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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灣——從戰後50年到戰後70年

http://www.CRNTT.com   2018-06-02 00:08:07  


汪毅夫在北大發表演講(中評社 張爽攝)
 
  對於日據當局“從語言開始”的一系列“去中國化”步驟:講日本話、改日本姓名、隨日本風俗、從日本習慣、入日本國籍,以及用“皇道精神”取代中國意識,台灣人民採用各種方式,步步為營,步步扺制。譬如,針對日據當局用日本話取代中國話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台灣民間曾廣設教授漢語漢文的“書房”(也稱“書館”),洪棄生就曾以開館授徒為業,其書館被禁之前常年保持“十餘生徒”的規模。當日據當局的教育政策逐步收緊:從管制、限制到禁止漢語漢文教學,日據當局的文化政策也逐步收緊:從籠絡到管制台灣文人的文化活動。但是,台灣文人應對有方,他們利用侵台日吏對於漢詩創作的政治考量(籠絡台灣文人)和文學興趣,參與日人的詩社或吸引日人加入詩社,延長了日據當局文化籠絡政策的時效,縮減了日據當局文化管制政策的實效。1911年,梁啟超到台遊歷,對台灣各地“所至有詩社”的情形印象深刻,這種情形到日據末期也不曾稍改。台灣文人悲憤地說,“特借是為讀書識字之楔子耳”,“延一線斯文於不墜”也。

  記得兩年前、也是在北大。我還指出:在《馬關條約》之割地條款背後,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台灣既割,生活在台灣這片美麗土地上的台灣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馬關條約》簽訂後,時論乃以“國家喪地之悲” 為主軸。 譬如,後來曾任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筆述和經學教員的林紓,於1895年五月撰《周莘仲廣文遺詩序》 ,其文謂:“集中作,在台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台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感時之淚,墜落如賤”,情詞感人。當年在京參加“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會試”的台灣舉人汪春源、羅秀蕙、黃宗鼎取得“同鄉京官”戶部主事葉題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印結”的聯名上書,乃以“台民忠勇可用,籲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主題。他們談了棄民,也提及義民:“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洪棄生《台灣戰紀》序言的第一句就是“棄民者民必棄之”。 “棄民”的歷史遭遇和“棄民”的悲情心結,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歷史留給台灣人民的傷痛。 對此,我們當心存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在我看來,在戰後50年里,台灣人民的表現是義民負重、棄民忍辱。“在台灣被侵占的50年間,台灣同胞保持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牢固的中華文化情感,打心眼里認同自己屬中華民族。這是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是不可磨滅的。”   
附帶言之,1895年參與上書的黃宗鼎有弟名彥鴻。黃彥鴻於1898年中進士、點翰林後,官至三品。據郝平《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黃彥鴻於1904年至1906年曾任京師大學堂“文案官”兼“會計官”。看來,三品要員到北京大學可以當文書兼會計,得其所哉。 

  戰後50年,端賴台灣人民忍辱負重、擔當民族大義,台灣“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郭沫若詩句)仍然是中國的:《馬關條約》並未改變台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日據當局最後承認,精神和形式的“內地化”、“日本化”和“皇民化”完全歸於失敗:“(台灣)改隸雖然已經過了40餘年,但是現在保持著以往風俗、習慣、信仰。這種漢民族的意識似乎不易擺脫,蓋其故鄉福建、廣東兩省,與台灣僅一水之隔,且交通來往也極頻繁。這些華南地方,台灣人的觀念,平素視為父祖墓墳之地,思慕不已。”這正如《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所說的:“台灣社會的發展,始終延續著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即使在日本侵略好50年間,這一基本情況也沒有改變。”  

當然,戰後50年畢竟是兩個世代的時段,其間也產生了為數很少、毒性很大的“精日分子”。他們多是1920年以後出生的,活到今天已是老牌“皇民”,如1923年出生的岩里政男(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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