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和嚴重對抗，形成了台灣的“政治亂象”。
中評社╱題：試析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現象 作者：齊艶（北京），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生
【摘要】20世紀80年代末，台灣地區在國民黨當局領導下基本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因受島內外局勢壓力影響，台灣當局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黨禁、報禁隨之開放，民主改革得以開展，威權體制開始向民主體制過渡，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由此開啓。但是，在這一進程中，還存在著許多矛盾和問題，其中民粹主義成為台灣民主政治中突出的政治現象。本文擬探究民粹主義的內涵及其在台灣的表現，并在此基礎上比較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二者關係，進而探析台灣民粹主義的緣起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通過分析，以期理解台灣民主化進程以及台灣民粹主義的實質。
20世紀80年代末，台灣地區在國民黨當局領導下基本實現了經濟現代化。為因應島內外的各種壓力，台灣當局開啓了民主化進程，台灣政治由此進行西式民主轉型。然而，民粹主義現象伴隨著政治轉型出現，民粹主義與台灣政治經濟發展緊密交織，見證了台灣的民主轉型與鞏固，并對台灣政治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①一方面於早期有利於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有利於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平穩過渡，民主轉型較為順利，因此也被譽為“寧靜的革命”，在民主化過程當中台灣也形成了自己的經驗與成就；然而，就其所建立的民主體制及其運作而言，台灣地區在政治民主化轉型過程中尚存有許多不足與矛盾，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現象的泛濫與衝擊，長期以來這一現象受到島內外學者的批評與詬病。
從李登輝的“民粹威權”到陳水扁的“民粹式民主”，②以李登輝、陳水扁為首的政治人物成為台灣民粹主義的主要推動者，他們將目標投向占人口多數的本省人，試圖以民意來挾持其他政治力量，利用省籍問題，煽動選民情緒，激化省籍矛盾和族群衝突，造成了台灣社會的泛政治化和嚴重對抗，形成了台灣的“政治亂象”。③雖然2004年之後，隨著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式微，但這一趨勢并不是不變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的，從2014年的“反服貿運動”、2015年“反課綱運動”到2016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民進黨不斷操弄“民粹”，充分證明了台灣民粹主義旺盛的生命力，同時也表明民粹主義潛藏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土壤中，一旦遇到適當條件便會由此發酵。那麼究竟何謂民粹主義以及台灣民粹主義？台灣民粹主義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其所產生的影響有哪些？本文試擬對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這一政治現象進行探析。
一、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
（一）民粹主義的內涵與分類
民粹主義（populism）亦稱平民主義，是一個複雜的、并未有統一界定的概念，歷史上曾有多種表現樣式。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思潮，其基本特點是極度強調平民群衆的價值和理想，把“全體人民”當作所有行為的唯一合法性所在，要求全體普通群衆直接參與政治過程，主張依靠平民大衆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尤為強調對大衆情緒和訴求的絕對順從。俞可平從三個方面概括了民粹主義，“作為社會思潮，民粹主義核心的取向是在政治生活中強調人民的價值和反精英主義。作為政治運動，其強調依靠平民大衆對社會進行激進變革，并把群衆當作改革的唯一決定力量。作為政治策略，指動員平民大衆參與政治進程的方式。”④簡單地說，民粹主義就是極端的平民化。
關於民粹主義的來源，其具有“實踐與理論來源的多樣性”。民粹主義基本來源於兩個實例：19世紀的俄國民粹派與美國人民黨主義。⑤關於民粹主義的內涵，還可以通過其不同類型的劃分加以把握與理解。英國學者瑪格麗特·卡農範（Margaret Canovan）首先把民粹主義劃分為農民民粹主義和政治民粹主義兩大類。⑥農民民粹主義又劃分為農民激進主義、農民運動和知識分子民粹主義等三種形式。然而很多民粹主義運動并非單純的農民運動，因此要重視民粹主義中的“政治”部分，也就是政治民粹主義。卡農範根據不同的特徵，又將政治民粹主義劃分為民粹式獨裁、民粹式民主、保守的民粹主義和政客的民粹主義等四種形式。當然民粹主義類型的劃分并非單一絕對，彼此間有相互重叠的部分。民粹主義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時間、地點出現。通過對民粹主義類型的劃分，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台灣民粹主義。
本文分析的民粹主義主要是政治動員手段和政治鬥爭策略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即政治人物冠以“人民”的名義，繞開現行體制，直接訴諸民衆，通過煽動性的語言來動員民衆，挑戰某種體制或某種價值，這種政治動員手段具有煽動性、情緒性、非理性，甚至有蠱惑性、欺騙性、破壞性等特點。⑦
（二）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與類型
台灣民主政治中的民粹主義，其實質、核心與表現形式都與民主緊密相關。台灣民粹主義體現了一種另類的民主話語。因此，需要將台灣民粹主義放在整個民主化進程中來理解。對台灣民粹主義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個：(1)對民主的認知帶有極端民主或激進民主的特徵，認為民主就是人民直接行使主權，一切政治權力、政治決策、公共政策必須經過人民的直接同意與認可才具有正當性。(2)使用“人民”的修辭與話語進行具有煽動性的政治動員，這種動員更多體現為一種魅力型權威。(3)以民意自居，輕視法律、制度與程序，甚至以所謂的“民意”對抗法治，傾向於繞開現行體制或憲政框架直接訴諸民衆。(4)不信任代議制民主，反對既定權力結構及其價值觀。⑧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無論是政黨的民粹主義，還是政客的民粹主義，無論是李登輝的“民粹威權”，還是陳水扁的“民粹式民主”，大都表現為以上四個方面特徵。
關於台灣民粹主義的起源和類型，台灣學者林毓生認為台灣的民主屬於“民粹式民主”，與拉丁美洲式的民主相類似，不同於歐美式的“憲政民主”。台灣民主轉型後的李登輝和陳水扁都是炒作民粹主義從而攫取權力的當政者，台灣的民主是異化的民粹式民主，而台灣的民粹主義是利用民主的形式建立、擴張與運作來提供反民主的根據。⑨台灣學者黃光國著有“民粹亡台論”，以批判台灣的民粹主義政治，認為台灣操控性民粹主義是東方專制傳統與西方民主思想集合的“怪胎”。⑩黃文志認為，台灣的民粹主義其實是現實主義政治人物為了謀求政治利益而采取一種操控人民公意的政治策略。
根據學者們的論述以及卡農範的分類，由此可以看出，台灣的民粹主義屬於政治民粹主義。整體而言，台灣民粹主義主要表現為政客（政黨或政治家）的民粹主義，這種民粹主義實質上是政黨、政治家為了獲取選票或壓制對手而采取的一種政治策略或政治動員手段。⑪在政黨民粹主義中，台灣民進黨是一個典型“以民粹起家”的政黨。長期以來，民進黨及其政治人物動輒以“族群議題”、“統獨議題”為訴求，以煽動性的政治話語，如“愛台”、“賣台”等進行政治動員，在客觀上導致了台灣社會的撕裂。民進黨的民粹主義在陳水扁時期達到了頂峰。雖然2004年之後，隨著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式微，但這一趨勢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存在一定波折。從2014年“反服貿運動”、2015年“反課綱運動”到2016年台灣“大選”以及2020年台灣“大選”等，充分證明了台灣民粹主義仍具有強勁的生命力。
二、民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異與同
民主已然成為台灣的民主政治中一種無可置疑的價值追求。任何政黨、政治人物莫不以“民主”為名，甚至連“反服貿運動”中占領“立法院”的學生也堅稱自己是“民主”的。而且，不少台灣民衆認可這種以“民主”為名出現的民粹主義運動。因而台灣的民粹主義是如何認識并建構民主的問題。
民主原意是“人民的統治”，古代雅典民主被認為是最早的民主政體，是直接民主的典範。然而自現代民族國家產生以來，“人民的統治”遇到最大問題是治理效率和現實可操作性問題，全體人民直接參與決策并不具備現實可行性。因而，現代國家普遍實行的是代議制民主，亦稱作間接民主，因此，“人民的統治”實質上變成了“代表的統治”，而這種“代表的統治”又被稱為精英主義民主。雖然現代民主是一種精英主義的間接民主，但直接民主作為一種民主主義的精神理想保留了下來，從而為民粹主義這種極端民主思潮提供動力。
總體而言，西方民主實質上是美國政治學家熊彼特所稱的精英主義民主，并且他認為民主就是選舉。這類精英主義民主將人民更多地限定為投票者角色，而國家的具體治理卻是通過職業化的政黨、政治家、文官來實現的，民主衹不過是人民選舉政治領導人的一種制度安排。由於民主語境下的民粹主義高舉“人民主權”，積極倡導諸如全民公投之類的直接民主，因此，它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頗具迷惑性與欺騙性。後發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更易於掉入民粹主義的陷阱，台灣民粹主義就屬其一。自台灣“政治革新”以來，台灣民衆基本可以通過各種信息渠道對各個候選人進行比較選擇，并使得政權通過選舉的方式實現和平轉移。這種西式的民主在落實人民民主權利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具有一定進步意義。然而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也表現出強烈的民粹主義色彩。
那麼“民粹”與“民主”究竟有何不同？“民粹”與“民主”都強調人民的主權觀念，然而民主主義認為，人民主權的現實實現機制是代議制，即通過選舉產生民意代表，進而組成權力機關，代表人民大衆行使對國家統治的權利。同時，民主主義還強調“法治”和“制衡”，反對“一言堂”，權力系統內存在相互制衡和監督機制。然而民粹主義卻不相同，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民粹主義表現為在“思想上的人民性”特點，極具“平民化”傾向，強調“全體人民”和“全體群衆”是其共同的出發點。民粹主義把平民大衆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合法性的最終來源，是一種極端的民主理想，企圖超越間接民主的現實，主張平民大衆的普遍且直接參與；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政治人物和平民之間建立了領導與被領導的直接的從屬關係，兩者間缺乏相應的中介。政治人物個人的超凡魅力和普通民衆的狂熱崇拜維持這樣的組織結構，民衆常常被政治人物欺騙和操縱。
民粹主義是一種扭曲了或異化了的民主主義。民粹主義強調人民的終極價值，主張民衆的訴求和認可是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他們倡導的直接民主、公民投票、公民複決等也包含了民主主義的合理內核。但是，民粹主義是一種極端化民主主義的表現，它更側重於民主形式的而非民主內容本身，它追求一種“簡單而又直接”的民主，反對代議制和精英治理。在處於民主轉型的國家或地區，煽動民衆對政治體制進行非理性的、盲目的、“衹破而不立”的抗爭往往會造成民主轉型的失敗，甚至使民粹主義與新的威權體制相結合而形成了民粹主義威權體制。民粹主義和民主主義從相同前提出發,最後卻走向了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
三、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粹主義的發展及其表現
台灣民粹主義的發展可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民粹主義的產生與發展階段（1993-2000），即李登輝時代的民粹威權，從李登輝就任“總統”到“政黨輪替”；二是民粹主義的壯大階段（2000-2004），即陳水扁時代的民粹式民主，從民進黨上台到2004台灣“大選”；三是民粹主義的式微階段（2005-2014），民粹主義有式微的跡象。四是民粹主義出現新變化階段（2014年至今），從“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到2016台灣“大選”和2020台灣“大選”。
（一）李登輝的“民粹威權”
從20世紀90年代初到2000年的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轉型的初期，這段時期又稱為李登輝的“民粹威權”時期。1988年，“政治強人”蔣經國去世，台灣的最高權力出現了真空，各種政治勢力展開了權力爭奪和政治博弈。雖然李登輝成為了接班人，但是他并沒有穩固的權力基礎，作為台灣“本省人”，在國民黨內部缺乏權力基礎，因此他需要把“人民”，即主要是把占總人口80%以上的“本省人”引進民主化的進程，以便繞開國民黨和體制的羈絆。在民主化進程當中，李登輝巧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和現狀的不滿，以“人民最偉大，民意最權威”、“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口號取信於台灣民衆，并且通過總統直選的方式賦予他代表台灣人民的合法性。“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捆綁式結合，使台灣的民粹力量日益強大起來。李登輝在體制內利用黨政資源完成了中國國民黨和政治體制的“台灣化”，鞏固了其在黨、政、軍、特的領導地位；在體制外，最終通過訴諸於“台灣人”的民粹主義獲得了民衆支持和合法性基礎，通過民粹主義加強和擴充自己的權力，建立了一種“民粹威權”。“民粹威權”是民粹主義與威權統治相結合形成的一種體制，它以狹隘的“本土化”為其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它造成了本土主義迅速膨脹。
李登輝的“民粹威權”建立在民粹主義的基礎上,通過民粹主義來維繫其威權統治。這樣做一是可以依靠占人口多數的台灣人的民意來增強政治獨斷的合法性；二是可以讓人難以覺察到隱藏在民意下面的政治獨斷；三是即使遇到別人的質疑也會以多數人暴力的形式將其打倒。從這種意義上看，“民粹威權”帶有多數人暴政的特徵，衹不過，這多數人又是受到少數政治人物所操控的，最終還是服務於這些少數人的利益。
李登輝的“民粹威權”是台灣在民主轉型初期出現的一種特殊政治形式，它隨著李登輝的下台而不斷式微。李登輝建立這種體制的最終考量是權力和利益，“政治家都喜歡唱‘認同台灣，愛惜台灣，為台灣努力奮鬥’的贊歌，但是台灣普通民衆發現，那些所謂的‘新台灣人’往往是些‘愛權力無上的人’、‘愛金錢無上的人’。”⑫
（二）陳水扁的“民粹式民主”
2000年是台灣民主轉型中一個分水嶺，台灣出現了第一次政黨輪替,標志著台灣民主進入了鞏固期。自稱“台灣之子”的陳水扁，在2000年3月選舉中獲勝，其主政時期，非但沒有擺脫原有的民粹主義動員方式，反而將民粹主義發展到了極致，以“愛不愛台”區分敵我，把民進黨裝飾成為“愛台灣”的本土黨，把國民黨稱為“賣台灣”的外來黨，不斷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衝突，從而達到奪取權力的目的；執政後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決定政策取捨和台灣的前途，并聲稱誰不支持“公投”誰就不是“台灣人”，以此煽動普通民衆非理性的民粹主義情緒。
民進黨是一個靠民粹主義起家的政黨，有著極強的草根性，其政治動員也具有很強的鼓動性和煽動性。民進黨執政以後,陳水扁領導的民進黨構築了與李登輝類似的“民粹威權”。比如傾向於繞開體制，直接訴諸台灣本省籍民衆，利用族群問題、統獨問題煽動民衆的情緒，從而在政治博弈中獲得優勢。不過，陳水扁的民粹主義還具有以下特點：⑴狹隘的民族主義，族群身分認同是陳水扁民粹主義的基礎；⑵話語霸權與語言暴力，台灣2004年“大選”中，陳水扁大打“認同”牌，以“愛台”與“賣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⑶福佬沙文主義，民進黨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一種福佬人沙文主義，即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起福佬人的統治秩序，“獨尊福佬人”，在民進黨看來，福佬人就是“台灣人”，閩南話就是“台語”。⑬
（三）民粹主義近年來的新變化
2004年以來，台灣社會對於其民粹主義的反思和批評趨於增多，台灣民粹主義的熱潮在整體上有所退卻，但這并不意味著民粹主義的銷聲匿跡。台灣民衆早已厭惡政黨惡鬥，台灣民粹主義由此出現了一些新變化。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與2015年的“反課綱運動”等民粹主義運動，儘管被認為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但卻盡由政黨、政治家在其背後進行人為操縱，這是一種隱性的政黨或政治家民粹主義。民進黨所操控的這些運動尤其是“太陽花學運”具有民粹主義運動的鮮明特徵。動輒以“人民”、“民意”、“民主”之名義，反對既有權力結構，甚至不惜對抗法治。2016年“大選”、2018年“九合一選舉”和2020年“大選”，民進黨不斷操弄“民粹選舉”。蔡英文上台後的這段時期，台灣民粹主義呈現出民粹威權主義、民粹選舉主義和民粹族群主義等多種變體，⑭呈現出明顯的“綠化”和“反中”特點。⑮近年來的民粹主義運動表明台灣民粹主義生命力的旺盛，同時也表明民粹主義潛藏於台灣民主政治的土壤中。
2020年新冠肺炎暴發後，善於煽動民粹的台灣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企圖“以疫謀獨”，煽動新一輪的“台獨”意識和“反中、仇中”情緒，大陸學者發文稱台灣出現令人非常震驚的“反中仇中遠中脫中”的“台獨民粹主義”惡浪。
四、台灣民粹主義現象產生的原因
（一）台灣民粹主義基於台灣的民主制度基礎。民粹主義源於民主本身。在台灣的政治實踐中，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確立自身認同主要源於台灣民主制度。而從現實情況看，台灣兩黨的民主制度帶來的行政低效和相互內耗，使任何可能的改革和發展成了一場零和游戲，最終導致民粹政治的反復低效。例如在國民黨試圖推動兩岸服貿協議期間，民進黨進行了大量的議事程序阻撓，最終國民黨不得不使用“30秒送院會存查”的手段試圖通過服貿協定。而這也落了“太陽花學運”中國民黨“黑箱服貿，親中賣台”的口實。在學運中青年以“我代表台灣人民”為口號占領立法院，青年在以台灣民主制度為傲的同時又以民粹的態度踐踏民主和法律。基於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已經成為台灣根深蒂固的組成部分。
（二）競爭選舉政治加劇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不可置否，現代民主政治是以選舉為基礎，但是，如果僅僅把民主簡化為選舉，選舉簡化為選票，選票簡化為多數決，那麼奠基於憲政的民主政治就會被簡化為投票的統計學，這種民主政治的簡約主義將會導致民主的異化，也將由此產生很大的弊端。在選舉政治下，民主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一門贏得選票的行為藝術。為了獲得選票，政黨、政治精英會千方百計地迎合與討好人民。正像市場經濟易於產生“拜金主義”，民主市場也易於形成“拜民主義”。⑯追求選票的最大化成為政黨或政治精英在政治博弈與競爭性選舉中制定何種方案、采取何種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競爭選舉壓力下，台灣的部分政黨、政治家訴諸民粹主義策略，通過民粹主義話語建構自身的合法性，從而取得民衆的支持。此外，民衆對族群身份的認同超過了對公民身份的認同，成為民進黨在選舉中製造族群衝突的有利條件，為民粹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土壤，使民主政治更易於異化為民粹主義。
（三）泛政治化宣傳、媒體輿論與話語霸權為台灣民粹主義推波助瀾。媒體在台灣民粹主義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二元對立式”民粹主義議題論述。⑰在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發生的“周子瑜事件”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此事件在支持民進黨的媒體的宣傳之下，在島內引發情緒鏈式反應，據保守估計至少有近百萬青年因此事件的影響而投票給民進黨。此事件說明了兩岸民間缺乏正常交流溝通機制，同時網絡對交流并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可以發現網絡反而將民粹主義的泛政治化宣傳和神話式的、有選擇性的宣傳進一步強化放大了。
五、台灣民粹主義的影響
台灣民粹主義，見證了台灣的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并對台灣政治發展產生了非常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在早期有利於推動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在民主化進程當中台灣形成了自己的經驗和成就；另一方面也困擾和衝擊了台灣民主政治。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民主政治的系統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就某些個體和群體的某種程度的冷漠與迴避。過去，每一個民主社會中，都有一些不積極參與政治的邊緣人口，不論其數目大小。”⑱就此而論,民粹式的過度政治參與不利於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
首先，民粹式的過度政治參與不利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民主政治中，民衆通過選舉進行政治參與，民主選舉是為了選賢與能，離不開選民冷靜、理智、客觀的思考。然而，台灣的民粹式過度參與造成了“選舉癲狂”。競選者為獲得選票取悅於民衆，導致其強調感官刺激，忽視冷靜觀察。受這種“選舉癲狂”影響，不管是競選者還是選民都不容易做出理性的決定。民粹主義的極端民主的思想將民衆或民意視為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同時易導致對現存法治等制度的破壞。
其次，民粹式過度參與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浪費。民主必須通過選舉，而選舉必需經費。西方政治學家將金錢比喻為“政治的母乳”和“選舉的血液”。⑲同西方地區一樣，台灣的競選費用增長迅猛。台灣普通民衆說“沒錢莫要選”道出了選舉與金錢的關係。於是，“選賢與能”變成了“選錢與勢”。選舉也就成為“富人的游戲”。
再次，民粹主義的泛濫嚴重激化族群的矛盾與對立。民粹主義極端平民化的傾向，使得民粹主義披上了“全體人民”、“全體群衆”共同意志的外衣。然而在現實情況下，大衆共同的意願很難達成一致意見。而民粹主義強求輿論一致，必然忽視少數人意志，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從而產生內部的對立。而民主制度對少數人的寬容和保護正是現代民主精神的重要內容。台灣的政黨認同又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化傾向，即在台灣北部地區民衆支持泛藍陣營政黨者居多，而在台灣中南部地區民衆支持泛綠政黨者居多。伴隨著激烈的競爭，地域主義的狹隘性在地方選舉之中發酵, 激烈的選舉競爭容易引發族群矛盾。伴隨著藍綠兩個陣營的統獨之爭，省籍衝突無法順利地融合。這樣，在過度的民粹主義影響下，加大了台灣社會內部的對立情緒，同時也威脅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最後，台灣民粹主義的泛濫嚴重危及兩岸關係。建立穩定良好的台海兩岸關係是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島內，衹問“統獨”、不問對錯的民粹現象泛濫，對兩岸關係危害巨大。民粹式的政治參與造成了兩岸關係的動蕩，減少了兩岸間的互信，加劇了彼此之間關係的緊張。此外，在台灣地區，民粹式狂熱常常被“台獨”勢力所利用與操縱。台灣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作為台獨的一體兩面，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等政治人物的煽動下，兩岸問題成為炒作民粹主義的砝碼，他們詆毀大陸，“逢中必反”，製造對立的情緒，即使在平時，出於“台獨”的需要，也會有部分勢力藉助許多事件如：太陽花學運、周子瑜事件、肯尼亞事件等來挑起兩岸爭端，使得雙方對彼此的“對立情緒”進一步增加。蔡英文執政期間，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推動“漸進性台獨”和“柔性台獨”，并進一步操弄民粹主義，使台灣社會出現“反中、仇中”民粹主義逆潮，嚴重傷害兩岸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進而影響兩岸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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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①莊吟茜：《台灣民粹主義的演化路徑及政治影響分析》，《現代台灣研究》2014年第Z1期。
②郭中軍：《台灣地區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1987-2008》，《台海研究》2014第3期。
③郭中軍：《台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復旦大學博士電子期刊》2007年第2期。
④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第1期。
⑤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
⑥馬奔：《民粹主義：對台灣近年政治現象的解讀》，《社科縱橫》2006年第9期。
⑦顧旭光,田豐：《“太陽花學運”以來港台的民粹青年運動:特點與對策》，《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6期。
⑧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
⑨楊晶華：《晚近港台地區青年政治參與之比較——以“反服貿”和“占中”運動的視角》，《台灣研究》2016年第6期。
⑩黃光國：《民粹亡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⑪蘇美祥：《2008年以來台灣民粹主義的經濟學邏輯探析》，《台灣研究集刊》2018年第2期。
⑫許介鱗：《李登輝與台灣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頁。
⑬郭中軍：《台灣民主轉型中的民粹主義》，復旦大學，2006年。
⑭鍾厚濤：《蔡英文時期台灣民粹主義的主要特點及其影響——從政黨政治的視角》，《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⑮尹茂祥,鍾厚濤：《台灣地區民粹主義的政治演進及影響》，《台灣研究》2020第2期。
⑯郭中軍：《民主語境下的台灣民粹主義現象》，《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
⑰王聲平：《台灣民粹主義媒體建構分析》，《台灣研究》2015第4期。
⑱亨廷頓,克羅奇,綿貫讓治：《民主的危機》，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頁。
⑲黃嘉樹,程瑞：《台灣選舉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8月號，總第29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