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2日電／鄧海清：非常感謝會務組，今天上午發言聽了各位老師，特別是我們老一輩的經濟學家們的演講，很受啟發。為了增加討論的動能，我也需要先補充一些不同的看法。
莫幹山會議發言實錄：
1、去杠杆政策
關於頗有爭議的去杠杆政策問題，我有一點不一樣的看法。我認為去杠杆政策的負面效應大家已經討論的非常充分；但從辯證的角度、長期的角度來看，去杠杆對中國經濟和中國改革的正面效應可能被低估了。將去杠杆作為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罪魁禍首的觀點是片面的。2018年經濟增速的下滑，既有去杠杆的原因，也包括中美貿易摩擦，還包括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潛在增長率下滑的長期因素。如果只是因為去杠杆導致經濟增速下滑，那就意味著去杠杆政策取消後經濟增速會重新回到6.8—6.9%，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我覺得去杠杆政策的正面意義在於：首先，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是“負債驅動的繁榮”——通過政府、企業、居民加杠杆的方式推動經濟增長，加杠杆是企業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但從長期來看，這種負債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需要實現長期穩定發展，必須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從數量增長向質量發展過度，經濟增速也會相應地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變軌。在這一經濟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速變軌的過程中，如果不對各經濟主體的加杠杆行為“踩刹車”，而是在負債率快速增長的過程中突然進行經濟的並軌，很容易出現“翻車”的現象。
其次，在經濟通過不斷擴大舉債規模推遲明斯基時刻到來的時代是看不清誰在裸泳的，去杠杆踩刹車相當於對企業進行了一次壓力測試：在負債驅動繁榮的加杠杆潮水退去後，甄別出哪些是好的企業、哪些是差的企業，哪些是好的金融機構、哪些是差的金融機構。這為結構性的改革提供了條件和機會，使得優勝劣汰成為可能。如果不對加杠杆趨勢踩刹車，我們今天無法看到央企、國企打破剛兌信仰，無法看到哪些企業完全是龐氏騙局，哪些企業是高質量的好企業，也看不清各地經濟發展和政府債務風險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大家需要辯證地看待去杠杆的問題，主動性去杠杆政策提前曝光了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
2、地方政府債務
關於地方政府債務的問題，目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具有特殊性，中國地方政府債務沒有問題，西方經濟學理論中關於債務風險的評判標準不適用於中國。我認為中國經濟取得的成就還不足以讓我們去完全否定西方經濟理論和實踐，過度強調中國的特殊性、低估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是很危險的，我們應該保持謙卑的心態，對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保持高度警惕，謹慎嚴格地控制地方債務增長。
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危機的發生，都是因為我們過度自信，認為“這次我們不一樣”。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國運史上出現過兩次重大的危機：第一次是二戰前，自信心爆棚的少壯派軍官把日本帶進了坑裡；第二次是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也是自信心爆棚，“日本第一”的思想盛行日本，這樣的思維和心態導致日本再次陷入危機。儘管現在中國的發展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需要看到，中國目前人均GDP剛接近一萬美元，還是發展中國家。過分強調自己的特殊性，輕視國際上普遍認可的債務紅線，才是中國債務問題最大的風險點。尊重並重視國際經驗，對中國債務問題保持高度敏感性，恰恰是中國這艘大船能夠行穩致遠的非常重要的條件。
地方債務涉及到認定的問題。前面聽孫司長從政府的角度談到地方債務，本質是釐清法律的問題，如擔保的問題。如果從市場投資的角度來看，地方隱性債務問題其實更是一個市場的信仰問題。近年來中央對地方政府舉債、擔保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約束和規範，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很多城投債並不算地方隱性債務。但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對城投的剛兌信仰仍在，認為地方政府不敢不兜底——比如這次的鎮江地方債務化解試點，表明政府現在還不敢打破城投的剛兌。從市場和投資者的角度看，只要政府有沒有勇氣和膽量打破剛兌，這部分債務就屬於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絕大部分城投平台債券目前沒有任何政府擔保，但是目前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敢打破剛兌，因為如果違約了，地方融資平台的融資成本就會上漲50%，甚至更多，所以地方政府都不敢放任城投債違約了，剛兌信仰就強化了。因此地方隱性債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多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融資問題。
3、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三個重要問題
今天和各位探討一下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關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誰更重要的問題。我覺得現在討論關於財政與貨幣的問題，需要放在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之下。以前是強刺激背景下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問題，現在是弱周期背景下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問題。所以我認為大家討論的“到底是財政政策重要還是貨幣政策重要”這一問題其實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經濟穩增長的核心問題是讓哪個主體加杠杆的問題。2008年是全面加杠杆，2012年是地方政府加杠杆，2014年穩增長是地方政府和國企加杠杆，2016年則是居民加杠杆。現在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關鍵問題是給誰加杠杆、誰還有加杠杆空間的問題。因為只有找到了加杠杆的主體、明確了加杠杆的空間，財政和貨幣政策才有抓手。從中央發布的《關於加強金融服務民營企業的若干意見》、《關於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來看，本輪穩增長的加杠杆主體是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加杠杆能否順利實現，是經濟能否企穩的關鍵。
第二，關於人口的問題。現在市場上有一種“經濟增長的人口決定論”，以中國人口老齡化為由唱衰經濟。很多學者認為，日本出現“失去的三十年”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問題，至少這一問題對日本經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我認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日本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核心不是人口，而是科技創新。由於日本經濟金融過度財閥化，導致整個經濟的活力和創新能力無法向上升級，出現產業的空心化，經濟發展新動能未能建立。
人口決定論誇大了人口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作用。中國經濟轉型更多地需要依賴科技創新，人口在中國質量型發展的新周期裡扮演的角色並不會像過去一樣那麼關鍵。
在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入尾部階段、中國經濟發展需要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背景下，現在探討人口對經濟發展的意義，與過去二三十年討論人口政策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第三，關於國進民退，或是民進國退的問題。對於各界關注的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問題，政策頂層設計中其實已經解決了，也就是貫徹競爭中性的原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競爭中性原則。要貫徹競爭中性原則，不僅僅是所有制中性（國企和民企、內資和外資），也客觀要求在要素獲取（包括金融資源獲取）、准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平等對待。
比起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的問題，我認為更重要問題是如何通過反壟斷給中小企業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具有長期性，在這一過程中，中小企業的健康發展是保持經濟活力、解決就業問題、促進創業創新的重要保證。我們在反思日本和韓國經濟發展問題的時候，會發現日本和韓國具有一個共性，就是經濟金融過度財閥化，寡頭壟斷現象嚴重，導致整個經濟的創新能力和經濟活力不足。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國擁有大量中小型科技企業（比如矽穀），以及支持這些企業發展的投融資制度，這是美國科技創新能力持久不衰的原因。因此，為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機會，實現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競爭中性，避免壟斷和寡頭化，可能比“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的問題更重要，更應該成為改革的焦點。給中小企業更多公平、健康的機會，就是給中國經濟最美好、光明的未來。
我們對許多傳統行業壟斷的問題認識比較深刻，研究也比較多。但在當今的數字經濟時代，我們對互聯網領域的壟斷認識不足。比如互聯網寡頭企業對大數據的壟斷、對流量的壟斷，會帶來中小企業無法獲得公平性機會的問題。
在大數據時代，新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舉一個高速公路的例子。以前各地存在大量收費公路，增加了交通運輸的成本。但交通基礎設施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取消公路收費，可以降低經濟中的交易成本，活躍市場經濟。意識到這一問題後，很多地方政府通過贖買的方式，將收費公路變成了可以免費通行的公共基礎設施，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正效應。在當前的數字經濟時代，需要重新定義以大數據為核心的新型公共基礎設施。完善中小企業發展所必需的新型公共基礎設施，保證中小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提高經濟活力和創新能力，更具有時代性的背景和意義。
我就拋出這些問題，拋磚引玉，希望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來源：微信公眾號：海清FICC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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