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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常態思維改造傳統投資理念

http://www.CRNTT.com   2014-06-10 09:07:40  


 
  調整宏觀經濟分析方法

  文章表示,“新常態”需要我們用新指標、新體系來分析宏觀經濟,要調整和改造一系列傳統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和指標體系。傳統的“投資製造型GDP”分析預測模型正在讓位於“消費服務型GDP”分析預測模型。

  如果簡單根據今年一季度消費、投資和進出口三大需求統計數據,以及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來預測GDP數據,那麼大部分預測者的結果都將是錯誤的。按照傳統數據的相關性分析,根據三大需求數據能推測出的一季度GDP大約是7.2%左右,而實際公布的數據是7.4%。如果我們看部分省份的數據,那就更難以理解了。例如上海一季度投資增長6.5%,比全國低10個百分點,社會商品零售額增長7.2%,比全國低了近5個百分點,但是GDP仍然在7%以上。北京一季度投資增長5.5%,消費增長5.1%,工業增加值6%,GDP仍然在7.1%以上。

  這種情況表明,經濟結構轉型了,傳統的經濟指標體系和分析方法已經失靈,三大需求的表征意義和代表性也改變了。

  例如,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來預測消費,但該指標基本不包含服務消費。現在,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產業了。越是發達地區服務消費的占比會越高。北京、上海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速大大低於全國平均水平,不是說北京上海的消費增長不如全國,而是服務消費正在快速增長,占比逐漸提高。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來代表投資的增長率,但必須看到,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和增長速度,與GDP統計上的資本形成的總規模和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著巨大差額。去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高達44萬億元,占GDP總量的80%,資本形成額只占GDP的50%左右,兩者差距越拉越大。我們用海關統計的進出口總額來衡量貿易增長同樣也面臨著挑戰,這中間除了服務貿易、熱錢的擾動外,還有很多虛假的統計成分。我們用工業增加值、發電量和物流數據來預測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同樣也面臨著挑戰。

  當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產業,並且占比正在快速上升;當服務消費正在快速上升,並且在部分地區已經超過商品消費;當投資中用於土地等相關支出越來越高,這些支出無法形成當期資本;當貿易更加注重服務貿易和貿易附加值;當整個中國經濟已經由過去的投資製造型開始向消費服務型轉變,我們過去建立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產業結構、上下游產業關係等基本分析框架必須要重新改造。這是我們建立新的投資分析模式的基礎。

  不可誇大調控短期作用

  文章指出,“新常態”要求我們關注政府宏觀調控政策方式的變化,不能過分預期和誇大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作用,特別是對股票市場的刺激作用。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每當經濟增長跌入低穀期,政府都能用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將經濟拉起來,重新步入快速增長的軌道。這也形成了人們對政府力量的過分依賴和過度高估,似乎沒有什麼問題是政府解決不了的。關注政策動向,已經成了證券投資者的基本思維習慣。

  與歐美各國政府相比,過去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大幹預能力來源於以下三種力量:第一,政府的強大行政動員力量。這種行政動員力量往往會導致一些經濟主體在特定時期不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行事。例如,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期,中國商業銀行能在當年將新增信貸擴張到近十萬億元,這肯定不符合商業銀行的正常市場行為。第二,來源於中國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資源。政府控制著主要經濟資源,並直接配置或幹預配置,形成了對經濟的強大幹預能力。第三,政府制定並決定著主要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規則。改變制度和規則,就能對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表面上看起來,每當經濟增長步入低穀期,政府都能通過一系列宏觀調控手段把經濟拉起來,但是實際上過去我們基本上不存在單純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整政策總是和政府其他三方面的經濟幹預能力結合起來發揮作用。光靠宏觀調控政策,很難有過去那種效應。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市場化改革思路以及“新常態”理念,都要求政府宏觀調控必須要回到正常軌道上來。必須要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市場能做的事情讓市場來做。必須要大幅度降低政府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和直接配置比例,要讓市場去配置基本的經濟資源。即使是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和國家控制的金融資源也應該讓市場去配置,或按照市場規則去配置。必須要充分認識到政府直接控制資源和配置資源的後果,特別是要將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應結合起來。短期能將經濟增長迅速拉起來的政策,長期來看未必是好政策,其不良後果會慢慢顯現出來,例如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要消化2009年超常政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只能適度熨平經濟波動的周期,不能改變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不能改變趨勢性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各經濟主體和投資主體,不能充分認識和理解中國經濟所發生的轉型變革,不能充分認識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新環境和新條件,從而作出根本性的改變,依然將希望寄托在政府採取強有力的調控政策來改變當前的環境和條件上,這種幻想必須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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