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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現場:汪爺爺與青年精彩對答 傾囊相授

http://www.CRNTT.com   2017-12-09 00:12:52  


外交學院《外交人》報紙李丹琦提問(中評社 徐夢溪攝)
 
  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學生:知青歲月離我們這一代比較遙遠,但又令我們充滿好奇,想請教在您的知青歲月中有什麼難忘的人和事,以及這些故事對您之後生活、事業的影響?

  汪毅夫:我插隊有完完整整的六年,什麼活都幹過,什麼苦都吃過,後來有很多懷念知青歲月的文學作品,讓我掉淚、感慨。

  知青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痛苦的,就是失學的痛苦。我念初三的時候被學校選中,告訴我們在高二就可以考大學,我們就開始學習高中的課程,那時候我一心一意就是上北大,非北大不上,但到後來發展為只要有大學上就好。

  1966年夏天,我們還在複習功課,突然間宣布高考推後,緊接著又宣布所有學生停課鬧革命,最開始積極備考的學生們還很高興,把書一扔。沒想到災難就來了。

  後來在農村的時候,有個人看到我說:“你這買看書,我們家里有四本磚頭一樣厚的書,我借給你看”。我當時就很期待,他說明天帶來。但我否決了,說:“不,我現在就去取”。這是四大本和磚頭一樣厚的《毛澤東選集》,我天天讀,夜夜讀。當時還有個老師買了很多書,後來這些書被我買下來了,我從這批書開始走上了學術研究道路。

  失學的痛苦是刻骨銘心的,後來我回城當郵遞員,分管著幾個街道的工作,我每次送信要經過一個大斜坡,斜坡底下就是廈門八中的大操場,每一次我都要停下來,看著那個操場。

  知青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教會我寵辱不驚。我還是要說,極端化的政治或是政治的極端化對民生的傷害非常大。

  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媒體記者和台灣朋友都有問我怎麼看待這個事情。我說,老師有兩類,一類是整天罵學生的,一類是從來不罵學生。我的看法就是年輕人會成長,我年輕時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也看到我的同學們做過一些錯事,但他們成長以後也認識到自己不的錯誤。

  但有一個深刻的道理要明白,讀書的孩子就是要多讀書,不要管太多的政治,我們要敢於對政治極端化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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