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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嚴重貧富差距容易使人緬懷毛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2-31 14:56:37

運動一個接著一個。 　　高華至今還留有一份《討瞿戰報》。 　　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作品，高華在1968年就讀過，瞿也是他非常喜歡的作家之一，但令他納悶的是，瞿怎麼突然間就成了個大叛徒？而且一會兒說賀龍是反革命頭子，一會又說平反了，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疑團越滾越大，真相到底是什麼。幾十年後，後代到底要怎麼看這段歷史？帶著這些疑問，恢復高考後的1978年，當其他同學熱衷於經濟、法律等“有前途”的專業時，在第一志願裡，高華填報了南京大學歷史系。 　　年輕時的這些經歷，在高華看來是治學必備。“對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高華非常認同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中國前輩學者何兆武先生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的。” 十年一劍 　　高華至今還記得在大學課堂上，老師講司馬遷《報任安書》時，自己的激動心情，而範文瀾先生對史學後進的諄諄教誨—“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字空”，以及陳寅恪先生“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和“滴水觀滄海”等觀點，他都十分認同並奉為座右銘。 　　1979年，入學未久的高華，讀到了周揚的一篇文章，《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文中，周揚將延安整風運動與五四運動、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相提並論，且冠之以“偉大”。 　　延安整風運動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運動，高華頓時有了濃厚興致。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冒出了跳出官學窠臼，並就此寫出一本真實史書的大膽想法。 　　經過十餘年的資料搜集和反覆思考，高華對延安整風運動研究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晰了起來。而真正動筆，卻源自蘇聯解體的消息。 　　1991年8月19日，家中的舊收音機裡，傳出了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緊急通告。“蘇聯處在危險中”，“緊急委員會告蘇聯人民書”，“戈爾巴喬夫改革進入死胡同”，這樣的內容一遍遍地播放。 　　“當時我就覺得，時機到了，應該寫了。” 　　在收音機裡愛國歌曲的伴隨下，一切準備就緒的高華，攤開大幅稿紙，鄭重開始了《紅太陽》的寫作。 　　兩個家庭合住的那套房子，空間狹窄，條件很差，四面透風。 白天在房間寫作；晚上，家人要休息，因為吸煙甚烈，高華把桌子挪到了廚房。廚房的地上鋪滿了資料，所有他能找到的素材，都準備在手邊，每一章，每一節如何寫，白天先構思好。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高華成了張鳴筆下的那杆“大煙槍”。 　　“這是出於個人興趣的一項獨立寫作”，對於這樣一本因為將毛澤東作為研究對象而備受關注的書，高華說，他是在充分自由的情況下寫作的。為做到不受牽絆，他從沒有向校方或者其他部門申請過任何資助。而且，在寫之前，他甚至並沒想過要出版。他只是覺得，人這一輩子，尤其在40歲之後，要做一兩件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而這件事在當時的他看來，意義足夠大。 　　從準備到完成，十多年裡，各種材料，除了圖書館的借閱，多數是高華從自己不多的工資裡擠出錢來購買的。書寫出來後，在很長時間裡，手稿壓在家中，而且因為從來就沒有認為這本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於是也就未覺得失望。最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接手，也是在朋友的推薦下，抱著“試試看”的心情達成的。 　　“其實我一點都不著急，真的。”高華蜷縮著雙腿，邊喝茶邊說。 　　關於延安整風，在整理史料時，高華發現，數十年來，意識形態解釋學早已將這一運動搞得雲環霧繞，面目不清。為此，他不但在大陸查閱了目前已開放的幾乎所有檔案資料，在香港和美國出差期間，他也搜集了盡可能多的素材，然後對這些材料進行歸攏和甄別，反覆研究體會，融會貫通。 　　治史要具史才、史學、史識，最重要的是秉筆直書，唐代史家劉知幾的這一觀點，高華頗為同意。 　　一切以求真求實為依歸，遵循據事言理的治學方法，少評論，多叙述，這是高華寫作《紅太陽》一書時的基本原則。在他看來，最重要的是先把事實交代清楚，至於嚴謹的理論分析，雖然他也認為極其重要，但他擔心書中過度解釋會妨礙讀者的判斷。 　　1992年年底，高華完成了該書初稿的三分之二，接著他用很長時間做了補充研究，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才最終定稿。2000年，該書在香港出版發行，隨即迎來史學界熱議。 　　當初的手稿因為交與香港出版方校對，現已遺失。出版一年後，在香港賣得不算多，但內地的盜版卻大量出現了。“別人說墻外開花墻內香，我倒談不上因此痛苦，因為一開始就沒想出版。到後來能在香港出版，我覺得也可以了，我對歷史有個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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