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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之子憶父:我們從未走進彼此的內心

http://www.CRNTT.com   2010-11-30 14:20:54  


 
  建國以後,父親對毛澤東的崇拜有增無減。1951年,我去哈爾濱工作之前,父親對我說:“你要有兩個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蘇聯,這樣才能成就事業,不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蘇聯是當時的一邊倒政策,當與蘇聯的關系破裂之後,父親的精神世界裡,從此只剩下前者。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曾先後出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每隔幾年,他都會就文藝理論作一次報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講話,其實就代表著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因此,從報紙、文化單位到學校,都必須認認真真地學習他的講話,父親的名氣和影響也越來越大。有一次,他在講話裡表揚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問他:“你看過沒有?”他老老實實在說:“我哪看得過來?”記得我有一次還問他是否看過哈代,他也說沒看過。我問他:“那你為什麼要提這些作品?”他說:“讓大家研究嘛!”

  獲得文藝理論的話語權之後,父親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到文藝領域的鬥爭,在延安整風時期,他寫了批判托派文藝理論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給予文章和作者以極高的評價,從另一方面講,這也是父親從文藝理論家到政治革命家轉變的開始。建國以後,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每次運動都從文藝界開始的,這似乎成了一條規律,文藝漸漸成為政治鬥爭的一種武器,而父親在這條路上也越走越遠,並由此獲得了“文藝沙皇”之稱。

  我不知道父親生前是否知道這個令人不寒而栗的稱號,實際上在“文革”前掌握著文藝界生殺大權的他的確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建國後,從批判電影《武訓傳》到《紅樓夢研究》批判,從反右、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到批判《海瑞罷官》,“周揚”這個名字,總是或多或少地隱藏在這些被批判者的背後。很多上綱上綫的報告都出他的手,而他每次出手,總是打擊了一批作家——胡風、馮雪峰、丁玲等。

  其實很多運動之初,父親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掙扎,包括對胡風的處理,他起初也並不認為要上升到敵我鬥爭的那個高度、打擊那麼一大片文藝界的人士。當他剛看《武訓傳》時,他也並不認為有什麼問題,還說:“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時候還掉了眼淚。”當毛澤東決意批判《武訓傳》後,他又深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敏感,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不斷作自我批判,檢討自己,又拼命想“彌補”自己的不足,並且在最後寫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他似乎在想表示自己跟毛主席、為重塑“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綫”的形象而做努力。

  在歷次政治運動之後,父親總是試圖用一些舉動,緩和文藝界的肅殺之氣。60年代初,報紙上沒人敢寫稿,文藝創作也陷於匱乏,父親主張把楊沫《青春之歌》、趙樹理的《鍛煉鍛煉》、老舍的《茶館》等幾個作品拿出來討論,都產生了廣泛影響。周克芹的小說《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也得到了父親的高度贊揚而發表,從而一舉成名;當年只有20出頭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時,父親曾極力給予他保護,這也是王蒙後來屢屢提及之事。既要貫徹上面的意圖,又要極力團結一些人,被視為“文藝沙皇”的父親其實也是心力交瘁。

身陷囹圄

  1966年7月1日,《紅旗》重新發展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語中,公開點了周揚的名字,“以周揚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綫”,稱“24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綫,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綫……”一夜之間,父親成了文藝黑綫的代表、祖師爺,他所在的中宣部則成了“閻王殿”。幾天後,《人民日報》開始整版地發表批判父親的文章,在一篇文章裡有很多所謂的采訪,來證明父親自始至終就是個“反動分子”,我看完以後,對以前所受的宣傳開始動搖,也是從這個時候起,我也開始對父親有所反思。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幾乎在同一天狂卷到我所在的哈爾濱。6月6日下午,校園裡還顯得很平靜,然後每個系同時開會,開完後一散會,每個系裡都貼出一張最大的大字報。我們系貼出的那張是《周艾若是哪個階級的評論家》。兩天後我也寫了張大字報,宣布和父親周揚劃清界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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