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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旗：汪老的去世，無疑是海峽兩岸人民的重大損失。 |
中評社北京１月６日電╱題：仁者之風 山高水長──緬懷汪道涵會長在兩岸關系發展進程中的貢獻 作者 辛 旗
2005年12月24日晨，驚聞汪老去世的噩耗，悲戚莫名，至為哀慟。痛惜海峽兩岸失去了一位睿智寬容的長者，兩岸關系發展失去了一位務實的推動者，台灣同胞失去了一位能傾訴衷腸的摯友。汪老的去世，無疑是海峽兩岸人民的重大損失。
我與汪老相識交往十余年，因為工作關系，經常見面或電話交流，有幸聆聽教誨，此時追憶起往事中的點點滴滴，深切地感到汪老對海峽兩岸關系發展與促進祖國統一的貢獻遠非幾紙言語、數篇文章所能涵蓋，但還是試著用文字表達出來，算是“文以載道”、以文祭奠。
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成立，汪老任會長。當時兩岸政治僵局難破，但在大陸和平統一政策和蔣經國生前開放探親措施的共同推動下，兩岸經貿交流、人員往來持續擴大。汪老秉持中央對台政策大要，把握時代脈絡，執掌海協會推出各項舉措，充分展示祖國大陸對台灣方面的善意，以政治智慧和誠意開拓了兩岸政治隔絕之下新的交流領域和民間溝通模式。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1992年兩岸達成的兩會事務性商談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其後，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汪辜會談” 簽署了“四項”協議。標志著兩岸關系發展進入一個民間機構代表官方磋商的新階段。“汪辜會談”的意義在於明確了兩岸關系的基礎是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系發展方向是中國統一。汪老在兩會磋商中調和鼎鼐，以寬容的態度和高超嫻熟的談判藝術，使兩岸在經貿交流、人員往來中衍生的“公証書使用查証”、“掛號信函查詢”等問題得到解決，在保護台商權益和共同打擊犯罪等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這使兩岸民間往來更加規范，標志著兩岸關系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其後，由於國際局勢變化，大國關系調整，特別是1995、1996年台灣當局領導人倚仗某些國際勢力的支持，頑固推行分裂路線，致使第二次“汪辜會談”無法進行。但是，汪老和他領導的海協會始終沒有停止和台灣各界人士廣泛溝通。1997年11月他在會見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時，針對兩岸政治分歧，從歷史上國共兩黨內戰造成兩岸暫時分離的角度，談到只要兩岸追求統一，在一個中國內涵的界定方面，應包括兩岸同胞共同參與國家的整合。1998年5月他會見台灣“中華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會長林洋港時指出，中國應是兩岸同胞共同的祖國，統一問題，可長可短，對台灣民眾求安定、求和平的心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和平的兩岸環境有利於統一，同樣也會被島內分裂勢力利用，大陸堅決反對“和平分裂”，主張和平統一。這些論點站在前瞻未來的角度，著眼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符合兩岸關系的狀況，符合歷史趨勢。1998年暑夏的一天，汪老與我就兩岸關系的一些理論問題長談，他強調：中國的和平統一政策絕非權益之計，而是中國幾代領導人基於對國家未來發展和選擇現代化道路的大判斷；是基於對冷戰後期國際形勢的冷靜觀察；基於對兩岸關系新的思考，反復權衡而作出的戰略之舉。那次談話促成日後我撰寫了《關於一個中國內涵論述的理論思考》翌年發表在香港《中國評論》月刊上。
1998年，經海峽兩岸各界人士共同努力，恢復了中斷5年的兩會交流並實現了“汪辜會晤”，達成了推進兩岸經濟合作、政治議題對話、汪道涵訪問台灣等“四點共識”。其後，汪老即著手準備1999年的“台灣之行”。汪老對訪問台灣極為重視，希望此行能對中國近代歷史一些問題進行厘清並紓解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記得籌備訪台時一個重要行程是安排汪老到台灣某大學演講，我承擔了演講稿的撰寫工作。汪老在融會中央方針的基礎上，明確要求演講稿內容要充分地體諒台灣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特殊的歷史遭遇，充分體諒台灣民眾對兩岸關系有著特定體驗和看法。比如：一些人認為他們與中國的內戰與兩岸軍事對峙無關，他們只想通過選舉方式讓台灣人“出頭天”，而不願意觸及兩岸統一問題。所以，要強調我們無意將國共對抗的歷史包袱加諸於台灣民眾身上，我們理解台灣同胞特殊的歷史體驗和心態。在談判問題上，我們已經因應了島內政治轉型，主張“兩岸平等協商”。我們更注意到、並尊重台灣社會變遷的現實，考慮台灣特殊政治生態，提出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參與到促進兩岸的政治談判的過程之中。那次汪老還專門囑咐我行文措辭一定要融會中央的大政方針，要體現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這樣對待敏感議題的豁達態度。
當時，汪老所思考的是：歷史不能回避，對台灣同胞的歉疚不能因為歷史變遷而付之闕如，要有勇氣替前人擔負歷史責任，以包容開宏的眼光看待島內民眾的“悲情意識”和兩岸關系的未來。要與台灣各界、各派政治勢力進行“政治的對話”“歷史的對話”、“民心的對話”和“未來的對話”。兩岸和解直至統一是為中華民族置下可長可久，有容乃大的“恆產”，是為兩岸人民開創長期安和樂利的生存環境。
然而，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使汪老赴台訪問終難成行，台灣同胞失去了一次在島內直接體驗中國共產黨人胸懷的機會，實為憾事。2000年主張“台獨”的民進黨上台，兩岸關系和平穩定的基礎面臨嚴重挑戰。汪老與海協會堅持祖國大陸對台政策的一貫立場，反對“台獨”分裂活動，同時不停頓地致力於全面推動兩岸各項交流。這一時期，台灣政界、工商界、知識界著名人士來大陸每每提出拜會汪老，只要有時間他都同意見面，注意傾聽他們的想法、建議，會見時汪老總是隨時作筆記，甚至對談話中提到的一個數字、一句民間諺語，都記得很仔細。他在會見各界人士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與學界名流、台灣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先生的會談，汪老知曉沈君山教授學養深厚又精通圍棋，就從行棋布局講起，說道兩岸關系發展如同弈棋，需要規則就是“一個中國”，這是基礎。布局、中盤、收官循序漸進，關鍵是把握好過渡階段，避免在布局和中盤時就使用收官所用的“緇銖必較”。那時兩岸對統一問題，大都注重未來結果，現實政策往往與實現談判稍有距離。較少顧及和研究統一之前兩岸關系過渡階段的理論和實際事務，沒有營造可以回旋、調節政策的中介地帶。後來我在汪老啟發下，研究兩岸問題中提出了以“不統而統”對應台灣島內分裂勢力的“漸進台獨”，以及通過實現全面“三通”促進“兩岸社會一體化”等策略觀念。
今年1月，辜振甫先生去世，汪老親自寫唁電並派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和秘書長李亞飛代表他赴台吊唁。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連戰、宋楚瑜和郁慕明等台灣在野黨主席相繼來訪，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發展兩岸關系的諸多共識，大陸也推出了一系列針對台灣民眾的優惠措施。來訪中連戰主席、宋楚瑜主席都專程到上海拜會病中的汪老，這本身就意味著代表台灣相當一部分民眾對汪老的敬重和對他長期推動兩岸關系的肯定。汪老的去世令人惋惜、悲痛。但汪老走前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台海形勢出現了新變化，他看到了兩岸關系發展不可阻擋的經濟、社會的融合和一體化進程，特別是看到了2005年底台灣地區縣市長選舉後島內主流民意的變化，看到島內越來越多的民眾不支持“台獨”，希望兩岸和平，希望能搭上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列車。這些遏制“台獨”分裂勢力活動的積極因素是包括汪老在內的各方人士共同努力的結果。
汪老擔任海協會長十五年推動兩岸關系發展上可謂“厥功至偉、彪炳史冊”。
其一，在兩岸政治分歧嚴重的情況下，開啟了民間接觸、協商對話的機制，形成了通過“兩會”的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和功能性談判，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模式。
其二，創造性地提出了兩岸共同促進中國統一的論述。提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台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討論”。這是汪老歷史地、辨証地從現實未來的角度為兩岸談判找到的一個最大的“公約數”。
其三，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在堅決遏制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的前提下，實事求是地了解台灣各階層民眾的思想脈絡，本著解開台灣民眾的“歷史心結”、紓解台灣“歷史悲情”的胸襟，提出一系列對台政策思考和對民眾的優惠措施。
其四，提出許多建設性、前瞻性的思路，通過兩岸民間來往、經濟交流、事務性商談等領域為兩岸政治談判的最終實現搭橋舖路、創造契機。
我與汪老年齡上有輩份之隔，依照中國古話是“忘年之交”，每次拜謁請益，都如沐春風，為他廣博的知識、睿智的思路所折服，恰處嵐山，似逢霖溪。他除了深通台灣問題與兩岸關系，對國際政治、經濟都有高遠的見解，經常鼓勵青年學人要視野開闊，以博學紮實的學術專業來觀察思考問題，以務實靈活的態度來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汪老時常鼓勵我將長期研究台灣問題的一些思考條理化，理論化，並強調關注兩岸關系時其他領域的見解不能忽視，要了解國際關系和中外歷史背景，要旁征博引、觸類旁通。1998年在一次學術會上，汪老希望我運用所學哲學、文化、歷史專業將20世紀一百年的人類觀念形態發展過程做一深層思索，我用了兩年時間寫出《百年的沉思回顧20世紀主導人類發展的文化觀念》一書，出版前汪老欣然同意以他的“中華文明與世界潮流”一文作為該書序言。
汪老對中華文化可謂情有獨鐘，對西方文化的精華也能廣納海涵。海內外各方之所以願意和汪老交往，是與他具有儒雅睿智、博學慎思、待人寬厚的人格魅力分不開的。1998年2月，為當年夏天克林頓總統來訪做準備，中美雙方在上海進行了高層學術對話。汪老在那次會議上縱論國際大勢，從中美關系談到台灣問題、西藏問題、人權問題和經貿問題，他的精彩演講和會上與美方的對話，給中美與會人士留下深刻印象，也為增進中美高層之間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機緣。汪老學識淵厚，一生最大愛好是讀書，他時常購置新書，從哲學歷史、政治經濟、科技理論到文學藝術、戲劇音樂、名人傳略等，古今中外，無所不包。一次，我到上海參加汪老主持的一項工作，在衡山賓館晚宴時，汪老談到研究世界史一定要讀一本書，他信手在餐廳菜單上寫下了:“《世界文明史》多卷本，東方出版社，著者（美）杜蘭”。
2001年11月我去上海拜見汪老，他向我推薦了蘇格的《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范麗菁的《台灣的變局》、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戰略新三角》等書並請我在北京代購《蘇聯70年的執政策略》、《美國學者論中國安全》和《21世紀的中美關系》。他尤其願意與讀書人交朋友，傾聽他們的心聲並為之排憂解難，上海期刊收藏家胡從經教授就曾得益於汪老的幫助，使其十數萬冊珍貴書刊能有棲身之所。汪老在中華傳統文化領域也射獵頗廣，典章辭賦、琴棋書畫都有很高的品賞能力和造詣。2002年底，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和沈陽博物館聯合舉辦了“晉唐宋元書畫珍品展”，汪老以87歲高齡數度觀賞，還專門打電話希望我到上海觀看。一次在談到杭州“西泠印社”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士大夫的旨趣時，他說不論人們從事何種功業，閑暇之余應當有健康的愛好和寄托，或讀書，或寄情山水、藝術品賞。當年“西泠印社”那批人以治印寓修身處世，方寸之間盡得品味。今天，讀書和積極向上的文化愛好應當是在消費社會的人們不至沉淪的重要修養方法之一，我們的社會在經濟發展、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要注重精神文明，建立“文明禮儀的書香社會”。
待人寬容是汪老個人魅力最突出的特點。與汪老十多年交往，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更多的是如何處事做人。他把對台灣民眾的愛心、關心、信心貫穿於對台工作始終。他堅定地反對“台獨”及其分裂活動，主張對台灣島內的“民意”應了解、理解、引導，但不能“逢迎”。他深信台灣同胞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深信台灣民眾在經歷了特殊的歷史遭遇後，會本著理性務實的態度和祖國大陸一道，共同致力於中國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他始終想著如何對台灣民眾的歷史遭遇予以心靈和政治方面的補償，想著如何對台灣民眾曾經受到的傷害擔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記得1998年，當時兩岸關系緊繃，我陪同汪老去日本參加“中美日三國戰略對話會議”，他在主題演講中特別提到中國政府的和平統一政策建立在，始終理解台灣地區民眾的歷史遭遇，特別是感同身受地理解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和1947年島內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造成苦痛，大陸會考慮以負責任的態度在適當時候向台灣民眾作出歷史交代並在兩岸交流的措施上予以關心。當他講的這些內容時，會場旁聽的許多旅日華僑中的台灣同胞當場落淚，無不為祖國大陸的誠心所感動。
汪老人格魅力的另一個體現是為人謙和、注重和解。與汪老接觸過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他願意傾聽各方面意見，耐心細致地做工作。對不同意見，他總是試著去理解，善於在交流中感染並影響對方。民進黨在島內尚未執政時，一些人士以私人身份來大陸時都願意與汪老交流，並為汪老的個人魅力所折服。汪老做事認真、周到。對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第一次“汪辜會談”籌備中。汪老每一件事都親自過問，甚至送給辜振甫先生的禮物都費了很大心思。汪老說辜先生喜歡看京劇，是水平極高的“票友”，希望能帶給他大陸這方面的禮物。當時我們推薦了《京劇大家唱》光盤給汪老，後來這套光盤就成為汪老送給辜先生的見面禮物之一，汪老待人誠懇由此略見一斑，也正因為如此，汪老在兩岸同胞中享有很高的聲望。汪老注重與人交往的細節，他處理兩岸關系的思路和觀念既有遠見卓識又有具體操作的辦法。他“屢以大略益趨大勢，數經契機成就至功”。而“以民心為依歸，視同胞為至親”又是汪老思考兩岸問題的出發點，他關心島內民意變化，從戰略宏觀的高度把握問題，從細小微觀的角度處理問題，既重視定性分析，又注重量化計算，以理服人。汪老理論修養很高，他關心國際形勢變化，關心科學發展的最新動態，了解各方面思潮，能把兩岸關系的發展上升到理論高度來分析研究，進而提出戰略性、前瞻性的看法和意見。汪老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功底，講中庸、重包容，注重以對話的模式處理問題。他所推崇並身體力行的中華文化智慧和精神，是處理兩岸關系的一個重要的斡旋之地和折沖平台，在他的身上，體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未曾中斷的睿智哲思。
汪老一生經歷了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和21世紀的前幾年，他的經歷和修養造就了他的智慧和事功。我們面臨著新世紀的展開，回首20世紀，人類經歷了社會革命、世界大戰、殖民地解放運動和冷戰之興衰。而今，信息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此次變革要比20世紀任何一次變革劇烈的多，在展現人類發展廣闊前景的同時，全球性問題也更為突出。特別是自然環境的破壞，很可能將各種潛在問題以大規模社會、自然生態災難的形式爆發出來，威脅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遲滯或倒退人類的文明演進。在此背景下我們理應思考：兩岸何不站在更高的層面上，關注全體中國人的命運，拋棄歷史包袱，捐棄前嫌，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共同參與全球聯合解決諸如制止戰爭、消除貧困、規范金融、普及教育、建立與人類道德協調一致文化價值觀，構築平等對待各種文化文明和諧關系，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中國人應當有更高、更遠的眼光和更為開闊的胸襟。汪老在推動兩岸關系發展中的所作所為，正是在這些大的層面上給關心中國統一的人們以極具心靈震撼的啟示，每一個對歷史和中華民族利益有責任心的人，都應當平心靜氣的做一些理性的思考。
汪老去世了，但他的風格和精神永存，他留下的處理兩岸關系的很多政治財富值得借鑒和繼承。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後來者承接他的遺志，就是要延續他在處理兩岸關系上包容的精神和前瞻的眼光，延續他注重在歷史與現實辯証統一中尋求解決問題途徑的精神。當務之急的是在遏制“台獨”勢力分裂活動的同時，體諒台灣同胞的歷史遭遇，尊重台灣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個中國前提下，為兩岸關系發展尋找新的契機；全面思考如何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經驗、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規劃兩岸的未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發展兩岸關系、促進兩岸社會融合是汪老一直主張和倡導的；尊重、理解和爭取台灣民心也是汪老長期所關注和實踐的，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和海峽兩岸的春秋大義，是仁者的思想和智慧。
汪老是仁者。仁者之風，山高水長。
2006年1月1日寫於北京
（作者辛旗為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
附：悼汪道涵會長文
驚悉汪道涵會長遽歸道山，悲惜莫名，至為哀慟！
汪老平生傾力於中華振興，早年投身民族之啟蒙救亡，置生死於度外，追尋真理，孜孜以求。革故鼎新之際，以幹才輔佐樞宸，振衰起弊，於民生實業多有創韌。公余暇日浸濡於典冊辭章，文有桐城之風、乾嘉之雅、康樑之實，其卓識高標每洽同儕。
盛年躬逢新政初行，於滬上力行其旨，約略一方，別開生面；市政民風，在在煥新，儼然現代化都市之范式，浙東由是蜚聲內外。汪老之於現代化暨改革發展，勛業卓彰。
晚年不辭高歲，竭力金甌重補，近十五年兩岸時局大開大合之際，高瞻遠矚，屢以大略益趨大勢，數經契機成就至功；奔波域中海外，調和八方鼎鼐；其闡揚之宏論精義，今仍為海峽開啟急所之大鑰：以民心為依歸，視同胞為至親，方能獻心血點滴於兩岸；以歷史為鏡鑒，視未來以寬容，方能奉平生品端於一統。兩岸協商據此達成之共識，厥功至偉，彪炳史冊！
汪老風范，山高水長，當永為海峽兩岸人民所感念。
余與汪老相識交往逾十數年，雖齡期忘年，尤得垂愛，提攜關懷，終身難忘；千般教誨，刻骨銘心。每謁見請益，如沐春風，似逢霖溪，頓化漸修勝於有言，而今汪老笑貌音容、雍行舉止猶在眼前心底，然天人永隔，倍覺“德孤哲萎”、“斯人已去”之古言無虛，至悲至切！
今秉毫涕零，誠心以祭文代清酌厚臘盛悼汪老，期冥福恆遠，靈魄安然。
嗚呼哀哉，尚饗。
臨奠愴惋，命心布達，不知所雲。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
常 務 副 秘 書 長 辛 旗 謹祭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