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華」情緒的蔓延一方面是中日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的真實反映，另一方面這種情緒的長期存在和擴散，又不可避免地反過來阻礙中日關係的改善和進一步發展。正是在這種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的相互作用下，中日關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進入了一個負面因素不斷增大的不穩定期，兩國關係的矛盾狀態更加明顯。一方面，中日兩國在經濟貿易等領域的合作與相互依存關係日益深化；另一方面，兩國政治關係的走向卻呈現出新舊難題交織、正面衝撞事件不斷以及「漸行漸遠」的發展態勢。
從表面上看，促使日本對華「親近感」不斷萎縮和「厭華」情緒日漸增大的直接原因，是中日關係中的諸多難題無法破解所致。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在這些一目了然的表面因素的背後，隱藏著需要深究的「根子」。在筆者看來，當令日本社會中較為普遍的對華恐懼心理和不滿情緒以及日本對外認識上時而出現的強烈的危機意識等思想認識方面的「隱性因素」，構成了推動日本對華感情由「親」變「疏」和「厭華」情緒不斷蔓延的深層原因。
「中國威脅論」與「恐華」心理
當今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恐華」心理的普遍存在。這種心理的形成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而「中國威脅論」的流行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出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與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有密切關係。在冷戰時期，由於中日兩國均把前蘇聯視為首要威脅，所以儘管當時長期存在於中日之間的政治上的對立並未完全消失，但雙方相互抱有的敵意卻非常稀薄。在此形勢下，中日兩國對對方的恐懼心理也就非常微弱。冷戰結束之後，前蘇聯的解體使中日兩國失去了昔日的首要威脅，引發了彼此戰略關係的重大變化，「中國威脅論」開始登場。這一論調的主要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已經或將會對日本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現實和潛在威脅」，日本有必要及早採取預防性措施，更加有效地應對中國崛起的現實。
從中國的立場上看，「中國威脅論」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中國既沒有威脅別國的歷史，也不擁有足以威脅別國的強大軍事實力，更沒有威脅別國的政治意願。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強調「和平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與周邊鄰國的關係上推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國看來，所謂「中國威脅論」要麼源於對中國的無知，要麼出於政治上的別有用心和對中國的故意誣蔑，不僅不能成立，而且完全無法理解和接受。
應該說，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威脅論」雖然在一些國家已經呈現「流行」之勢，但在日本國內並沒有多大的市場，也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多數日本國民在現實生活中並未感覺到來自中國的「威脅」。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當日本面對「台海危機」和中國國防現代化步伐加快，特別是近十多年來中日兩國經濟發展形勢的巨大反差等現實時，相當一部分日本人開始倒向或讚同「中國威脅論」。目前，在日本的政、軍、商、學界以及普通的民眾當中，對中國國家綜合國力不斷發展壯大的恐懼心理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影響日本社會主流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二○○四年十二月，日本在新出台的『防衛計劃大綱』中明確指出，日本將密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海上軍事活動以及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等，這表明日本社會對中國抱有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已在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在上述「中國威脅論」之外，還有一種從「中國崩潰論」的角度闡發的「中國威脅論」 。這種論調認為，由於中國不僅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上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制度缺陷」，而且面臨嚴重的經濟發展不干衡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實矛盾，因而今後的發展充滿不確定因素；中國的經濟甚至可能在發展途中受挫和崩潰，這種結局必然威脅到與中國有密切經濟聯緊國家的穩定發展。從內容上看，這種「中國崩潰論」雖然並不象前一種「中國威脅論」那樣赤裸裸地煽動對華反感情緒，但它在刺激對華恐懼心理方面，實際上也起到了與「中國威脅論」異曲同工的效應。可以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大大刺激了「恐華」心理的產生和擴散，而「恐華」心理的存在和擴散，暗暗推動著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由「親近」到「疏遠」的變化過程。
「歷史問題」與「厭華」情緒
與「恐華」心理相互作用的另一種負面因素是「厭華」情緒的蔓延和擴散。從戰後中日關係的總體發展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以「親近」和「友好」為主要特徵的日本主流對華觀念達到高潮的時代。此後，對華恐懼心理和不滿情緒逐漸取代「親近」和「友好」，成為影響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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