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斌：中美爭端扯不上“文明衝突”

http://www.CRNTT.com   2019-07-14 00:05:59

中評社香港7月14日電（作者　陳鴻斌）隨著中美貿易戰不斷發酵並逐漸向科技等其他領域擴展，一些美國官員對這一爭端的定位也在不斷加碼，大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勢。 　　不久前，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新美國組織”論壇上圍繞中美爭端發言時聲稱：“這是一場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這是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這是我們第一次有了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中國的崛起構成了一代人的挑戰，需要一代人的反應。” 　　斯金納透露，美國國務院正在按照特朗普和蓬佩奧的指示起草對華政策，並稱打算效仿“X文件”的思路。所謂“X文件”，就是指被稱為“冷戰鼻祖”的美國國際關係學者喬治·凱南於1947年在《外交關係》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因為用筆名X發表，這篇文章也被稱為“X文件”。而斯金納如今所擔任的職務，當年也是特意為凱南所設立的。但斯金納與凱南截然不同的是：凱南是蘇聯問題的資深專家，而斯金納對中國問題幾乎是一無所知。 　　斯金納依據的是哈佛大學已故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二戰後的國際社會，文化與宗教認同將是主要的衝突來源，今後的戰爭將不在國與國之間爆發，而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間爆發。 　　這是中美貿易戰發生以來，第一次有美國高官將其定性為“文明衝突，”這顯然並非口誤，因為無論是她本人還是國務院，至今仍未對這一表述表示不妥或表達歉意。但斯金納上述言論一出籠，立即遭到美國學界的一片反對聲。 　　喬治城大學教授韋德寧表示，“文明衝突論”在美國也不得人心。他指出美國社會一直對中國文化非常尊崇和喜愛。從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到功夫、茶道以及中餐和旗袍，都深得美國百姓的喜愛，“文明衝突論”根本無從談起。 　　韋德寧承認，中美兩國近年來在經貿、科技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經貿作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如今正面臨嚴峻挑戰，但中美仍將長期維持“競爭加合作”的關係。韋德寧認為即使在經貿問題上，全球化也使中美深度融合，任何“脫鈎”的想法都將被證明是一廂情願的，是無法實現的。 　　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教授丹尼爾·德雷茲納從邏輯和事實角度出發，指出斯金納的表述有悖歷史事實。將中國當作美國第一個“非白人對手”與事實不符，因為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的日本就不是白人國家。 　　他指出，即便斯金納想強調文化差異，也不應該用人種來區別中美，因為這一表述也同時傷害了日本、印度和韓國等許多亞洲國家人民。其次，如果斯金納希望借用亨廷頓的表述，那麼她應該清楚亨廷頓將俄羅斯文明稱為“東正教文明”而與西方文明對立。 　　卡內基中心學者邁克爾·史文稱，斯金納的“文明衝突論”是“令人震驚的種族主義中國威脅論”，而斯金納的身份令這一表述更離譜，此舉顯示“美國政府對中國挑戰做出了瘋狂的描述，對華政策走上了非常危險和令人沮喪的道路”。 　　國防部前部長助理鄧志強也認為，斯金納似乎想當“21世紀的凱南”，但如果其“文明衝突論”代表了美國國務院對華政策立場，那將是“對中國和我們所面臨威脅的根本誤讀”。鄧志強指出，特朗普上任以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離開了國務院，這使得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正確的軌道漸行漸遠。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馬克斯·博特認為，斯金納的觀點雖飽受詬病，但卻與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鮮明的本土主義和排外主義傾向一脈相承。特朗普上任後，先是推出針對穆斯林國家的入境禁令，後在美墨邊境修墻阻止非法移民入境，甚至將非洲和拉美窮國稱為“屎坑國家”。他認為，“文明衝突論”與“美國優先論”異曲同工，是美國政府反全球化的表現。特朗普政府很多決策者“對國際合作表現出不可調和的敵意”。 　　國際社會對這一表述也很不認同。例如希臘總統帕夫洛普洛斯在此前於北京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開幕式致辭中就態度鮮明地駁斥了“文明衝突論”。他認為，所謂“文明衝突論”是明顯的錯誤，真正的文明不會發生衝突，而是進行對話。 　　他認為，真正的文明以人為本，並且尊重多樣性。他以希臘為例表明，希臘是一個擁有古老文明的國家，希臘文明是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文明的搖籃，“但我們並不認為希臘文明優於其他文明，因為人人都是平等的。有些人現在鼓吹一些錯誤言論，而且作出了損害世界和平的選擇，我對那些鼓吹文明衝突論的人要作出的回應就是，文明衝突這種理念是嚴重的錯誤。真正的文明是不會發生衝突的，真正的文明會進行對話。” 　　帕夫洛普洛斯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困難時期，文明溝通變得更困難，溝通的橋梁亟待重建。他呼籲，希臘、歐洲乃至整個西方都要了解自身在全球和平、文化對話中的責任，“我們要與世界各國人民建立溝通和對話，這也是我來到北京參加這一對話的原因”。 　　而中國選擇在這一時機首次舉辦這一“文明對話”論壇，本身就表明了中國的態度：不同文明之間完全可以通過充分的對話和諧共存，攜手發展，而不存在什麼“文明衝突。”而這次對話吸引了如此眾多的國家參與，也足以說明“文明衝突論”的市場相當有限。雖然冠之以“亞洲文明對話”，實際上參加國家絕非僅限於亞洲。 　　在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看來，美國已成為當今的“超級流氓大國。”華盛頓將中美關係視為有我無你、有你無我這樣你死我活的關係。如果將中美摩擦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國力提升的話，則這場衝突是很難“握手言和”的。中美兩個大國的對立構成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現實，這迫使其他國家選邊站隊，而保持中立是非常困難的。其實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昔日蘇聯的意識形態並不相同，對自由和民主並不構成威脅，相反更加危險的是那些右翼的政治煽動家。如果美國竭盡全力阻止中國的發展，則就會讓中國人民對美國產生強烈的敵意。中國崛起並非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的停滯的主要原因，西方各國領導人未能與時俱進，出現諸多決策失誤才是問題的關鍵。將責任都歸咎於中國，雖然很好使但顯然是無濟於事的。 　　無論美國國內和國際輿論如何不認同這一表述，對斯金納而言都是無足輕重的，關鍵是只要其上司蓬佩奧乃至特朗普認可這一表述，就沒有任何問題。只要類似言論能在明年大選中為特朗普拉到選票，那就屬於“政治正確，”大可不必介意別人如何反應。在接下來的一段時期內，也許更出格的言論也會炮製出籠。在“有話好好說”根本無法吸引眼球的時代，這是一點都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