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2日電／今年1月，湖南省漣源市13歲男孩用匕首殺害同班同學，引起社會關注。近年來，各地發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令“工讀學校”這個已逐漸淡出的名詞重回大眾視野。
被寄予“矯治者”社會期望的同時，中國的工讀學校數量在半個世紀以來縮水過半。新京報記者近日探訪這一特殊“生態圈”時發現，目前工讀學校面臨招生難、教師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北京有的工讀學校甚至已經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專家建議，工讀教育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應從提出申請、受理申請、作出裁決三方面，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
逐漸淡出的名詞
在近年發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讀學校”這一名詞事實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讀學校，後改稱專門學校，是國家為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開設的特殊教育機構。被送到工讀學校的青少年中，多數犯有不良行為或犯罪行為。矯治這些行為，成為工讀學校的一個重要職能。
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國內各地先後開展工讀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國工讀學校數量超過200所，工讀教育迎來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工讀教育為題材的電視劇《尋找回來的世界》熱播，工讀學校因該劇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劇中幾位工讀學校老師通過各種方式教育一群少年犯，帶他們尋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樹立起對社會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岩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體驗了兩年的輔導員生活，書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師群演等場景和情節均取材於此。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中國的工讀教育逐漸消聲。
隨著改革開放後社會轉型，國內法治環境改善，以及公眾保護青少年權益的意識提升，人們開始質疑工讀學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讀教育的公平性，也擔憂進入工讀學校會給青少年貼上“標簽”，社會上出現了“去工讀化”的聲音。
為改善工讀學校發展狀況，同時也為了保護學生聲譽，1994年5月，原國家教委決定工讀學校可以掛兩塊牌子，對內稱工讀學校，對外改為普通學校名稱。此外，對工讀學校學生不再稱呼“工讀生”，並且學生畢業後保留原校學籍。
然而，工讀教育的特殊意義，令“去工讀化”無法徹底實現。
“15歲是未成年人不良及違法行為的高發年齡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預時間是15歲前，而特殊學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會選擇。”在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看來，14歲以下的孩子出現違法行為，本身已經意味著父母的養育存在嚴重缺陷，應該將孩子送往工讀學校教育。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布的分析報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與此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卻是力不從心。由於刑法規定刑事責任的起始年齡為14周歲，且只涉及“八種重罪”，如果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由於其未到法定年齡，一般不進入刑事起訴和審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讀學校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為重要。有必要賦予工讀學校一定的強制力，在早期對違法犯罪的孩子進行矯治。
精確到分鐘的作息
肖建國對“工讀學校”的記憶始於童年。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30年的校長，對這所學校最初的印象是一個個“冰冷的大鐵門”。因為害怕裡面“很厲害”的孩子，小時候每天放學回家，肖建國都會扶著校門外的南墻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國生畏的“大鐵門”和它背後的軍事化管理制度，依舊是當今工讀學校區別於一般學校的重要標記。
在工讀學校就讀4年，楊牧被沒收了5個手機。他就讀的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採取全封閉的軍事化式管理，周一到周五學生吃住都在學校，周五晚上由家長接回家，下周一再送回學校。學生在校期間的作息也有嚴格規定——每天早晨6：20起床，7：00吃早飯，8：00上第一節課，11：40中午飯……晚上8：30到9：20洗漱熄燈睡覺。
這所學校校園裡時常有安保人員巡邏。將近100米的教學樓走廊入口和盡頭，及兩側樓梯對面的墻壁上，都分別安裝著1個攝像頭，無死角監控著走廊內的每個角落。
接近中午12點，10餘名穿著藍色校服的學生排隊走出教學樓，來到學校食堂門口，“稍息，立正！一二三四！”喊完口號，學生陸續走進食堂就餐。
類似的軍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讀學校實行。整理內務、跑操、上課……從早上6：20學生起床，到晚上9：50熄燈，每個時間段學生做什麼事，都有嚴格的規定，時間規劃細化到分鐘。
學生稀少的學校
王鈺是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學生會主席，正在學校開設的職高讀高三，即將畢業。來到這所學校前，他在海淀一所重點中學上初二，由於性格叛逆、打架鬧事、經常逃學，年級主任建議家長讓王玨到工讀學校就讀。王鈺的父母帶他來到海淀寄讀學校參觀。在了解學校的情況後，王鈺和父母同意轉校。
新京報記者了解到，目前工讀學校招生以自願為原則。據肖建國介紹，學生轉校需經過學生、家長和原校同意，並填寫入學信息表，由工讀學校和原校蓋章確認。
這一招生方式，源於1999年出台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工讀學校招生只需經學校報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報教育部門批准，可以強制實行。這部法規將原先進入工讀學校的標準改為“在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由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或原學校提出申請，且須經教育行政部門批准”。也就是說，工讀學校招生不再具備強制力。
“自願原則”之下，很多家長不願將孩子送入工讀學校。
肖建國表示，不少家長覺得工讀學校名聲不好，孩子送進去以後會被社會“貼標簽”，即使孩子出現了違法行為，家長也不願意做此選擇。
過去50餘年間，國內工讀學校數量不斷減少。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與1966年的200餘所學校相比，數量下降過半。
截至2017年年底，國內工讀學校有93所，北京現存6所工讀學校，且都存在招生難題。
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的老師稱，學校初中在讀學生不到20名，授課老師共有13名，師生數量比接近1比1。海淀寄讀學校是學生數量比較多的，初中加職高六個年級也僅有280名學生。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北京市門頭溝區，該區一所工讀學校已有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招生難題在其他地區的工讀學校也很常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抽樣調查的國內21所工讀學校中，多數學校的在讀學生不飽和，有兩所學校甚至沒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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