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工人日報》報道，疫苗管理法草案於6月25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審議。與二審稿相比，三審稿的變化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涉疫苗相關犯罪，依法從重追究刑事責任。二是對生產、銷售假疫苗的罰款上限，由草案二審稿的貨值金額30倍，提高到50倍。三是對有嚴重違法行為的責任人員，增加了行政拘留的規定。四是增加了對未建立疫苗追溯系統、提供追溯信息，未保證適齡兒童按時接種疫苗等責任人的法律責任。其中，加大處罰力度格外引人關注。
在去年底疫苗管理法首次征求意見稿中，相關違法行為的罰款金額為貨值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在今年4月的二審稿中，這一金額被提高至貨值金額的15倍以上30倍以下，如今又提高到了15倍以上50倍以下。處罰力度的增加十分明顯。
問題疫苗事件不時發生，違法犯罪成本低的問題凸顯，加大處罰的呼聲漸起。上述修改體現了立法對社會現實和共識的回應。
加大對某些違法犯罪行為的處罰力度，一方面是為了實現懲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更好地震懾和預防犯罪，讓一些潛在的、有心違法者望而生畏，打消違法犯罪的念頭。通過立法，把犯罪行為和可能受到的懲處、面臨的代價明確化，也是為了引導人們做出正確的選擇和行為，不違法不逾矩。
從實踐看，靠法律的震懾力預防、打擊犯罪效果明顯。比如，近年來，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體系不斷健全，對環境違法犯罪問題的打擊力度空前，2015年被認為“長了牙齒”的修訂後的環保法實施後，2016年的生態環境相關犯罪案件比2015年下降了75%；自2011年“醉駕入刑”後，酒駕、醉駕情況明顯改善，2016年醉駕入刑第五年，全國警方查處的酒駕案件比五年前下降34%，醉駕案件下降38%。
如果違法者付出的代價與違法行為造成的損害不相符，那麼守法的人就可能產生“守法即吃虧”的想法，進而造成人們對法治、法律的不信任。過低的違法成本也使得一些人有恃無恐，很有可能再次實施類似的違法犯罪行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