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30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刊登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陳子帛悼念汪道涵文章，題為“汪道涵在兩岸留下的歷史遺產”。文章說，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終于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他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后在不到一年時間里逝世，標志著兩岸關系一個時代的結束。
文章說，海外華人社會，尤其是台灣朝野以及社會各界，對于汪道涵的逝世給予的關注，對汪道涵在兩岸關系扮演的角色給予的評價，堪稱前所未有。
汪道涵一生，誠如台灣學者楊開煌所言，其位不是極人臣之尊，卻在兩岸之間備受敬重，說“對台”言委婉而情至深，論“大陸”詞剴切而任至重。台灣社會各界對汪道涵逝世的惋惜之情、評價之高，似乎是自上個世紀70年代中後期周恩來逝世以來所僅見。
汪道涵接觸台灣問題，思考兩岸關系，開始于80年代中期上海市長卸職之后，但儼然已經是中共對台決策層級以及大陸涉台系統溫和派的指標性人物。他的忘年好友、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常務副秘書長辛旗在追思汪道涵的訪談中，几次強調汪老在兩岸關系問題上的貢獻不可抹煞，諸多丰富寶貴的歷史遺產有待后人繼承。
那么，汪道涵先生留給今人的歷史遺產又是些什么呢？不妨從若干篇文章作出一些必要的撮要。
辛旗指出，十年前，汪老就說，萬事莫如溝通急，第一位的永遠是民心。海峽兩岸的中國同胞都會懷念他的宅心仁厚，以寬容對待歷史，以前瞻對待未來。能辨証看待問題，調和各方不同意見，多次提到重在理解台灣民眾的經歷，特別是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1947年二二八起義這兩次對台灣民眾的傷害事件，應用負責任的態度處理，適當時候向台灣民眾作出歷史交代。
台灣的邵宗海教授在追憶汪道涵彈性解釋一中的歷史過程中，對于汪道涵于1997年兩度對“一個中國”提出的看法評價甚高，以為不僅與北京傳統的立場有很大不同，而且相較于“江八點”中的“一個中國”，含義也更加清晰，其彈性解釋有自行創設可能。
這在當時的政治氛圍和情境下，自行創設需要極大的勇氣。“一個中國”86字草案，于1998年經過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反復討論、初步定案之后，即送交政治局常委審批，最后于1999年1月11日由汪道涵具名正式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是中共當局對此原則最早予以明文化的記錄。
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董立文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出，從兩岸關系而言，汪老可能是在台灣擁有最多朋友的中國官員，他曾經親口說過：“不分黨派及行業，每年會見300位以上台灣的各界人士。”這些台灣的社會菁英們都變成汪老的好朋友，也因此，他其實是中共對台政策溫和派的代表，常常扮演平衡“對台強硬派”的杠杆角色。
而汪道涵曾將大陸學者黃嘉樹的對台政策建言中的“戰略”改為“方略”，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反映出汪道涵力求避免兩岸同室操戈的拳拳之心。董立文承認，汪道涵遵從中共對台方針與原則并沒改變，但是在兩岸與兩會的互動中，確曾表現了擱置爭議與相互尊重的精神。
楊開煌的追思文章說，汪道涵在思考台灣問題時，與時俱進，鼓勵開放心態，思考各種方案，每每以理性務實之作風，以同情、理解之心態面對錯綜復雜的台灣形勢，深諳政策精髓且把握得度，靜能養望，動能有度，并慨嘆汪老古風猶憶，繼者難覓。
行筆至此，或許可以歸納出汪道涵先生在兩岸關系方面留給后人的遺產，大體上有以下几項：
首先是對台灣以及台灣人民有強烈的關懷和熱愛，以寬容對待歷史、以前瞻對待未來，放在第一位的永遠是民心，以同理心和同情心來對待和理解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理解和對待台灣民眾特殊的歷史和現實情懷，廣交台灣社會各界朋友。他每年接待和會見300多個來自台灣各界的朋友，這對于一個80多歲、身患重疾的老人，何其難能可貴！
其次是始終堅持實事求是，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務實理性，勇于思考。在堅持既定方針政策原則的前提下，深諳政策之精髓，根據新的兩岸關系形勢，“自行創設”新的表述，甚至在反復經常使用的原則概念上注入與時俱進的內容。86個字從初試啼聲，到內部不同的意見爭議，到最終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接受，到明文化、文件化，到成為對台政策重要的原則表述，其中經歷的曲折，遭遇的委屈，經受的考驗，可以想像。
再次是很少能夠有一個中共高層人物，能夠讓台灣朝野社會各界傾心折服。不少台灣朋友是從汪道涵身上，第一次改變對中共以及中共官員負面印象的。
汪道涵謙和儒雅，理性親切，不亢不卑，不溫不火，春風化雨、菩薩低眉。從事對台工作和推進兩岸關系的中國官員和學者，如果多少能夠領略和學習一絲半點汪道涵先生為人處世的道德風范，那也許就能夠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逝者往矣，來者可追。我們在思考、總結汪道涵歷史遺產時，虔誠而哀傷地為這位睿智的老人送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