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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在反服貿運動當中,“統派”為了維護統一的大目標,與許多中產階級一道,站在維護兩岸貿易的立場上。在運動中,也有一些力量處於不同的動力和立場,試圖用左翼的言辭將矛頭指向“新自由主義”。對於支持兩岸發展經貿關係的力量而言,這也提出了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統派”的本意是說:新自由主義有問題,應該批判,但兩岸溝通和互惠有益於台灣。這個論述不但對於年輕一代毫無吸引力,還使得原來有著充足的歷史資源的左翼統一力量的當代面目變得非常模糊,很難凝聚實質力量。那麼,到底應該如何估價中國在全球貿易和兩岸貿易中的角色呢?在西方輿論中,中國國有企業仍然被當作計劃經濟和國家壟斷的象徵加以鞭撻,但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大陸的角色正好相反,毋寧更像是打破貿易壁壘、追求自由貿易的忠實信徒。中國的這種努力是全方位的,除了加入WTO和其他國際市場體制之外,中國以同樣的原則進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按照同一邏輯批評美國和歐洲的貿易保護。在與第三世界的交道中,中國保留了一些早期國際主義的因素,但毋庸諱言,其行為主要出於經濟利益的驅動。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我們需要從這一輪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重心轉移的獨特方式出發進行觀察。資本主義的體系擴張通常以貿易和生產規模的過度擴張引發的危機而告中斷,但這些中斷也會促成恢復生機的體系重組。用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話說,這個體系重組的基礎是強勢政府和企業的綜合體,而每一次重組的結果就是其軍事力量和財政力量比先前的綜合體更加強大。他敏銳地觀察到:與過去的經驗相比,新一輪金融擴張(這是對過度積累的典型反應)有其獨特之處,這就是“出現越來越強大的政府和企業的綜合體這一長期趨勢走進了死胡同。蘇聯解體後,世界性軍事力量更集中在美國和它最親密的盟國手裡,資本積累的世界性過程的中心卻從美國逐漸轉移到東亞地區。政治、軍事力量和經濟、金融力量的分家是史無前例的。”(注:傑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二十世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1頁)阿銳基在1990年代上半葉所做的分析還主要基於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而不是中國的崛起,但他所預見的政治、軍事力量和經濟、金融力量的史無前例的分家正是東亞地區的新現實。這一分家導致了兩種秩序之間的博弈:一個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聯盟為基礎的、通過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稱霸的全球性秩序,而另一個則是以東亞地區強勁的經濟力量和金融力量為基礎的全球性秩序,其中第二個秩序“比第一個較為平等”。(注:傑奧瓦尼·阿銳基:《漫長的二十世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第2頁)由於政治、軍事中心與經濟、金融中心的分離,東亞、尤其中國的崛起並不可能代替美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霸權,恰恰相反,其經濟擴張和軍事上的脆弱恰好與美國通過其政治、軍事霸權維持其舊秩序的努力相互矛盾和衝突。因此,東亞地區(包括東北亞和東南亞)存在著雙重的趨勢:一重趨勢是以10+1或10+3為中心的、以經濟和金融為中心的區域整合,另一重趨勢是以美國所謂“重返亞洲”為標誌的向某種冷戰格局回歸的趨勢,其經濟上的對應物則是以排除中國大陸為動機的、以美國及其冷戰時期的舊盟國為基礎的TPP計劃。中國通過貿易和金融推進區域整合的努力其實正是這一輪資本主義重組的雙重趨勢的必然產物。若不能對這一雙重趨勢本身展開歷史的和政治的分析,而只是單向地批評兩岸關係中的經濟主義趨勢,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盲視的陷阱。在兩岸關係中,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應該發展經貿關係,而在於必須改變經貿關係中的“讓利邏輯”。說到底,“讓利邏輯”恰恰是以兩岸分隔為前提的。

  如果美日同盟顯示出愈益清晰的向舊秩序的回歸態勢,兩岸關係勢必面臨巨大挑戰。台灣問題與美國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而與日本的關係卻易被忽略。往前追溯,皇民化是另外一個被調動的歷史資源。台灣的殖民跟東北的滿洲國很不同。滿洲國雖然是日本殖民地,但還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滿人政權,儘管是傀儡,但還要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家。滿洲國自身需要一個當地認同的再生的過程。這與台灣的皇民化過程有重要差別,用日本人的話說,它在台灣實行的是所謂“內地延長主義”,這裡所謂“內地”指日本本土,所謂“延長”是指將台灣作為日本本土的延伸。大東亞戰爭讓台灣成為它的後備基地,皇民化則是配合其殖民和戰爭政策的認同政治。

  關於台灣問題與日本的關係,我再說個小故事。1999年我去台灣那一次,辜振甫在他家裡設宴邀請餘英時、日本慶應大學法學院的院長和我,《聯合報》的老總(忘記名字了)、聯經總編輯林載爵也在座。就在前一天晚上,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次日恰好是《嚴複合集》新書發布會,辜振甫早上起來,上了轎車,秘書才跟他說了“兩國論”的事情。李登輝沒跟他打招呼。我到會場時見很多記者圍著他,郝柏村、林洋港等人都在前排坐著。辜的“兩國論”補台講話就是在新書發布會現場講的。當天晚上,喝了不少酒,上好的花雕,他感慨萬千。辜振甫講他自己和家族的故事,講他所經歷的兩蔣(主要是老蔣)與日本打交道的歷史,以及李登輝的對日交往。他說李登輝的日語雖然可以,但書面語不行,對日的文告和通信都是他親自寫的。聊天中,他強調說:很多人都關注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但很少有人了解台灣的政治跟日本之間的更深的關係。《聯合報》的老總說,能不能給《聯合報》寫文章,他說現在不能寫,但是將來一切都退出了就會寫;他笑著說:標題都想好了,就是《兩岸關係中的日本因素》。

  美國鼓勵日本解禁自衛權,默認其重新軍事化,實際上是以日美聯盟為軸心,向遏制中國的冷戰秩序回歸。如果日美在這個方面很明確,兩岸又無法形成政治對話,台灣下一步面臨的抉擇就是:加入以日美主導的軍事-經濟體系,還是以發展較為順利的兩岸經貿關係和日漸廣闊的兩岸人員交往為基礎,重建兩岸的政治關係?重造冷戰格局不符合人民的意願,不符合區域的利益,也不符合全球關係變化的總趨勢。更重要的是:中國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被封鎖。台灣加入以美日同盟為軸心的區域勢力,對中國大陸不好,對台灣也未見得好,一定也對中日兩國關係不好。“太陽花運動”橫空出世,打斷了服貿。這一事件本身就說明大陸方面在設想和簽署服貿協議時缺少對台灣社會狀況的總體評估,只是著眼於經濟。兩岸關係既然不可能是單純的經濟關係,推動服貿、貨貿又怎麼可能不去考慮更廣闊的問題?從政治談判到台灣加入TPP都應該是發展兩岸經貿關係需要考慮的議題。真正的問題是:兩岸政治關係的重啟究竟以何為基礎?在未來的時期裡,怎樣的力量,或者創造怎樣的政治勢能,才能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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