客在香港購買奶粉等日用消費品的時候，香港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他們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向香港立法機構提出法律案，限制內地居民購買香港奶粉的數量。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香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已經出現了政策“嚴重依賴症”。雖然香港仍然是一個自由貿易港區，但是，香港的財政金融稅收政策逐漸發生變化，香港自由貿易港區失去了長期發展的制度和政策優勢。
深圳作為經濟特區在發展過程中，充分依靠中央政府的特區政策，通過建設自由貿易區，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事實證明，深圳經濟特區不僅在傳統的港口貿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在科技發展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業績。深圳經濟特區充分依靠自由貿易區政策促進產業升級換代，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各地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依靠自力更生，走自己的發展道路。如果仍然停留在傳統的生產資料配置和產業集群發展模式之上，那麼，有可能會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逐漸地被邊緣化。
重新尋找自己的比較優勢，應當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各個地區企業努力的方向。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是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那麼，在未來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強調市場主導模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是強化政府的作用，恰恰相反，是要充分依靠市場的作用。中央政府之所以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偉大構想，根本原因就在於，當一個地區不同城市找到自己發展的比較優勢之後，他們一定會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促進經濟快速發展，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粵港澳大灣區不是規劃出來的，而是各地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齊心協力創造出來的。
第三，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必須淡化制度差異，依靠企業家自身的創新，開辟新的天地。部分學者認為，廣東、香港、澳門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法律體系完全不同，行政管理體系完全不同，經濟體系完全不同，特別是在稅務制度方面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在勞動用工制度方面存在非常明顯的不兼容性，在這種情況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困難可想而知。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指出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恰恰給企業家提供了不同的參照物，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可以根據自身的特點和情況，選擇不同的地區作為發展的重要基地，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利用制度的差異，實現經濟的增長。
通俗地說，粵港澳大灣區各個地區制度的差異非但不是經濟發展的劣勢，相反地，是經濟發展的優勢所在。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過大規模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降低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從而使大量海外企業回歸美國本土。這種人為製造的“制度落差”既增加了美國國內的就業崗位，同時也為美國政府增加財政稅收打下雄厚的基礎。所以，企業家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應當學會制度甄別，應當學會經濟識別，應當對市場進行細分，充分利用各地的制度差異，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產業，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需要創新自治組織。不論是自由貿易區還是自由貿易港區，都不是放任自流。在自由貿易港區建設過程中，市場主體建立的自治組織必須發揮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商會和其他自治組織必須有效地發揮作用，必須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基礎之上，積極地整合自治團體內部的資源，並在此基礎上，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無論是中世紀的“商人法”還是法國的《商法典》，都是商人在自我服務、自我管理基礎之上形成的貿易規則，國家立法機關只不過是將商人的規則通過立法程序加以認可而已。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商業自治團體的作用，必須通過良好的組織協調和產業規劃，為自治組織成員發展提供可資參考的意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政府的作用必須受到限制。這是因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必須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作用，如果政府為了增加經濟增長點，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強調統一規劃，那麼，有可能會導致許多市場主體抽身而去。粵港澳大灣區究竟適合怎樣的產業，企業應當如何進行資源的配置，所有這些都不是政府說了算，而應當由企業家說了算。企業家必須通過自治組織實施合理的規劃，在規劃的基礎上建立相互分工合作的資源配置體系，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五，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政府產業政策調整所帶來的風險。中國改革開放是政府主導的改革開放，政府對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對關係國計民生重要產業的發展實行特殊的宏觀調控政策。事實證明，這樣的改革開放模式值得深刻反思。
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說的那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為了防止中國鋼鐵產業出現重複投資現象，對鋼鐵廠建設實行嚴格的審批制度，結果導致中國出現了鋼鐵產能過剩問題。中國對水泥產業實行總量控制產業宏觀調控政策，可結果是中國水泥產業出現嚴重過剩的現象。中國在煤炭、鋁製品等領域實行嚴格的項目審批制度，可是，卻導致中國的煤炭和鋁製品生產出現嚴重問題。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企業家既要了解國家的產業政策，同時又要避免盲目跟從國家的產業政策。凡是國家實行產業審批的項目，往往都是產能過剩或者產能即將過剩的項目。企業家必須具有敏銳的嗅覺，及時發現中國經濟增長中出現的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重蹈覆轍。當年李嘉誠先生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快速上漲特殊歷史階段，敏銳地發覺中國房地產政策即將出現重大調整，因此，迅速出售內地的房地產項目，從而擺脫了可能被套牢的窘境。中國內地的一些商業地產開發商缺乏政策敏感性，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大背景下，仍然舉債從事大規模商業地產建設，結果導致國有商業銀行緊縮銀根，企業不得不大規模出售商業地產項目。所有這些充分說明，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必須學會充分理解國家的產業政策，關鍵時刻逆勢而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受政策約束，才能避免在產業政策調整過程中遭受重大損失。
第六，粵港澳大灣區是企業家揚帆出海的起點，而不是避風的港灣。企業家應當面朝大海，勇敢地揚帆起航，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歷史機遇，尋找新的經濟發展方向。
東南亞應當成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發展的方向。東南亞地區既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譬如新加坡，同時也有欠發達的國家譬如越南、老撾、柬埔寨，這些國家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如果能充分利用中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經驗，為這些國家經濟騰飛助一臂之力，那麼，企業家就有無限的商機。當年斯里蘭卡政府首腦訪問深圳，提出再造深圳鹽田港的偉大構想，促成了斯里蘭卡與中國企業港口合作項目。印度總理到中國訪問，看中了中國的高速鐵路和中國城市地下鐵路建設技術，希望借助於中國的技術和資金促進印度基礎設施快速發展。中國企業家應當高瞻遠矚，充分意識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所帶來的機遇，一方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部盡快實現資源的優化組合，另一方面必須走出去，共同開辟第三方市場。
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必須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放眼全世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假如過度依賴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紅利、人才紅利、資金紅利、政策紅利，希望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自己的企業集團或者形成自己的產業規模優勢，那麼，最終必然會跌入政策陷阱之中不能自拔。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得益於對外開放，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發展得益於走出去。只有充分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優勢，借助於商會等自治團體建立商業“航空母艦”，才能進入大洋，獲取無盡的寶藏。
過去印度對中國採取敵視的政策，認為中國在印度洋的商業存在，威脅到印度利益，因此，印度軍方和印度知識界對中國採取極不友好的態度，他們迫使印度政府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製造事端，以便牽制中國，阻礙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印度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報道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不斷地進行所謂“新聞愛國主義”教育，讓印度普通居民錯誤意識到，印度政治經濟制度優越於中國，印度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中國。正是這種特殊的輿論環境使得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發展磕磕絆絆。最近一段時間，印度知識界許多公眾人物終於醒悟，如果繼續和中國對抗，那麼，除了讓美國等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從中受益之外，印度無法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印度總理希望中國幫助印度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希望中國為印度提供高速鐵路，改造印度上百年的鐵路系統。
對於印度政府提出的要求，中國國內學術界存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幫助印度實現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如果印度基礎設施建設大幹快上，那麼，印度朝野各界就會產生驕傲自滿的情緒，甚至有可能會重新提出超越中國的雄心勃勃發展計劃。但是，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在高速鐵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具有絕對的優勢，中國不擔心印度超越中國。中國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參與印度鐵路系統改造，幫助印度建設高速鐵路，是平等互利合作的結果，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必然選擇。中國沒有必要患得患失，而應該積極參與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從中獲得必要的商業利潤。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府在參與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高速鐵路建設方面一定會統籌兼顧，考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各方面的因素，在充分獲得印度政府支持的前提下，確保中國高速鐵路建設企業經濟利益不受損害。中國的企業家必須學會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必須參與國家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粵港澳大灣區積累的有益經驗推廣到世界各地。
向海而生，使得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區位優勢。真誠地希望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們辯證地看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各項政策，正確理解經濟特區、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區之間的關係，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重新發現自己的比較優勢，借助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