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以說是貧困縣舉債辦旅游的一個典型事例。而事實上，這在全國并非個例。湖南省汝城縣委原書記方南玲為了盲目追求政績，舉債搞形象工程，幾乎一半的錢都用在大搞城市開發和城市建設上，僅修建愛蓮廣場，就花了4800餘萬元。而培植財源、促進產業發展方面還不到6%，結果連續3年債務率榜首；貴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轄的荔波縣，為了申遺辦旅游，地方舉債約2億元，結果并沒有帶來當地旅游的繁榮。今年剛剛摘帽的貧困縣，河北省張家口市萬全區，卻在去年耗資4000萬拍水幕電影，同樣沒達到預期效果。
貧困縣辦旅游，確實是一個多贏的辦法。因為很多貧困縣的自然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沒有得到破壞，原生態奠定了辦旅游的基礎，通過融資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也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是超出自身能力的融資，就變成了舉債扶貧，這些債務如果多年難以化解，必然造成貧困縣摘帽後財政狀態進一步惡化。如果扶貧項目不是直接結合扶貧產業，而是更偏向政績的面子一方，不但浪費資金，影響貧困縣脫貧步伐，更容易滋生腐敗。
這并非危言聳聽，一些官員之所以熱衷於“大幹快上”搞項目，往往與個人私欲脫不了幹系。和非貧困縣相比，除房地產項目外，貧困縣大多數項目都是由政府管理或投資興建，高度集中的權力給尋租留下了更大的空間。比如，湖南汝城縣3名黨政主要負責人、17名科級幹部，，34名縣處級領導幹部清退了收受的紅包禮金，涉及資金達479萬餘元。而形成對比的則是，一些基本民生問題卻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長期得不到重視和解決，甚至村民還在點煤油燈。
這就要求用制度建設預防貧困縣舉債辦旅游進而成為腐敗高發區。要把扶貧資金、扶貧項目以及扶貧受益情況進行全面公示，對主要負責人的權力予以制衡。在整體面貌建設上，要因地制宜，諧調發展，在保證群衆工作生活條件的前提下，少一些大拆大建，多一些“修舊如舊”甚至拾遺補缺的經濟性修繕，更多的通過原生態的鄉村旅游、特色小鎮來助力貧困縣的脫貧。（來源：東方網 作者：丁慎毅 本文略有删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