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溫州交警對斑馬綫上的“低頭族”胡女士，開具罰單一事，引發社會廣泛討論。這是《溫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自2019年元旦實施後，溫州交警對在斑馬綫上看手機的行人開具的首張罰單。該條例第二十八條(三)規定，對於行人通過路口或者橫穿道路時低頭看手機、嬉戲等，影響其他車輛或者行人通行等不文明行為要重點整治，違反該規定的會受到警告或十元罰款。
從新聞報道看，罰款金額不大，10元，并且“在開具罰單之後，由志願者扮演的‘慢羊羊’，現場給‘低頭族’贈送了一只慢羊羊玩偶，以示教育，希望他們下次能够快行通過斑馬綫”。從新聞中大致能看出，該立法及執法旨在警示教育，并且手法頗有溫度，文明執法，當然是值得肯定的。
“低頭族”可能面臨的風險不言而喻，檢索新聞可以發現由走路玩手機引發的交通事故并不少見。手機介入生活，乃至幹擾公共秩序，變成交通陋習，對此進行一定警示，喚起公衆注意，確實有此必要。
但是，將此納入行政處罰，變成公共治理機制的一部分，依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深思。
斑馬綫罰行人看手機，是否符合路權基本的風險排序？從道路設計的本意上講，斑馬綫理當是行人最安全的地方，是車輛必須讓人的地方。行人玩手機，確實有安全隱患，理當有所提醒，但在斑馬綫這個區域，車輛需充分考慮行人狀況。行人在道路上，是最為弱勢的群體，即便有錯，但相較於肉身對鋼鐵的巨大風險後果差別，強勢一方有所謙抑，這一基本邏輯并未改變。
之前杭州大力推廣車讓人，收獲輿論好評，恰也是這個道理。車讓人意味著車輛充分考慮行人的狀況，這包括“低頭族”，也包括行人的各種狀況，比如腿腳不便、疏忽大意、推著嬰兒車等各類主客觀情況。這不是出於分對錯的算計，而是考慮危險結果的人道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