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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際開:甲午戰爭的多重含義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20 09:18:42 |
近代日本政治史家升味准之輔在《東亞與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中認為,洋務運動的傾向是權力的分散化,因此,甲午戰爭時,李鴻章無法將中國整體進行戰爭動員。從這樣的思路進行戰爭反思,如鬆浦正孝那樣,認為所謂“大東亞戰爭”起源於幕府晚期的藩國自立狀態與晚清分權化中重建東亞秩序的另一種想象。 這或可以看作是甲午戰後日本將第二次維新寓於對外戰爭的深層原因。而在升味准之輔的近代日本政治史觀中,甲午戰爭只是日本對俄戰爭的前奏(《日本政治史》,第二册,東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 毛利敏彥在收入《明治維新的再發現》(吉川弘文館,1993年)中的《比較史的展望——東亞近代史之中的明治維新》一文中提出:“為何在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而在朝鮮和中國卻沒有發生?”除了有無科舉制度以外,也提到了作為幕府定時炸彈的天皇的存在。 井上勝生在《幕末維新政治史的研究——關於日本近代國家的生成》(塙書房,1994年)中,提出了絕對主義與後發國家型變革的分析視角。如果沒有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五十年的戰爭史與二戰以後近七十年的和平發展的經驗,很難產生出東亞各國建立和平東亞的展望。 日本學術界對甲午戰爭研究雖然呈現出所謂多元化的傾向,但研究者所依據的分析框架仍然是西方式的近代主權國家,如酒井哲哉的《近代日本的國際秩序論》(岩波書店,2007年),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來分析橘樸的中國論,又如米穀匡史的《亞洲/日本》(岩波書店,2006年),提出連帶與侵略的兩面性,沒有從諸如吉田鬆陰之亞洲思想的時代背景及其東亞思想史的角度進行考察,而中國學者如郭連友的《吉田鬆陰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又完全將他的亞洲思想置於討論的範圍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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