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中評社 臧涵攝）
中評社香港7月11日電（記者 臧涵）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對香港社會目前存在的問題以及未來如何進一步深化香港與內地之間合作做了深入解讀。
洪為民表示，，20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但是由於香港與內地在一些方面存在這差異，因此“一國兩制”在實踐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是差異本身也是動力，即是互相合作的前因。國家為什麼要實施“一國兩制”？一方面是給當時的香港人一個信心；另一方面，在深化國家改革開放，國家融入國際社會等方面本身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國兩制”的實行為國家的發展打開了“窗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相信未來在“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實施過程中，香港還是會繼續起到正面作用。我們應當要辯證地去看“一國兩制”。
洪為民表示，香港有良好的制度，在法律、會計、金融、工程等領域均設有與海外標準接軌的嚴謹監管機制，通曉兩文三語的人才具備國際視野。國企和民企走出去，需要做可行性和顧問報告，而商務咨詢、協約、糾紛調解、投融資等亦需要專業服務的支持。如今國家正在大力實施“一帶一路”，有愈來愈多的內地企業準備響應國家這一戰略，對香港而言這是一次歷史性機遇。
洪為民說，未來香港應當抓住“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機會加強與內地之間的合作。但是要抓住這個機遇，就要摒棄那些互相爭先的心態。深港兩地在珍惜自己的優勢和價值的同時，也要看到對方優勢和價值。雙方以科技合作、金融合作及專業服務合作為契機，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中評社：回歸二十周年，香港出現哪些變化？您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有何評價和看法？
洪為民：沒有任何人能夠指出“一國兩制”有什麼不好，到現在為止包括反對派其實也同意“一國兩制”其實是成功實踐了的。因為我們保留了香港之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這個是毋容置疑的。香港回歸後，經濟增長，整體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教育更普及，醫療水平提高，生活環境變得更好。
這20年來，香港的經濟、基礎設施建設、社會結構不斷改變。因為整個世界正在改變，香港不得不去適應這樣的改變，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加大創新科技投入力度來適應這樣的變化。
但是，香港整體發展方面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現在確實存在著一大部分香港年輕人覺得前途茫茫，對生活有怨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上流空間變小了。整個香港社會經濟發展到了成熟階段，經濟階層固化，創業比以前難了（租金貴、成本貴、創新力度加大）。另外，通過傳媒渲染以及朋輩之間的影響， 有些年輕人的價值觀也變了，他們以房子的大小來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準。這就讓香港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未如人意的地方。
“一國兩制”難免有矛盾，毛澤東說過，差異就是矛盾。兩個制度之間不同會肯定會有矛盾。香港與內地之間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存在矛盾。
不能說這些矛盾不存在，但是這些矛盾是否會影響到香港人民生活，也不至於。透過兩制之間相互協調與融合，香港看到了國家的強大，看到了國家帶給我們的機遇，同時，國家也在不斷改革開放，不斷進步。在這樣的情況下，希望這些矛盾能夠慢慢越來越小，但是這些矛盾不可能完全消失。
差異本身也是動力，即是互相合作的前因。國家為什麼要實施“一國兩制”？一方面是給當時的香港人一個信心；另一方面，在深化國家改革開放，國家融入國際社會等方面本身起到了積極作用。“一國兩制”的實行為國家的發展打開了“窗口”，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相信未來在“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實施過程中，香港還是會繼續起到正面作用。所以我們應當要辯證地去看“一國兩制”，不能只說這是中央對香港的恩典。
中評社：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也是前海“深港合作年”。您認為未來香港應當如何進一步推進與內地之間的合作？
抓住大灣區機遇
洪為民：我認為，未來香港應當抓住“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機會加強與內地之間的合作。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粵港澳大灣區由廣東9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及港澳兩個特區所組成，總面積5.65萬平方公里。截至2015年末，粵港澳大灣區區內總人口6765萬，GDP總和約為1.3萬億美元，區內進出口貿易額達1.5萬億美元。
大灣區亦擁有世界級的海空港群，機場年旅客吞吐量接近1.4億人次，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接近7200萬標箱。隨著港珠澳大橋、高鐵等交通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珠三角區域逐漸一體化，有利形成高端、開放、創新、具實力的“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體。
大灣區的優勢互補
長久以來，香港和廣州、深圳、東莞、惠州、江門等城市都有密切聯繫。2015年5月，中國社科院發表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指香港“創新不足、守成有餘”。
但是香港在法治程度、制度建設、基礎設施、衛生與教育、商品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水平等方面還是要比任何一個內地城市要高，只是近年一直找不到新的增長點。
深港密切合作成為雙子城，那就是強強聯合。深圳近年致力發展高科技產業，已形成良性循環，是繼美國矽穀後的全球第二個創新科技之都，在應用技術方面領先。
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然而，香港現時依重傳統的支柱產業，即貿易及物流業（23.9%）、金融業（16.5%）、專業服務及其他生產性服務（12.4%）、旅遊業（5%），在新興、規模較小但具潛力的產業投放資源卻有所不足，加上高地價和工資使香港的營商成本高企，不利中小企（尤其是初創企業）健康發展。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融資市場上具有良好的結構及背景，香港在初創的天使投資，到A輪、B輪、C輪的投資，銀行借貸、上市融資，甚至私有化取消上市，以至私有化再估值再上市，都有充分的經驗。
另外，香港的法律、金融及市場體制健全，給予國際投資者信心，加上貨幣自由流通，是進行融資的好地方。融資又恰恰是科技創新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香港的設計，品牌市場化、國際化也有很大的優勢，能夠和國際接軌。
如果以香港、廣州和深圳的大學基礎科研，香港、深圳的融資，香港的品牌和設計，加上深圳的應用科技和創新，廣州、東莞、惠州的高端製造業，香港的國際貿易配套和市場化，以及大灣區的空運和海運能力， 這簡直是一條全球獨一無二的完整產業鏈。
深港可發展成雙子城市關係
在粵港合作上，從深港出發，是一個很好的組合。雖然香港和深圳在很多方面仍存在著一些差異，包括人口結構、產業結構、社會體制等方面，但是兩地的優劣恰巧互補，可以發展成雙子城市關係。
從硬件層面上看，深港兩地應加強協調一些基礎建設的規劃，以機場發展為例，香港機場與深圳機場可以有效連接並作適當分工。
從軟件方面分析，香港雖然一些領域上，包括法治建設、訊息流通、國際聯繫等方面領先深圳，但當香港被批評創新力不足的時候，深圳則被評為國家最具創新能力的城市之一。
香港是外商高度信賴的國際都會，深圳則充分掌握內地市場，故港深絕對有條件合力構建中外資金雙向流動的最佳通道。
未來，香港與內地的發展應該以“粵港澳大灣區”為立足點，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走出去是粵港澳很自然的發展路徑。
面對我們今天資金驅動的經濟模式，香港湧現了不少問題，如物價地價高企、缺乏實體經濟支撐，香港實在需要透過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機會，藉著區域發展合作，向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轉型。
香港不應錯過這個黃金機會。
中評社：您能說一下未來香港應當如何抓住“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機遇呢？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品牌
洪為民：我建議未來要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品牌，如果能建立起“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專業服務中心，“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智造中心，“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中心等品牌，決對有機會爭做世界第一的灣區品牌。
另外，我們還要加強深港之間的科技合作，例如在大數據、智能型城市、移動互聯網、雲計算、電子政務、數碼娛樂、電子商務、互聯網金融等方面，深港兩地各有優勢。
過去深圳欠缺世界頂級的大學去培育優良人才，基礎研發機構也相對不多。香港有10間大學，當中有5間更是世界排名100大的大學。在科技合作方面，港深可以發揮協同效應，把全國乃至全世界優秀的科研人才集聚在一起。
港深無論在人才上、企業上，都有一定的合作空間，互補長短。我們下一步應一起思考，如何加大、加快大灣區在人才、科研、產業、企業之間等創新要素的流動，借助香港這個平台協助人才更市場化、國際化；在產品的科研、服務的創新方面多作投放，協助企業及產品“走出去”。
加強專業服務合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2016年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的講話，特別提到了香港服務業專業化優勢。“一帶一路”建設涉及海量的商業活動及跨境貿易，需要專業服務配套以作保障。
香港有良好的制度，在法律、會計、金融、工程等領域均設有與海外標準接軌的嚴謹監管機制，通曉兩文三語的人才具備國際視野，受到中外機構歡迎及信賴。國企和民企走出去，需要做可行性和顧問報告，而商務咨詢、協約、糾紛調解、投融資等亦需要專業服務的支持。
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內地企業準備響應國家“走出去”的戰略，對香港而言這是一次歷史性機遇。
摒棄互相爭先的心態
但是香港土地和工資相對較貴，而且人口基數少，而專業服務其實是“知識型勞力密集”的，所以不少香港或者國際專業服務機構，都會在深圳建立面對內地客戶的中心，配合香港的國際窗口，從事融資合併等服務。長遠來說，打造出“深港‘一帶一路專業服務中心’”的品牌，成為協助內企走出去的跳板，並船出海。
香港要抓住大灣區機遇，要摒棄那些互相爭先的心態。深港兩地在珍惜自己的優勢和價值的同時，也要看到對方優勢和價值。雙方以科技合作、金融合作及專業服務合作為契機，共建粵港澳大灣區。
中評社：今日香港在管治和社會上都出現了一些未如人意的地方，包括“港獨”、“本土”思潮的興起，以及兩地摩擦的加劇等，您如何看待香港社會存在的這些問題？存在這些問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洪為民：這裡面不是單一的原因，一方面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們故意去挑起或者說誇大這個矛盾。第二，因為我們經濟增長變慢，社會就會出現怨氣，容易把外來者作為假象敵，這不單是在香港，美國也一樣。
這裡面矛盾有幾種，就底層人民來說，因為生活不如意，遷怒一些比他們更弱勢的群體，比方說新移民。對於一些社會高層人士來說，這裡面就存在一個文化差異的問題。香港傳統是受西方教育的，跟我們國家的文化存在差異。
我們國家現在正在改變，比如說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些地方可能跟香港比沒有太大分別，但是去內地的一些三四線城市，這些地方人們的生活習慣跟香港人不太一樣，例如他們有可能會不排隊、說話比較大聲等等。
但是上述提到的生活習慣的不同其實主要是來自文化差異，不是內地人真的特別不願意排隊，而是說，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排隊，所以他就不知道要排隊，這是一個需要慢慢教育的過程，要互相參照後才會成長。
自由行的實行確實給香港帶來了一些衝擊，現在好多了，但是好多了的同時，對香港經濟又造成了一些不好。
香港有個大問題，回歸20年，香港在土地載體方面沒有太大增長，經濟活動需要很多載體，住房也需要，住房土地供應不足會造成房價的高起。
當時的香港政府沒有太妥善處理好自由行所帶來的問題，如果有那麼多人來香港購物，應該建造一些outlet等購物點來分散人流，而不是讓這些人聚集在銅鑼灣、尖沙咀等地方。人員聚集造成了那幾個地方的租金飛漲，很多小店關門。地下門面全部是化妝品、奶粉、黃金店，這對香港市民的生活確實造成了不便。
如果這些市民沒有分享到自由行的好處，他們可能不是房東，不是店員、店主，但是成本的提高他們確同樣“享受”到，這樣就造成了一股怨氣。
這跟中央的自由行政策的好壞無關，是跟香港如何去應對這個政策有關，當時政府應該採取一些有遠見的方式，去規劃如何應對這些增加的遊客與購物人群。
國家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雖然經濟得到飛速發展，但是很多東西跟香港比還是相對落後，不管是在法制觀念、對知識產權的尊重、以及自由度等方面，跟香港比還是有距離。
有一批香港人只看到了內地與香港的差距，文化差異造成了一些香港人對內地的歧視。另一方面，由於國家的高速發展，有一大批國人變得富裕了，他們來香港購物，買名牌包，造成了“紅眼症”。所以有些香港人會有既自大又有自卑的感覺。
中評社：對於上述提到的這些問題有什麼解決方法？
洪為民：國家還是會繼續進步，人的素質會繼續提高，那麼文化差異造成的問題就會慢慢被解決。2012 年的時候，當時我和一些兄弟們籌備了50萬，印制了很多小册子，在機場和關卡發給遊客，告知遊客地鐵上不能吃東西，不能隨便抽煙等等一些生活細節上的注意事項。當時我們那麼做就是想通過做這件事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做的好了，旅遊發展局與香港政府可以效仿，但是因為資金有限，這件事情沒有繼續下去。
我之所以舉這個例子就是想說明通過教育可以讓內地人明白一些所謂的“文化差異”，那麼他們就可以有針對性的改變自己的行為。
另外一方面，可以投資建一些邊境購物城來分流，在深圳前海就有個購物中心。通過分流的方式，讓那些純粹是來買奶粉，買面膜的人不用擠到市中心，例如尖沙咀和銅鑼灣等地，從而減少了這些地方的負擔。
之前“一簽多行”所帶來的問題，因為內地傳媒有關香港對遊客不友善的報道，現在自由行的人數少了，相對問題沒有那麼嚴重了。
隨著國家經濟進一步增長，很多東西是衣食足而知榮辱，生活好了以後自然會講究生活品質，人們自然變得文明。
從經濟上來說，香港已經跟內地聯繫非常緊密了，不管“港獨”、本土勢力怎麼吵鬧，香港跟內地經濟的關聯度早就超過了它跟任何一個城市和地區。而事實上，隨著國家“一帶一路”、亞投行、大灣區等戰略與項目的實施與開展，香港更加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密不可分了。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實是中國內地企業上市的主要平台，現在中國的大企業基本都上市了。香港的下一步要做什麼？我不是太憂慮兩地的矛盾，我憂慮的是香港缺乏經濟增長點，因為香港有它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能通過發展去解決。
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可以靠分配去解決貧窮問題的，香港確實有分配的問題，大城市很容易有貧富矛盾。我們有很多空間改善貧富矛盾，我們的醫療做得不錯，減少了貧富差距帶來的問題，但是唯一要解決的是住房問題，這是大問題。
現在在香港，很多人還是生活在人均幾平米的生活空間內，這些人的生活我們需要對其改善。我們需要給他們住的地方，而不是物業，如果他們居無定所或者說居住環境太差，那麼對他們個人成長都不利。
香港下一個經濟增長點在哪裡？香港從事金融業的有五萬人，加上會計、律師30萬人，香港有300萬就業人口，20萬做公務員、老師，剩下的人去做什麼？
自由行固然對香港有很多幫助，尤其是幫助香港走出SARS之後的低潮期，但是這是一個低增值的GDP ，本身創造的實際價值並不高，我們更需要的是自己創造價值。
因為香港沒有奶牛，香港的奶粉是從荷蘭、日本來的。我們要自己創造，現在香港的工業產值所占的比例只剩下1%，剩下99%是服務業，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創造價值？
今天香港服務業出口的70%是來自於旅遊業。這是個低增值的GDP，不是說不重要。服務業的確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但是整個社會發展包括青年人、大學生怎麼辦？金融業吸收不了這麼多，怎麼樣幫這幫人找到出路，創科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另一方面，香港擅長做專業服務，我們將其出口。現在我們做的IPO是一個出口服務，隨著“一帶一路”投資的大量開展， 隨著國家走出去的項目越來越多，非常需要專業服務上面的人才，香港要抓住機遇。
就像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說的那樣，鼓勵香港與內陸省區市拼船出海。內地企業走出去很容易走彎路，因為內地的法律制度、專業服務制度跟國際並不接軌，香港恰恰是跟國際接軌的，香港可以幫著內地企業走出去。
香港不懂基建，但是我們懂項目管理，懂投資，正好內地有這個需求，與香港可以配合。
下一個20年，香港如何利用機遇？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