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早期的廣東，既是荒蠻之地，也是充滿了無限可能的地方。這個地方，是我們一代又一代移民建造而成的。不但廣東是這樣，其實香港也是這個樣子。在中國的近代革命之中，無論文化人也好、革命志士也好，都是在粵港澳三地出出進進的；這種移民的或者說是不穩定的人口構成，就給這個地方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具有一種非常活潑的生命力。因爲凡是來到這一片土地上的移居者，都是中國人群體中最少戀土思想、最富冒險精神、最講求實際的一群人。有一個電視節目說，廣東或者說客家，都是出很多大人物的地方。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廣東人出革命的主張，江浙人爲革命募捐，湖南人去流血。
而事實上，廣東的確是在每一次大的變革中，都會提出新的東西；但是往往過了這一段就不提了，或者是人們忘記了，只是在再度總結歷史的時候才來提。從這個角度說，廣東是挺委屈或者說挺吃虧的，因爲廣東沒有將自己提出的新思想、新觀念、新主張張揚下去，應有的地位得不到廣泛的認同。這一點，在廣東建設文化大省的過程中，對于我們搞這一行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有水的地方，一般都是開放的地方，或者說是一個城市或都市容易建成的地方。有了城市或都市，就有市民；有了市民，就會有市民文化的産生。所以這種平民性的訴求，與文化意蘊的結合，在我們粵港澳是契合得比較好的。這種平民文化是一種很輕鬆的、很愉悅的、講求一種生活質量的文化，雖然不怎麽追求豐功偉績，但目標是追求生活越過越好。從這個方面來講，都市文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應該說，這也是爲什麽廣東的文化與上海、北京的文化，屬于一種完全不同的風貌。粵港澳三地的城市化的進程，是發展比較早比較快的，因此這種平民文化的氛圍也是營造得比較充分的。我認爲，都市的文化、都市的文明，對這種市民性的影響非常大。
我們常常講，廣東人一出去，就覺得很不適應北方文化；而北方人來到南方，也覺得方便是方便，但是總覺得秩序是不一樣的。我想，這可能與平民性的張揚與否，有著很大的關係。
三地開放性與主體性的兼美
我們經常提到，開放、兼容、務實，一直是珠江文化的一種標簽。這種特徵，是與整個文化氛圍有關的。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三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是闖關東，第二個是走西口，第三個是下南洋。這三大移民潮，前面兩個都沒有改變中國農民的根本生存問題，也可以說是不太成功的；似乎是越闖關東、越走西口，反而越窮。但是下南洋的移民潮則比較成功，廣東的華僑文化之所以這麽發達，原因就在于廣東的華僑在世界各地的人數是非常龐大的。整個中國有三千萬的海外華人，廣東這裏就占了兩千萬。僅僅從這個角度看，這種開放性就是不言而喻的。
之所以講開放性與主體性的兼美，這個主體性無論是廣東、香港，還是澳門，都有各自很明顯的特點。如同我們聽說的嶺南風格，爲什麽是“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紅了櫻桃”肯定是指北方，“綠了芭蕉”肯定是指廣東這一片土地，因爲芭蕉樹肯定是南方才有的。
從這個方面來講，我們有嶺南文派、嶺南畫派、廣東音樂戲曲，這種文化的主體性，從廣東來講是很明顯的。
而對香港來說，從80年代開始，他們在文化界發起了這麽一些運動，就是尋找香港自己的故事，也就是思考香港自己的故事該如何說。因爲在80年代以前，香港文化界認爲，他們是沒有自己的故事的，而香港文化被人們說得千奇百怪。可以這樣說，香港被認爲是所有荒誕不經的故事的受體。外國人看香港，就是李小龍或者後來的《大班》，還有山頂上畫的那些騙外國人的帆船，還有蘇絲黃那種妓女文化造成的標簽。
因此從80年代開始，他們開始尋找香港自己的故事，尋找香港自己的本土文化。因此電影界當時就有王家衛的《阿飛正傳》，還有國畫“蝶戀花”，話劇《我是香港人》。從這些行爲，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尋找一種文化的主體性。我們從現在香港的一些影視作品，可以發現他們已經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香港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
20世紀的後半葉，香港是産生很多很多故事的地方。但問題是，以前香港的故事，都不是香港人自己說的。故此他們在80年代開始積極尋求香港文化的主體性。
而澳門文化也有其很獨特的風格，澳門人的那種自足的精神狀態，也是值得其他地方的人加以借鑒的。澳門文化界有些人認爲，澳門就好像香港的一個離島一樣，是一種離島欲望的折射。澳門雖然有自己的機場、電視臺、電臺、報紙，但是我估計98%的香港人、大陸人到了澳門，還是會看香港的電視、報紙。但是他們的文化人也不著急，其實這種自足的心態對現代社會來說，也是很難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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