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辦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傳來好消息：我國的良渚古城遺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良渚古城遺址是改寫中華文明史也改寫世界文明史的重要發現，它令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實證。因而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成功意義非凡。為此，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博導，參與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文本撰寫的秦嶺。在她看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最大價值在於，讓我們從小就說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國際認可和進一步的推廣。
文匯報：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奮。在您看來，良渚古城遺址為何能够申遺成功？這樣的成功意義何在？
秦嶺：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對大部分人來說可能是大新聞。《保護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公約》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并開始實施的，中國自1985年正式加入成為成員國。作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實證”，良渚古城遺址是中國入選的第55項世界遺產，這不僅僅為中國成為“世界遺產名錄”數量之首立下汗馬功勞；更深層次意義，是讓我們從小就說的“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國際認可和進一步的推廣。
從我個人角度看，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是衆志成城又水到渠成的結果。首先，這無疑是考古學家的功勞，是“長三角”幾代考古學家的考古發掘和科學研究，使得這個歷史記載中都不存在的“史前”文明得以重見天日。如果沒有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發掘屬於江南地區的黑陶文化，并堅持在戰火中完成報告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如果沒有七八十年代，從江蘇草鞋山、寺墩、上海福泉山到最終良渚的反山瑤山等衆多良渚高等級墓地的發現發掘，為清宮舊藏的玉器正名，使我們知道這些精美的玉器屬於新石器時代；如果沒有浙江考古學家們九十年代莫角山宮殿基址的發現、新世紀以來古城墻的確認、水利系統的發現——沒有上述這八十多年的考古工作的積累，良渚古城遺址的價值何在？所以這是我覺得申遺之所以成功的首要原因。
雖然對我們專業學界來說，良渚這個名字如雷貫耳，但是對世界、對中國甚至對長三角地區生活在良渚文化區的人來說，這個遺產仍然是陌生的。不把考古學家發掘研究的成果，轉化為能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有專家和成員國認可的“世界遺產”的價值——我們也看不到今天遺產大會上ICOMOS（世界古跡遺址理事會）匯報良渚項目後，十餘個成員國爭相發言表達對良渚古城遺址的支持和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