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特殊行業實施“從業限制”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不久前，上海宣布教育、醫療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行業禁止錄用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人員。重慶多部門會簽《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工作暫行辦法》并上綫查詢系統。在廣州，已經有400餘人被列入性侵未成年人黑名單，不能當老師。新聞中的文件精神與上海、廣州等地實施的“從業限制”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是顯著的進步。
出於保護特定人群目的的從業限制很有必要。比如，有虐待、傷害嬰幼兒前科的人惡習難改，且潛在威脅一直存在，實施從業限制是保護0～3歲嬰幼兒免遭傷害的有效辦法。2017年發生於上海的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受害者就是1歲半至3歲的嬰幼兒。盡管看護人員已經受到法律懲罰，但這一事件的教訓不能忘記。
隨著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嬰幼兒保育行業迎來新的機遇，從業限制既能把有前科的人限制在外，保護嬰幼兒，也是對從業人員的一種約束和震懾，起到規範行業發展的作用。不過，托育行業從業限制能否完全發揮出理想的效果，還取決於多種因素。
比如，能否對所有托育機構無死角監督？目前，上海等地規定托育機構應安裝視頻安防監控系統，錄像資料保存30天以上。這可以為其他地方提供借鑒，共同為嬰幼兒“繈褓裡的安全”護航。再如，“黑名單”是否健全是落實從業限制的前提。現在只有個別地方建立了托育行業“黑名單”，更多地方還沒有動靜。事實上，只有建立統一的“黑名單”，才能有效防止有虐嬰記錄的人換地方作案。
此前，少數地區出台了相關制度和標准，某種程度上起到試水和風向標的作用。如今，國家衛健委推出“國家版”的標准，說明我國規範托育行業的決心很大。為了讓其更完善、更具針對性和操作性，還需要大家貢獻智慧。（來源：工人日報 作者：張海英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