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在軍管會，來深圳勞動，是不能出華僑大厦的大門的。勞動完了就在華僑大厦吃飯，吃完飯就回廣州。我們在軍管會還算是比較可靠的幹部呀，但是有指示說，深圳街上的階級鬥爭很複雜，不要隨便亂走。實際上，當時的人們處在—個很封閉的狀態。
有幾件事情值得提一下。一九七八年，我們對“文藝黑綫論”進行了批判，當時廣東開了廣東省的文藝創作座談會。就是因爲這個吳南生，後來搞特區也是這個吳南生，就是因爲他才開成了這個會。這個會在全國的文藝界，開始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把“文藝黑綫論”用評論員的方式在《南方日報》頭版進行批判。當時的情况是，張光年、夏衍、林默涵這些人在北京都不敢講話，都是到廣東來講話。就是在我們這個座談會裏面，來對“四人幫”時期的文藝路綫提出反對性的主張。這就造成了後來廣東省演出的活躍，恢復協會的活躍，把《三家巷》和秦牧的《藝海拾貝》重新出版。
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的創刊號，發表了—篇文章，我認爲是一個歷史性的東西。就是《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首次介紹香港的文學現狀，當時他在香港《文匯報》當老總。也是在同時期，廣東作協引進了白先勇的小說《思舊賦》，這是第一次刊登臺灣的小說。爲此，我僅僅在歐陽山的家裏就檢討了四次。黨小組還不斷開會，要黨紀處分。當時每“動”一下，就會有很麻煩的事情。
到1980年，就有梁羽生武俠小說的引進。最早有關現代派的理論和現代派的小說，當時就是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一直到1989年，廣東進行了珠江大文化圈的討論。此前還與深圳等幾個地方就商品運動裏面的文化和文學的地位作用進行探討，1986年與天津等幾個地方探討文學與現代文明的關係；還有當時的幾部小說，像朱崇山的《流動的霧》，卜田中女有《外來妹》、《招商集團》，反映了當時廣東在市場經濟下的現實。這實際上是打破封閉之後，出現的一種文明的啓蒙，觀念的啓蒙。
在解構中踐行
就是在解構了“四人幫”的專制文化以後，廣東的文化實踐，走了另外一條路。現在看，當時講的就是這種“經濟文化”，而這次張德江書記講的是“文化經濟”。實際上就是進入商品經濟以後，文化已經不再是“政治文化”那種狀態，已經轉型到“經濟文化”。當時我們在文章中就提出“經濟文化時代”這樣的命題，就是說文化會更多地依賴市場、依賴經濟；在以經濟爲中心的時代，文化也只能是經濟的，文化形態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爲一種“經濟文化”形態。我們在1993年就提出這樣一個命題。
還有一個命題就是，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面，需要一個與之配合的人文精神，—種新的文化形態。沒有這種社會主義的市場文明，它是沒有辦法建立起來的。實際上在1993年，已經把經濟和文化捆綁在一起。10多年後廣東提出建設文化大省，而理論界的醞釀和討論，除啓蒙的10年之外，後面這10多年，實際上在解構的過程中已經進行了一些實踐。
總結中建構
第三個階段，實際上就是在總結廣東這20多年的文化發展之後，建構一種文化形態和理論形態。
對此有兩個問題要提，一個是我1993年在《羊城晚報》寫的“經濟文化時代”，還有廣東1994年提出來的“第三種批評”，或者叫第三種選擇。
什麽是第三種選擇呢?就是在北京的中心文化和廣東的邊緣文化、中西文化、古今文化這種二元對立的模式裏面，不是說解構了原來的東西不應該，關鍵是怎麽樣去解構。對此，廣東提出建構一種新的道德理念、新的倫理、新的人文精神；就是在這種二元對立裏面，我們要走第三種選擇的道路。
後來上海就將這個概念抄過去了，反而最後變成了上海的理論了。這就說明廣東文化理論研究的薄弱和不够重視。
在第三個階段，廣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就是以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來作爲理論的突破口。歷史將來會講，中國在最近20年的新時期，大量橫向地引進西方文藝思潮。引進西方文藝思潮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好處的，但是却撇開了中國，不去研究中國當下實際上的文化問題，這就流于偏頗。廣東所謂理論聯繫實際，就是以研究中國問題作爲突破口。
其中一個是文化轉型，從政治文化轉到了經濟文化。廣東的文化關注大衆、關注世俗，但是也不排斥後現代、現代派。當時提出的一個口號就是“文化的熱帶雨林”，就是高雅的、精英的、大衆的、世俗的、通俗的，都可以在其中占一個位置。當時一個說法就是“既要吃滿漢全席，也要吃漢堡包”，形成一種多元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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