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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演講:經濟發展需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

http://www.CRNTT.com   2016-09-29 00:12:03  


林毅夫發表演講(中評社 張爽攝)
 
  2000年的時候我在鳳凰衛視做對話,提出2000—2030年,中國如果懂得利用跟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產業差距,然後來加速自己國家發展的話,應該是有潛力維持8%的增長20年。如果這個可能性實現的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們在2020年的時候可以超過發達國家。其實我們在2014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就已經超過發達國家。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在非洲、南亞,大部分國家還陷在低收入陷阱,拉丁美洲國家一直還在中等收入徘徊,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理論上有可能,但實際上沒有實現,這是很令人納悶的現象,為什麼?我想作為學者,我們必須去研究,去了解。

  我們知道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你要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進行產業升級,這些都是需要投資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比如要建立電站、港口、公路,同樣是需要投資的。所以投資在現代經濟增長當中是不能缺少的,投資就需要資本。二戰以後,多邊國際發展機構,像世界銀行,還有雙邊發展機構,像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很多贈款或是低息的優惠貸款,從理論上講這些援助提供了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資本,有了資本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就可以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完善基礎設施,應該就可以發展得很快。但是據統計,雖然發達國家和多邊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援助高達3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卻還是在貧困當中。
現在中國變成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了,中國也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了,在這種狀況下,我們應該研究怎樣使中國的對外援助,真正能夠“好心辦好事”,讓接受我們援助的國家也能夠實現現代化。就像習近平主席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思路決定出路”

  2008年,世界銀行有兩位諾獎獲得者,一位是研究經濟增長的羅伯特•索洛,另一位是邁克爾•斯賓塞,他們兩個人牽頭組織了二三十個來自於發展中國家、有理論基礎並且有很多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組成了一個增長委員會,他們研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每年7%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維持了2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從19世紀末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長期的增長速度大約是3%,如果發展中經濟體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的話,就代表它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高兩倍還多,如果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就可以大大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增長委員會發現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征:第一,它們是開放經濟,它們用世界上先進的技術、理念,來生產世界所需要的產品,也就是利用它們的比較優勢來生產,利用後發優勢來發展。第二,它們都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第三,它們都有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第四,它們都是市場經濟,或是走向市場經濟的國家。第五,它們都有一個積極的、有為的政府。他們說這五個特征是成功的要素,但不是成功的處方,就像中藥材一樣,如果要成功,一定要有這五種藥材,但是單單知道藥材,沒有藥方的話還不夠,因為我們知道,每種藥材如果用量對的話,它可能就是良藥,如果用量不對的話,它就變成毒藥了。另外我們發現,成功發展的經濟還有一個特色,有些是完全靠國內的資本積累,像日本、韓國,它們在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不歡迎外資的,也不允許它們的企業向外國借錢。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外資進來的不少,但是雖然從總量來看相當多,但是從相對量來看,外資在我們國民經濟投資當中的比重是不高的,大概在5%、6%左右。而有些國家,像新加坡,則大量利用外資。我想對經濟發展,我們不僅要知道哪些是重要的要素,還要知道有什麼好的藥方,這是一個在研究上很有挑戰性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只是講成功的要素,我們可以直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我們缺什麼,然後就認為發達國家有的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實際上單單有那些條件是不是一定能成功,不見得。所以我們必須清楚了解到底怎樣的政策組合,怎樣的政策思路,才能讓一個國家成功,並且表現出這些特征,這是我這些年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就像凱恩斯在他革命性的著作《通論》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句話所說:“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敗的關鍵。”這就像我們常講的“思路決定出路”,思路是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和多邊機構的努力為什麼不成功?最主要的是它們的思路受到主流的發展思潮的影響,而這些發展思潮並不是非常合適的。因此,有很多是“好心並沒有得到好的結果”。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再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它們當時的發展思路,發展理論,它們制定的政策到底取得了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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