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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灣——從戰後50年到戰後70年

http://www.CRNTT.com   2018-06-02 00:08:07  


汪毅夫(中)與北大台研院院長李義虎(右)、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节大磊(左)(中評社 張爽攝)
    
  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光復。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收複失地不是領土再造,台灣回歸、兩岸歸於統一卻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祈盼。1945年到1948年,在中國台灣發生的那些事兒,往往具有某種或多種意義:象徵性的、實質性的、預警性的、代表性的。例如,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舉行的“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標誌著中國收複失土,台灣回歸祖國,具有莊嚴的象徵意義。而在此之前,1945年10月17日“國軍70軍”在基隆登陸已具有收複失土的實質意義。然而,“國軍70軍”在台灣的不良表現具有“國軍”衰敗的預警意義。當年《大公報》記者李純青《台北散記》記:“國軍70軍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221名公務員直到(10月)17日才到(基隆)。火車開到台北時天色已晦,台北車站聚有人群在風中舞蹈,在呐喊。18日,國軍進駐台北。群眾佇足靜觀,很多人發生疑問,為什麼都帶著一把紙傘?為什麼那麼瘦弱還自己挑著擔子?沒有人公開回答這些問題。”在台灣,“國軍70軍”整編為“國軍70師”並在台強征兵員,影響惡劣。“國軍70師”於1946年12月被調赴大陸內戰前線,旋於1947年1月9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殲。
  
  在這短暫的戰後時段里,最具實質意義的是魏建功、洪炎秋等北大學人主導和推動的台灣國語運動的績效。魏建功教授於1946年2月2日到達台灣,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把承勞乃宣、錢玄同而來的北京大學“做國語統一運動” 的學術傳統和學術經驗帶到台灣。制定了包括“複員台語,從方音比較學習國語” 在內的“台灣省國語運動綱領” 。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自恃在福建做過國語推行,他在1946年2月16日的廣播講話里說:“對於國文,我希望我們要剛性的推行,不能稍有柔性”,“我們推行國語,必須剛性的,俾可增加效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剛性”規定,從1946年春季開學之上學期起,各校一律用國語教學。北大學人魏建功堅持遵循學術規律的原則,1946年7月30日,他在台灣《新生報》撰文說:“我們相信不出兩年一定達到學校教育全用國語的理想”。當年主持或參與台灣國語運動的北大學人有魏建功、何容、方師鐸、龔書熾、馬學良、許壽裳、夏德儀、沈仲章、洪炎秋等。
 
  1946年9月,魏建功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招考國語推行員辦事處”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 
    
  1946年11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選派13名台位公費生到北大學習。 北大同台灣由此平添了一層親密的關聯。 
  
  台灣光復時期,先後主政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完成和部分完成收複失地和“去日本化”的工作,但在收複民心、“做好台灣人民工作”方面乏善可陳。譬如,1945年10月1日,某國民黨官員在台灣廣播電台講“台灣同胞對此次戰爭與收複台灣應有認識”,但他對台灣同胞為此付出好不屈不撓的努力、至深至重的代價毫無認識。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唉,歷史不能假設,但假設當年到台灣的是有群眾工作路線、善於同群眾打成一片的中國共產黨,情況就會很不一樣。

  蔣介石的反共立場相當堅定,他發動內戰存心已久,而選擇台灣為其敗退之地亦似乎存念已久。1946年8月,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共)  “對於政府就是不宣而戰!我們現在對於奸黨必須用他自己的方法來打擊他自己。他既然不敢公然叛變,而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攻擊我們,那我們就要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回擊他!因為用這種方式,可以使許多不明了中國國情的友邦人士,袪除一種不必要的疑慮,不至於誤認我們剿匪是要繼續一黨專政,而不肯容納其他的黨派、實行民主政治” ;1946年10月,蔣介石視察台灣時說:“台灣尚未為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蔣介石的講話里還有徦假的搞點民主政治、或搞點假假的民主政治的意思。當中國內戰的情勢發生逆轉,蔣介石果然確定台灣為其敗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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