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版《大家》已是式微，不僅讀者流失，更索性被移出“核心期刊”目錄；與此同時，所謂理論版《大家》，雖賺得盤滿鉢滿，也終究難逃“野雞版”的指摘。時下，此等老牌文學雜誌，竟也可以降格至此，無疑是對一代人文藝夢的褻瀆。而在抽象的悲愁之外，公然地違法違規，以彪悍姿態對抗“一刊一號”的規則底線，想必是《大家》最切實的輿論印象吧。再一次，世俗的社會，難容下風雨飄搖的文學燭火，卻持續發酵著赤裸荒誕的功利。
文學書寫，最後一方超脫淨土，終也急急擁抱那萬能的市場了。關於論文、關於版面，強大的需求人群，早已形成乃至壯大——誰讓“發論文”，與一個人的升遷、職稱等，關聯如此之密切呢！在此背景下，那些手握期刊資源的人，無不面臨著極大的誘惑：到底是以質選文，亦或是標價賣版？求索答案，明碼標價的“版面費”，以及垃圾化的“刊載論文”，或許是最直接的回答。那麼，野雞版《大家》，也不過是迎合市場需求。
值得關注的細節是，《大家》的主辦者似乎仍有最後的堅守，他們不曾將文學版（原版）《大家》矮化為“賣版面”的載體，反倒另辟蹊徑創辦“理論版”《大家》。所以，公眾或可聊以自慰，《大家》依舊文藝如往昔，那個新生的“野雞版”，從不與你我心底的記憶相關。但問題是，《大家》不只是一本雜誌的具象，更是某種心靈的認同、價值的符號——竊用榮譽之“名”，其惡永甚於篡改實存之“紙”。
《大家》之亂，較之絕對違法的“一號多刊”，人們當更關心“何至如此”？當然，直接的誘因是，存在大量版面求購者，但雜誌社“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處境，也該是不容回避的事實吧。反觀《大家》的軌跡，公眾不得不進行的追問是，職能者何以忍看一本毫無創收能力的雜誌，自生自滅於市場洪流？
文學命嬌，文學雜誌更是孱弱。倘若，強求文學雜誌具備“創收力”，未免是對書寫者的不敬。審視《大家》悲劇，總免不了作此結論，即一本純文學雜誌，一旦被推入市場，體面注定難以維繫，生命注定顫顫巍巍，道德注定一降再降。文學不彰的年代，更須悉心呵護偉大的傳統，直至讀者重新發現，文學的美與力。（時間：6月30日 來源：華西都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