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27日電／對待新出土的文獻資料究竟取什麼態度，是檢驗一個平庸的凡夫俗子和一個大師根本差別的試金石。
對於出土竹木簡牘，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是把它當作可有可無的陪襯而進行認識的。漢代四百多豐碑巨額，春秋戰國時的重鼎大器，與之相比，竹木簡牘完全缺乏儀規森嚴的廟堂之氣，而有草率蕪雜之弊。作為陪襯，完全是預料之中、順理成章的。
竹木簡牘又被指為“民間書法”而與官僚書法、士子書法等等有社會地位身份的人所寫書法截然不同。它沒有書寫人署名，也說不出作品名稱，乃至不得已只能用發掘地來命名，比如居延、武威、敦煌或走馬樓、裡耶、馬圈灣、睡虎地等等。荒野燧址、窮鄉僻壤，與書法向來的置身場所如皇宮內殿、風雅碑林、文人書齋完全異調。這使得它無法進入歷史、尤其是書法史的主流形態，如果不是近代考古學興起，導致的全國範圍內的簡牘大發掘的事實，其實它本來還應該沉寂幾千年而與書法史、文字史、文獻史無涉。
但當“正統史學”對它熟視無睹、而書法家們也對它漠不關心之時；卻有一些先知先覺者以卓絕的敏感，看到了這些出自於“村野匹夫”之手的書跡的價值——在上古時代以石刻銅鑄為載體的書法形態史中，忽然出現了這幾萬件竹簡木牘上的手寫墨跡，而且完全沒有魏晉書法史和宋元書法史上的濃鬱書卷氣，反而是汪洋恣肆，無所顧忌，信手揮灑，天機畢現；也不受小篆戒律森嚴和隸、楷之法的束縛，這樣鮮活的、生機勃勃的書寫風姿，正是大師名家們在苦苦思索探尋時百求不得徬徨失據時最渴求的。
辛亥革命1911清廷覆滅之後，羅振玉挈家避地日本京都，與王國維共同編著《流沙墜簡》共三册，於1914年出版。收錄法國漢學家E？沙畹著作中的圖片，計有斯坦因在中國所得的敦煌漢簡、羅布泊漢晉簡及少量殘紙帛書，計588枚（件）。分類為小學術數方技書、屯戍叢殘、簡牘遺文三項，附釋文與考釋，王國維還有長序論之。當時被推為中國近代第一部簡牘研究著作。我們在看《流沙墜簡》時，欽佩於羅、王之精湛學術，考古史列文獻，開漢簡研究風氣之先；但如果站在書法立場上看，最早關注到竹木簡牘書法價值（而不是歷史文獻價值）的，卻應該首推沈曾植。
就在1914年2月3日《流沙墜簡》尚未刊世之前，沈曾植打聽到有簡牘書法時，便委托羅振玉為之搜尋攝影，還準備付費求取，其目的是言明“為書法計”，而不是歷史文獻考訂的目的。
《海日樓遺札》：“叔韞仁兄大人閣下，漢竹簡書，近似唐人。鄙向日論南北書派，早有此疑。今得確證，助我張目。前屬子敬代達攝影之議，不知需價若干？能先照示數種否？此為書法計，但得其大小肥瘦楷草數種足矣，亦不在多也”。（《同聲月刊》第四卷第二號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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