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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承諾書 |
整治“中國式過馬路”，鄭州交警出新招：違章者在交警官方微信公衆號上答題，答對五道題後自己要拍照上傳朋友圈。比如，近日李先生因駕駛非機動車行駛在機動車道，被交警攔下，通過公衆號進行“交法學習”并完成知識答卷後，李先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出了“我是李，我倡導嚴格遵守交通法規，做文明交通的踐行者和代言人”的倡議。
交警此舉雖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教育警示作用，但有可能導致行為人的名譽受損，因此，推行這一措施應慎之又慎。
要求違法者在其個人朋友圈發布相關“倡議”，等於讓其親朋好友都知道其有違法行為，使其在熟人面前覺得“丟臉”和難堪。這固然更能起到警醒作用，但交警部門要知道，目前并無相應或類似的行政處罰種類。與“罰”發朋友圈最接近的，是警告。但警告一般是指對違法人作出口頭或書面的批評教育，這與到處宣揚，尤其是在熟人圈宣揚其違法行為，有著本質區別。
有觀點認為，交警部門有權也有義務公開行政處罰信息，也可以公開曝光違法行為人。然而，這種公開主要是為滿足公衆知情權，屬於行政處罰必須履行的程序，集中曝光則面向的是不特定群體，且被曝光者并非單獨某一個人。
也就是說，“罰”發朋友圈類似於之前的游街示衆，如同讓小偷在胸前掛“我是小偷”的牌子，供人圍觀、羞辱。在法治社會，任何人的名譽權均應受到尊重和維護，即便是違法者，也享有相應權利。雖然違法者的相關權利應該受到限制，如，除受到行政處罰外，還要被曝光，被列入黑名單，但這均應該有法律的規定或者授權。因此，作為行政機關，在“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下，要求交通違法人在朋友圈發布“倡議”，是不恰當的。
現實中，屢禁不止的交通違法現象的確令人頭疼。提高違法成本，從各方面約束限制違法者以形成震懾，確有必要。但所有約束措施，都要合乎法律。否則，看上去很美的創新，不但堅持不下去，而且會損害法律的權威。（來源：信息時報 作者：史洪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